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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以要把左思葛洪相提并论呢？因为这两人有些相近的地方。左思是文学家，他在当时骈文风靡的时代，其创作路线，是比较保守的；葛洪是思想家，他在当时清谈流行的时代，其论调主张也是比较传统的。可是他两人似乎都受王充的影响，却都发挥了王充的学说。因此，把他俩合在一起讲。
扬雄班固挚虞诸人之论辞赋，皆以古义相绳，谓辞人之赋没其风谕之义。他们的论点，可以说都是着眼在善。至左思又一变其论调，谓后人之赋近于虚诞失实，这显然是受王充的影响的。其《三都赋序》云：
盖诗有主义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板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
这种作赋求真的主张，对不对自是另一问题。王观国《学林》卷七《三都赋序》条已驳左思之说而为相如诸人辩护。他认为“卢橘夏熟”云云，正所以见上林之富丽，四海之嘉木珍果莫不移植其中；“以出比目”云云，也所以极言感格之所致，虽鱼鸟之飞潜也有不召而致者。这本是夸饰扬厉的关系，只有在王充才认为是艺增。他若“玉树青葱”云云，则玉树本非指天产，并不限于地域；“以游海若”云云，也只言武帝好神仙，治太液池，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仙之宅，龟鱼之属，以俟神人，并不与事实不合。那么左思所列举以为疵病的也就未必尽当了。
由于左思论赋，偏于情实，于是他定诗赋的界说云：
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
他这样定诗赋的区别，也有些不很妥当。为什么？古人所谓发言为诗者，不过说这是情之自内生者而已；所谓升高能赋者，不过说这是情之自外起者而已，并不是说诗可逞虚而赋必核实。所以左思论赋是有些偏见的。
我们现在就要说明左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偏见。我认为这还是文学史上的问题。我们要知道魏晋时代的赋，又走上一条新的路线，就是不用来述事而用来抒情或写景。这样，所以也就不需要长篇而改变为短制。这是魏晋以来赋的新方向。陆机说：“赋体物而浏亮”，就是指新的演变讲的。而在于左思呢，他是这方面的守旧人物。他“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就可知道他是循着旧路线进行的。但是在旧路线中又不能不有些转变，于是接受王充的学说，提出求真的主张。《晋书·文艺传》称他“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可见他的赋《三都》，真是“稽之地图”，“验之方志”，完全是科学求真的态度。我们如果着眼在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在《三都赋》未成以前，陆机、陆云要嘲他“伧父”，而在他《三都赋》既成之后，又居然能洛阳纸贵，风行一时。
于次，再讲葛洪。葛洪是深受王充影响的，可是他对当时的思想界也是背道而驰的。他生在晋代清谈最盛的时代，但是他有反对清谈的表示。他的《正郭》（郭泰）《弹祢》（祢衡）《诘鲍》（鲍敬言）以及《疾谬》、《讥惑》、《刺骄》等篇，都是摹仿《论衡》的作风，而用来讽刺清谈的先导者和当时的实行者。所以他的思想一方面是方士，一方面又是传统的儒家思想。
尽管他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但是他论文还有进化的观念，这不能不说是受王充的影响。葛洪所著有《抱朴子》，其《钧世》篇云：
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经荒历乱，埋藏积久，简编朽绝，亡失者多，或杂续残阙，或脱去章句：是以难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博富。然则古之子书，能胜今之作者，何也？守株之徒，喽喽所玩，有耳无目，何肯谓尔！其于古人所作为神，今世所著为浅，贵远贱近，有自来矣。故新剑以诈刻加价，弊方以伪题见宝。是以古书虽质朴，而俗儒谓之堕于天也；今文虽金玉，而常人同之于瓦砾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乎？同说游猎，而《叔畋》、《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祀，而《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乎？等称征伐，而《出车》、《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近者夏侯湛、潘安仁并作补亡诗，《白华》、《由庚》、《南陔》、《华黍》之属，诸硕儒高才之赏文者，咸以古诗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贤之所作也。
这种论调说明文学的进化，说明品评文学不可贵古贱今，这都是比较重要的地方。这些意见虽也本于王充，但是他说今文所以胜于古文的缘故，由于古朴而今丽，那么又是受当时骈文发达的影响，可以说比王充思想更进一步了。《钧世》篇再说：
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至于锦丽而且坚，未可谓之减于蓑衣；辎妍而又牢，未可谓之不及椎车也。书犹言也，若言以易晓为辩，则书何故以难知为好哉？若舟车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结绳，诸后作而善于前事，其功业相次千万者，不可复缕举也。世人皆知快于曩矣，何以独文章不及古耶？
葛洪的历史观点也是受王充影响的，而葛共本于历史观点发为这种论调，可谓“青出于蓝”。再有，葛洪思想也不是无条件的主张妍丽，如《尚博》篇、《百家》篇中都对当时“贵爱诗赋浅近之细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书”，加以慨叹，则又是尊子书，忽文艺的主张了。又如《辞义》篇说：“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那么，就“用”的观点来衡量，又变成贵古而贱今了。事实上，这不是矛盾，而是论点不同。就古诗暴露现实这一点来讲，的确比当时只讲涂饰词藻而没有内容的诗要高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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