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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体性》篇说：
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典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趋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
此所谓八体，不是指文章的体制而是说文章的风格，就文章的风格而加以区分，这应当算是最早的材料了。后来日本《文镜秘府论》卷四《论体》篇，有博雅、清典、绮艳、宏壮、要约、切至六目，就是本《文心雕龙》所举八体，稍加改易而去了新奇轻靡二体。唐代皎然《诗式》以十九字括诗之体，司空图有二十四《诗品》，虽品目较多，然而没有《文心雕龙》所说的扼要。盖刘氏所说的八体，可以归纳为四类：雅与奇为一组，奥与显为一组，繁与约为一组，壮与轻为一组，这四组就是所由构成风格原因的四类。雅与奇指体式言，体式所以会形成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就视其所习，所以说：“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奥与显指事义言，事义所以会形成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又视其所学，所以说：“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繁与约指辞理言，构成之因视其才，所以说：“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壮与轻由风趣言，构成之因视其气，所以说：“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在这里，雅奇、奥显、繁约、壮轻是两种相等的不同的风格，雅郑、浅深、庸俊、刚柔，又是两种相对的表示优劣的评语，两相配合，固然不能尽当，但是雅奇和习，奥显和学，繁约和才，壮轻和气，却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还可以这样比附。在此四类之中再可以综为二纲，这即是他所说的“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情性出于先天，所以才和气可以合为一组，所谓“才有天资”。陶染出于后天，所以学和习又可合为一组，所谓“学慎始习”。
才和气的关系即《体性》篇所法“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诸例。他总结所举各例说：“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这就说明了个性和风格的问题。
学和习的关系，即《定势》篇所说：“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以及“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他如《文镜秘府论·论体》篇所说：“称博雅，则颂论为其据；语清典，则铭赞居其极；陈绮艳，则诗赋表其华；叙宏壮，则诏檄振其响；论要约，则表启擅其能；言切至，则箴诔得其实。”这都说明了文章体制和风格的问题。
此外，《文心雕龙》还有《时序》一篇说明风格与时代的关系，《物色》一篇说明风格与地域的关系，也可以作参考。风格问题，本来也是受当时玄学的影响，多少不免带些唯心的色彩，不过象《文心雕龙》这样讲，说明风格和种种具体事实的关系，尚不致令人有不可捉摸的感觉。
因此，我们再可以从这个观点上，讨论他所指出的“神”与“气”的问题。
先讲他的论“神”。《神思》篇说“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这些话好似说得神秘一些，似乎是“不可说不可说”了，其实《神思》篇中所讲，还是比较具体的问题。例如：
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烛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这些话就说得很具体。他说“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指的就是感兴，感兴好似不可捉摸，但是可从养气得来，所以说“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至于所谓“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这是很具体的致力之方；“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也是很切实的加工之法。所以下文说：“是以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至其言“气”，约有三义：有《养气》篇所说的“气”，有《体性》篇所说的“气”，再有《风骨》篇所说的“气”。
《养气》篇所说的“气”，其义与“神”相近，指的是神气。所以说：“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神和气是相提并论的。这些话就是《神思》篇所说的“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所以说：“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这样，在人讲，是气旺神酣之时，就文讲，成机神洋溢之境，可知抽象的风格，还是根据具体的条件。
《体性》篇所说的“气”，其义与“性”相近，指的是才气。所以说，“气有刚柔”，所以说，“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这即是后人所说的阳刚阴柔之美。气有清浊，不可力强而致；气有刚柔，也是情性所烁。这即是所谓“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所以说：“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那么，风格由于个性，这也不是玄妙之谈了。
《风骨》篇所说的“气”，其义与“势”相近，指的是语气。刘氏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又说：“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然则“骨”在说得精，“风”在说得畅。后来古文家论文主“气”，就因为骈文家为了讲究涂饰，甚至气不能举其辞，成为行文之累。而他呢，在骈文风行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弊病。所以说：“若丰藻克瞻，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他认为不修饰文辞，固然不妥，只顾到堆砌，也有流弊。所以说：“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所以再说：“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
这样，他的论神论气，都是比较切实，并不涉于虚玄。后人论文，反在几个抽象名词上边弄玄虚，那就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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