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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风气，是承继了以前唯心的佛道思想，并接受了韩愈以后大地主官僚集团的思想而形成的。这种风气，是从周敦颐开始的，文以载道之说也创始于周氏。周氏《通书》说：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致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辞》第二十八）
他再说：“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这都是重道轻文之意。不过他讲到“笃其实而艺者书之”，讲到“美则爱，爱则传”。还并不主张完全废饰，只是不要徒饰而已。
到了二程──程颢程颐，再加推阐，那就趋于极端。程颢说：“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盖有德者必有言，而曰我于辞命则不能者，不尚言也。”（《二程外书》一）程颐也说：“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也。故言则成文，动则成章。”（《二程遗书》二十五）他们都深信“有德者必有言”之语，于是有所谓“倒学”之说。
退之晚年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轲之死不得其传，似此言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出，必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者何事。（《二程遗书》十八）
本来，二程以前，吴孝宗早有“古人好道而及文，韩退之学文而及道”之语（开《优古堂诗话》引）刘敞亦言：“道者文之本也，循本以求末易，循末以求本难”，（《公是先生弟子记》）这些似乎即为程说所本，不过程氏说得更为明白而已。
于是，进一步且以文章与异端同科《二程遗书》卷十八云：
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
又卷六云：“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卷十八云：“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此虽不与异端并论，但已屏文章于道学之外，欲趋于道者，便不必求其能文了。程颐云：“名数之学君子学之而不以为本也，言语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为始也。”（《二程遗书》二十五）此则正离考据词章与义理而为三了。在他们的心目中义理之外无学，义理之外即有学也不是学之本。
于是，更进一步有作文害道之说。《二程遗书》（六）称二先生语：“扬子之学实，韩子之学华，华则涉道浅。”为了顾到道，势必不重华，所以学文为道，成为不能兼顾的事。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谓：“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则今之学与颜子所好异矣。”（《伊川文集》四）这已说的很明白，其言愈华，其离道愈远。至其《答朱长文书》（或云此明道之文）又谓：
向之云无多为文与诗者，非止为伤心气也，直以不当轻作尔。圣贤之言不得已也。盖有是言则是理明，无是言则天下之理有阙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则生人之道有不足矣。圣人之言虽欲已，得乎？┅┅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也。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伊川文集》五）这是直言诗文不当轻作，作则反害于道。《语录》中间也有同样意思。程颢说：
学者先学文鲜有能至道。至如博观泛滥，亦自为害。程颐说：
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吕与叔有诗云：“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此诗甚好。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曰：人见六经便以为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只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称文学，何也？曰：游夏亦何常秉笔学为词章也。且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岂词章之文也！（《二程遗书》卷十八）
这种论调可用来反对纯艺术论，但他们本于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反对纯艺术论，那就必然以作文为玩物丧志，成为道学家的偏见。濂溪论文，犹不废饰，二程论文，始以为有德者必有言，不要致力于文。一方面歧文与道为二，而以为学文则害道；一方面又合文与道为一，而以为明道即能文。于是才主张文不可学，亦不必学。但是对于张载的《西铭》，未尝不见到此意，却无这种笔力以达之，那就可知学文固未尝不有裨于道，而明道的结果还是未必一定能文的了。
二程以后，其门弟子等续有阐说，但是都是重道轻文的主张。杨时本于二程倒学之说，进一步分别唐学宋学所由不同的原因。唐人宗经征圣，宋人也是宗经征圣，可是结果怎样呢？杨时《送吴子正序》中说：“元和之间韩柳辈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论著不诡于圣人盖寡矣。”学圣人而结果反异于圣人，于是他于《与陈传道序》中再说明它的原因，认为“士固不患不知有志乎圣人，而特患乎不知圣人之所以学也。”（均见《杨龟山先生集》二十五）怎样学呢？他再指出所以学的方法，说：“士之去圣远矣，舍六经亦何以求圣人哉？要当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会于言意之表，则庶乎有得矣。”（《与陈传道序》）
他们认为：在自己对道未明以前，应当要精思，要超然默会于言意之表。程颐的弟子尹享也是这样主张。《和靖集》中有一节云：
冯忠恕曰，先生学圣人之学者也。圣人所言，吾当言也；圣人所为，吾当为也。词意云乎哉！其要有三：一曰玩味，讽咏言辞，研索归趣，以求圣贤用心之精微。二曰涵养，涵泳自得，蕴蓄不挠，存养气质，成就充实，至于刚大，然后为得也。三曰践履，不徒谓其空言，要须见之行事，躬行之实，施于日用，形于动静语默开物成务之际，不离此道。所谓修学，如此而已！所谓读书，如此而已！（《和靖集》八）
在这儿所谓“玩味”，所谓“涵养”，实在就是精思默会的意思。事实上，这种唯心的讲法，古文家也是这样的。《和靖集》中再有一则语录云：
先生尝与时敏言，贤欲学文，须熟看韩文公六月念六日白李生足下一书，检之乃《答李翊》。中云：“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先生之意在此。（《和靖集》七）
他们所取于古文家的就是这一点。因为这一点，古文家可以本之以学文，道学家也可以本之以学道，所以是不冲突的。可是，这种方法毕竟是脱离实际的，古文家已走错了路了，道学家想纠正过来，却还是采取同样的方法，当然也不会切合实际了。
他们又认为：在自己对道既明以后，就要重力行，而力行也是从“超然默会于言意之表”得来的。体会到一些圣贤气象，也就这样模仿起来，这就是他们所谓“力行”。尹享《进论语状》云：“学贵于力行，不贵空言，若欲意义新奇，文辞华赡，则非臣所知也。”（《和靖集》四）“力行”，也就是上文所讲的“践履”。但是因为脱离实际的关系，所以体会以后即使讲力行，也不过规行矩步，成为乡党自好之士而已。后来陈亮就反对这种脱离实际的行动。他说：“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后来周密也反对这种末流虚伪的风气。他说：“世又有一种浅陋之士，自视无堪以为进取之地，辄亦自附于道学之名，褒衣博带，危坐阔步，或抄节语录以资高谈，或闭目合眼号为默识。”（《齐东野语》）
从前一点讲，他们所玩味的，只是心性之理，根本不重在文辞；从后一点言，即使他们体会有得也不要见诸文字。所以他们所谓“文以载道”已经把“文”看作发表思想的工具，不看作“文学”；再进一步，连这些认为体会有得的还不要见诸文字，这真走到极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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