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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论诗也与孟子不同。孟子论诗重在求其义，荀子言诗重在尽其用。所以孟子论诗不及于乐，而荀子则以重礼的关系处处牵涉到乐的问题。荀子《劝学》篇说：“诗者中声之所止也。”这似乎只说到诗的风格，然而却也与乐理相通。
这是他对于诗所下的定义，同时也即是他对于乐所下的定义。所以杨亻京注说：“诗谓乐章，所以节声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
《论语?泰伯》篇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教的应用，必待合于乐，而后在人事上的应用始广。孔子在诗教上的两种作用，即是（一）正乐，（二）说义。所谓“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所谓“恶郑声之乱雅尔也”。（《论语?阳货》）都是孔子正乐的表示。所谓“学诗乎”（《论语?季氏》），“为周南召南矣乎”（《论语?阳货》），所谓“启予者商也”（《论语?八佾》），又都是孔子说义的表示。孔门诗教，本兼重在这两方面的。后来汉儒以说相高，这固然太偏；然必如郑樵所谓“孔子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通志?乐府总序》），则也是仅得其一端。我们明白这一点不同，然后知道孟荀诗教各不相同。孟子重在说义，而荀子则重在合乐。──虽则荀子书中也依旧带着不少说义的部分。
儒家以主尚用而推重礼乐，墨家却也主尚用而推翻礼乐。正因墨子书中有《非乐》一篇，所以荀子书中必有《乐论》一篇，以反驳之。《乐论》篇说：“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讠思，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这即是雅颂之声在政教上的作用。而所谓乐而不流辨而不讠思云云，也正是“中声之所止”的绝妙注解。
《论语?八佾》篇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恐怕也是孔子为正乐的关系所得到的论诗见解。
我们觉得，荀子所论毕竟还是儒家观点。诗贵中声，所以乐也贵中声。荀子之重正声而不重奸声，即是孔子之重雅乐而不重郑声。在孟子便不是如此，“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固然有些进步意义，但也不免有些迎合时主的意思了。
“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乱，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荀子?乐论》）雅颂之声之作用有如此，所以荀子之论诗乐，也归结到道。《儒效》篇云：“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指儒道，下同）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全部《诗经》，全离不开道的关系，所以最后再接着说：“天下之道毕是矣。”凡言之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者谓之奸言；凡乐之不合雅颂之声者谓之奸声。荀子之论诗乐，原来也是从他的文学观方面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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