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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梁文学的流风余韵依旧存在的初唐，能于诗国首先竖起革命的旗帜，以复古为号召者，就是陈子昂。韩愈《荐士诗》谓“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新唐书》本传谓“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他何以能如此呢？就因为他提出了“风骨”两字，提出了“兴寄”两字，注意到诗的现实主义的问题。他的《与东方左史纠修竹篇叙》云：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废，风雅不作，以耿耿也。（《陈伯玉文集》一）
虽则仅仅只有这几行字，但是提出的问题却很为重要，因为这是唐诗所以成功的原因。在以前，颜之推提到“古之制裁”了，史家论文也讲到“情性”了，可是说来总觉还隔一层。直到陈子昂拈出“风骨”“兴寄”诸词，才算接触到了现实主义。
我们讲这一段文字，对这些名词先要略加诠释。什么是“风骨”？《文心雕龙·风骨》篇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又说：“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又说：“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我们根据这些话，就可以知道“风骨”和“兴寄”是有连带关系的。必须有内容的言，才能有骨，只讲形式技巧是不会有骨的；必须一往情深，蕴结于中非吐不可，才能有风，勉强敷衍成篇是不会有风的。有风有骨才能有力。所以他所说的汉魏风骨，也就等于锺嵘《诗品序》所说的“建安风力”。我们再看“汉魏风骨”是怎样形成的？《文心雕龙·时序》篇讲到建安文学，就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哀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那么建安文学还是因为暴露现实，反映现实，才会梗概多气的。但是到晋宋以后，文学根本脱离了现实，所以说“晋宋莫传”。
于次，再讲什么是“兴寄”。兴奇也近于昔人所谓“比兴”。《文心雕龙·比兴》篇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所以我们可以说兴寄是要暴露现实的。“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这正是齐梁间诗的根本毛病。脱离现实的作品只有用现实主义来补救，才是对症良药。风雅之有价值就是因为是现实主义的作品；而齐梁间的作品却正是反现实的，所以说“兴寄都绝”，所以又慨叹于“风雅不作”。我们了解这一点意义，然后也可知道白居易《与元九书》所谓“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他所以要把风雅比兴连缀着讲原来也有这样的用意的。
自从陈子昂提出了这个问题，于是李白杜甫就能在唐代诗坛各有建树。可惜李、杜对于陈子昂这一些意思体会得不够深刻，所以论诗还重在形式方面。
白居易批评李、杜诗谓：“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这就是本于现实主义的立场来批评的。
这批评很惬当，正因为李、杜作风还有这些缺点，所以李、杜诗论也就不可能完全发挥现实主义的理论，尤其是李白。
李白自谓：“梁陈以来，艳薄斯极，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孟本事诗》引）这好象和陈子昂的意见一样。其实，他所体会到的“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只是《文心雕龙·风骨》篇所说：“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所以他所谓“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所谓“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均见《古风》）都不过是为“丰藻克赡，风骨不飞”的关系。他不要摹拟古人，也不要拘束声律，更不要只讲藻饰事类，甚至气不能举其辞。他只理解到这一点，所以本于他浪漫的气质，只要崇尚自然，破弃格律，因此说：“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他再说：“郢客吟白雪，遗响飞青天。”（见《古风》）这两句话也许是他用以自况。他的确是“才矣，奇矣，人不逮矣”，“遗响飞青天”矣，可是，“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
杜甫则不然，他是“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的，他是“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的，所以他对于六朝文学并不卑视。他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他说：“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他是很了解六朝作家的风格的。他说：“颇学阴（铿）何（逊）苦用心。”（《解闷》）他再说，“谢每篇堪讽诵”。（《寄岑嘉州》）他对于六朝作品又是很注意学习的。不但这样，他对于承袭齐梁余风的初唐四杰也是相当推崇的。他说：“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
那么他是不是也是承袭齐梁余风呢？则又不然。其《咏怀古迹》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他是也有“窃攀屈宋”的意思的。其《解闷》诗云：“李陵苏武是吾师。”其《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诗》云：“文章曹植波澜阔。”他更是推尊汉魏的。不过他是贯穿古今的，所以一方面力亲风雅，一方面又不废齐梁。其《戏为六绝句》之六云：“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大抵当时诗坛有两种风气，就是元稹《杜工部墓系铭》所说的“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而少陵则正告之以别裁伪体多师为师的标准。伪体云者，不真之谓。一些沿流失源，甘作齐梁后尘的固然不免于伪；就是放言高论不能虚心以集益的，难道又不是伪体！所以认为“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各执一端，两无是处。于是指示正鹄，要以转益多师为宗旨。这是他的诗所以能“贯穿古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的原因。其《偶题》诗云：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
也就是这种主张。“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他认为作风之趋于绮丽，是文学演进上自然的趋势。所以不同李白一样，一笔抹煞，称为“绮丽不足珍”。问题只在“转益多师”。如能“转益多师”，就不致沿流失源，而自能“后贤兼旧制”了。问题只在“别裁伪体亲风雅”，如能“亲风雅”，也自然接触到现实，而所谓“兼旧制”云者，也就不会甘作后尘，限于形式技巧的模拟了。这样，能有个性的流露，即所谓“作者皆殊列”；又能有时代性的表现，即所谓“历代各清规”。他的诗大部分写成在安史之乱以后，真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作风和论调都比李白更进一步。
白居易所处的时代，社会矛盾更尖锐化了，所以本于陈子昂“风雅不作”之说，更要复到《诗经》的现实主义文学。他《与元九书》中论作文大旨云：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白氏长庆集》二十八）
这些话，虽则多少还带一些儒家的论调，但是因为他正确地了解诗的意义和作用，所以虽不用现实主义的名称，却接触到现实主义的实际。且看他对六义的解释。
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诫，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道人情。用（一作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元刂矣。
《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主义始缺矣。
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伦者，百无一二。于时六义寝微矣。
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华”，感花以讽兄弟；“采采苡”，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与元九书》）
这样讲法，就比陈子昂说得更明确。因为六朝人只知道踵事增华为文学的进化，不知离开了现实，愈讲技巧，就愈没有价值。所以他用“六义”的尺度来衡量，就显得愈讲新变，愈是一代不如一代。他批评李、杜，也是用这个标准。其实，这个标准，就是现实主义的标准。我们且看他悟得的结论：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
为时为事，不就是现在所说反映现实，暴露现实的意义吗？他在《新乐府自序》里说得更明白。
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白氏长庆集》三）
总括一句话，为现实而作，不为文而作。这样，才有兴寄。他的《读张籍古乐府》云：“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白氏长庆集》一）这样，也就不需要采丽。他的《寄唐生诗》云“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同上）可是，他这种暴露现实的态度，在以前的统治阶级是不会赞同的，是不会容许他作诗取这种态度的，所以他在《与元九书》中不免很感慨地说出他在当时的困难：
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即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艺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下人病苦闻于上子？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与元九书》）
同时又很愤激地表示他坚决的奋斗：
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寝，夜辍哺，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然而，邓鲂、唐衢既死，元稹又不是他最合适的同伴，于是一方面正视现实，一方面却又要逃避现实。于是在这种矛盾中间，巧立名目，称正视现实的为讽谕诗，称逃避现实的为闲适诗。这样，他在碰壁之后，又可以心安理得了。他在《与元九书》中也提到这问题。他说：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
这就是时代给予他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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