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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文坛
七十年代的香港栉风沐雨，充满了挑战和机遇。七十年代前期，西方国家面临经济衰退，世界性能源危机开始出现，香港社会遭致沉重打击，导致股市崩溃，加之内地“文革”破坏愈演愈烈，港人的苦闷、彷徨和内心的焦虑、空虚在当时的香港文学作品中有生动的表现。世界经济危机同时也成为香港经济调整结构、开拓新的发展空间的契机。到七十年代中期，香港经济完成了多元化的转轨，金融、旅游、地产等产业飞速发展。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学也走过了一段充满艰辛和震荡的历程。
内地“文革”时的极左文艺思潮对香港文坛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部分香港作家（主要是南迁作家，走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的文学主体和审美意识淡化，作品出现主题先行、人物概念化和充满说教的流弊，令读者望而生厌。一些东南亚国家相继关闭华校，禁止华文刊物入境，以东南亚为主要市场的香港纯文学刊物销量锐减，难以为继，纷纷停刊，如创刊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学生周报》、《文坛》、《纯文学》等刊物都宣告不支而倒闭。七十年代前期香港文学滑入低谷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促使城市的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开始习惯于在忙碌了一天后在带有消遣性、娱乐性的电影、电视和歌曲中寻求精神上的松弛，社会上的读书风气每况愈下，文艺书籍和书刊仅为少数文艺青年和大专文科生所爱好。
在如此恶劣的读书氛围下，香港文化人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斗志，他们在十年间又创办了许多文学刊物，如《诗风》、《海洋文艺》、《文林》、《大拇指》、《文学与美术》、《罗盘》、《青年文学》、《开卷》、《香港文学》等，其主要作者都是本土意识颇浓的青年作家，如何紫、西西、阿浓、陆离、小思、亦舒、也斯、黄国彬、钟玲玲等。虽然这些文学刊物前赴后继地创刊，但在市场价值规律的魔幻下，文学刊物的读者面相当狭窄，仍难逃夭折的结局。
当严肃文学处于徘徊滑坡时，通俗文学却相对地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的通俗文学已很繁盛，七十年代更为勃兴，整个文坛出现向通俗文学倾斜的现象。在这个时期，严肃文学作家仍旧勤恳耕耘，如以余光中、小思、梁锡华、刘绍铭等人为代表的学者所创作的“沙田文学”，对青年文学爱好者影响较大。另外，何达、黄国彬、戴天等新老诗人的诗歌艺术渐入佳境，西西、何以鬯等人的艺术探索亦颇引人注目，曾敏之、董桥、彦火、金依等作家也出过一些较好的作品，但就其社会影响程度来看，较通俗文学还是相去甚远。
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大陆“文革”的结束，改革开放的深化，使香港文坛呈现一派生机。原先老死不相往来的左、右两派作家间打破了僵局，彼此开始有了交流。祖国内地新时期文学恢复和发扬了现实主义传统，台湾在“乡土文学论战”后现实主义文学成为文学主流，海峡两岸文学界的新动向对香港文学产生了直接的冲击。香港文学作品开始进入巨大的国内图书市场，内地学术界对重新认识香港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香港作家更是莫大的激励。
香港文学出现了转机，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二 本时期的小说
七十年代以来，香港小说创作又有了长足的发展，新创刊了一批文学刊物，使发表小说的园地更多了。中青年作家最为活跃，吴煦斌、也斯、何紫、张君默等一批本土作家发表、出版了不少力作，将香港小说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例如，刘以鬯以为，吴煦斌本时期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牛》，是海峡两岸题材、手法最新之作，他认为：“《牛》的出版，是香港文坛的一件大事，它不但用事实反击了‘香港没有文学’的谬论，还使所有对香港文学失去信心的人重获信心。”（见刘以鬯《短绠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何紫在儿童小说创作方面佳作迭出。张君默的《香港的子夜》、《从香港来的商人》等小说，撩开了光怪陆离的商业社会的一角帷幕，呈示了其中的世态民情。第二代南来作家的小说作品也引人嘱目，西西、金依、海辛、彦火、陈浩泉、阿浓是其中的佼佼者。金依是公认的香港成就最高的工人作家。他的一系列小说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写出了香港工人所受的压迫与剥削，并表现了他们的觉醒与抗争。长篇小说《迎风曲》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展示了广阔的社会背景，成功地塑造了一组工人形象。《还我青春》及续篇《大路上》也是金依的力作，取材于香港工人的生活和斗争。金依的小说在题材和人物塑造方面有时流露概念化痕迹，这是由于受到内地极左文艺思潮的影响。
香港一批既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又富于艺术家的想象力与激情的作家，在本时期写出一系列相当出色的历史小说，如高旅的《金屑酒》、董千里的《成吉思汗》、《董小宛》、石人的《迷楼恨》、《第一美人》、金东方的《赛金花》等，都各具特色。这些作者的创作态度总的来看是认真、严谨的，他们的作品中大多有鲜活的人物形象，而且注意将人物置于一个宏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上加以刻画、情节生动，文采盎然，将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融为一体，颇受读者欢迎。
老作家仍笔耕不辍，时有新作问世，给文坛带来惊喜。刘以鬯陆续推出了《陶瓷》、《寺内》等作品，在探索的路上不知疲倦地前行。徐
完成了长篇小说《悲惨的世纪》、短篇小说集《巫兰的噩梦》等众多作品。李辉英对自己越来越熟悉的香港社会产生了兴趣，发表了一批短篇小说，使他的小说创作的题材领域进一步拓宽了。徐速怀着一息尚存奋笔不止的极大创作热情，撰写了长达百万字的小说《媛媛》。七十年代初，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蠢蠢欲动，而香港人似乎都浑然不觉。夏易有感于此，怀着满腔义愤写了长篇小说《变》。作品借张云、张敏姐妹在香港沦陷、香港光复和当代香港这样三个时代的曲折历程，提醒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变》可称作是香港小说中的一部“警世篇”。
从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徐 、徐速、唐人、高雄、杰克、黄思骋等著名小说家先后辞世。在这期间中年作家趋于成熟，新生代开始崛起。七十年代末，先后有《香港青年作家小说选》（郑臻，也斯主编）、《大拇指小说选》等小说选集出版，显示了年轻一代小说作者的创作实力。
西西本名张爱伦，广东省中山市人，1938年出生于中山，1950年定居香港，葛量洪师范学院毕业后从事小学教育多年，后来退职在家专事创作。西西甘于寂寞，不随流俗，凭《像我这样一个女子》获得台湾《联合报》短篇小说奖，从此崭露头角，为人瞩目。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是西西创作的高峰期，量大质精。她现已出版长篇小说《我城》、《哨鹿》和《春望》、《像我这样一个女子》、《手卷》、《母鱼》、《胡子有脸》等六个短篇小说集，还有诗集《石磐》、散文《交河》等。西西早期创作受西方存在主义的影响，其创作观念性浓郁，作品色调灰暗，像《像是笨蛋》、《东城的故事》、《草图》等早期小说都有这样的印迹。正如后来作者所说：“那种‘存在’并没有社会的根源……是观念的移植，从书上得来的观念，又反过来否定读书的意义，甚至人生的意义。”（《胡说怎么说--与西西谈她的作品及其他》一文，该文刊于《素叶文学》第17、18合集，第46至47页。）《我城》这部长篇创作于1974年，是西西创作的转折点，从此她开始告别过去的“存在主义”阴影而面向现实，关注社会生活环境、社会中的人和事，创作了一组表现香港“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的作品。
《我城》主要是写香港的变迁和生活在这座城里的年轻人的精神面貌。七十年代中期，香港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观，城市现代化程度也大幅度提高。作家敏锐地感受到这些变化，并充满了自豪感与新奇感，她用现实与幻想相结合的手法，通过描写一群年轻人的生活与工作，把这种变化及充溢其间的自豪与新奇表现了出来。小说一开始就把搬家和出殡放在一起写，颇耐人寻味，这似乎寓示旧城市的消亡及新变化的到来。小说还涉及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如能源短缺、、水荒、塑料袋成灾等，另外作者还以戏谑夸张的笔调描写了现代都市趋奉时尚的消费心理，发人深省。
《我城》是一部深入浅出、极有意味的作品，小说没有动人的故事，只有平常的人和事，作者用童话式的语言、语气，用儿童的思维模式，通过一个个细节和场面的富有情趣的描绘，呈现出“我城”的历史性变化。在这部技巧十分现代的小说中，倒很少显示出现代人的冷漠，常常流露出狄更斯式的温暖。
《像我这样一个女子》是西西迄今为止最有影响、最受好评的短篇小说。小说写殡仪馆女化妆师“我”的内心困惑和忧愁。“我”从小失去父母，由姑母抚养成人。姑母是殡仪馆的化妆师，由于她的职业的缘故，几度恋爱未果，一生没有结婚。“我”与姑母从事同样的工作，也与姑母有着同样的遭遇，然而对爱情的渴求使“我”不由自主地与夏恋爱起来，但当“我”看到夏手中一束美丽的花朵时就感到“这正是不祥的预兆”，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花朵就是告别的意思。殡仪馆化妆的工作，是人们的需要，不管是富人或穷人，它能给人创造出一个最安详的死者，然而人们又贱视它，恐惧从事这项职业的人。”小说一方面表现了任何职业都具有一种崇高价值的思想，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作者对于死亡的冷静透彻的理解：死亡是每个生命的必然终点，无须恐惧。西西喜欢选取异域的题材，有意识地把异域诡异的奇闻趣事带给生活在大都市充满好奇心的香港人，如《这是毕罗索》写的是一场在墨西哥举行的狂热的世界杯足球赛；《墨西哥可可糖》中的一颗墨西哥可可糖，闻起来很香，吃起来很硬，手指拗不断，牙齿咬不碎，锤子砸不烂，小刀削不掉，硬得不可思议。
西西对社会的审视是多角度、全方位的，但缺乏对生活本质的挖掘和错综复杂现象的透视。 他虽然关心人生、面向现实，但总与生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只有冷静的观察，却少有热情的投放。她从不在作品中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也没有强烈的主观的歌颂或严峻的揭露批判，她对现实少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评判也偏于泛泛，其作品未能给人一种新鲜的发人深思的启迪。这也许与她没有深刻理解生活，未能投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感受时代的脉博、经受生活风雨磨练有关，抑或是缘于西西在创作中所采取的新写实主义的态度，只求状写出生活的原生态而不妄加评论。
西西与刘以鬯被称为香港两位最有“实验”精神的作家，她对艺术的追求也是毫无休止的。 西西在艺术上总是别树一帜，她在广泛吸收欧美和拉美现代主义创作技巧的同时，并非一味模仿，而是力争有所突破。如西西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但又有所不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旨在干预社会，揭露和控诉社会的黑暗。西西对现实则少有深刻的批判，若有不满，也只是轻描淡写。魔幻现实主久常把现实放到一种魔幻的环境气氛中进行描写，使现实披上一层光怪陆离的外衣，加入联想，融入幻想。《我城》中居民拿斧头砍截闪电，以及用各种容器储蓄雨水的描写，就是典型的幻想。西西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不宗一派，并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许多技法，不断开拓创新。如《我城》用儿童的感觉去体味，用儿童的语言去表达，充满童贞稚趣，作者自称为“顽童体”；《像我这样一个女子》全是写“我”在咖啡馆等待夏的来临的思维活动，这是典型的意识流结构；《镇咒》写姑母用咒语指挥殡仪馆僵尸行动，要走就走，要站就站，这是荒诞手法的运用；《永不终止的大故事》则更为新奇，写“我”同时轮流看两部小说，结果便衍生出“第三个故事来，如此不断地看，便不断有新故事出来，故事永不终止”，这种“驳接法”的手法意味深远，发人深思。虽然西西的艺术创新有时偏于牵强，但其对艺术孜孜以求的精神仍值得提倡。西西几十年一直坚持实验性的严肃文学创作，尽管生活窘迫，写作环境恶劣，然而她不计名利，凭着一种坚韧的精神在艺术的道路上孜孜以求。
三 本时期的诗歌
七十年代的香港诗坛呈现繁花似锦，多元并存的景象，现代主义诗风劲吹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出现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竞相展妍的局面。七十年代初创刊的《诗风》是香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份重要诗刊，它催生了黄国彬、羁魂、胡燕青、陈昌敏等一批有才华的诗人。本时期的诗刊还有《秋萤》、《罗盘》，《海洋文艺》和《当代文艺》这两份有影响的综合性文艺期刊也拨出不少版面发表诗歌。
一些外来作家对香港诗坛的影响不容忽视。余光中从1974年至198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七十年代他出版了《与永恒拔河》和《隔水观音》两本诗集，集子中的作品构思新颖，意境幽深，情辞并茂，或壮怀激烈，或幽默诙谐，或含蓄委婉，不拘一格。余光中不仅以其创作为香港诗坛增光添彩，而且乐于扶掖新人，很多青年诗人都深受余光中的影响，得到过他的热心指导。叶维廉1973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执教之余写了《沙田随意十三盏》等以香港风情为题材的组诗，为香港诗坛增色不少。原甸六七十年代移居香港，先后出版了《写在中国的诗》、《原甸诗选》、《诗的宣言》、《水流千里》等诗集，这些作品也应视为香港诗坛的可喜收获，并为新马和香港之间的文学交流做出了贡献。
一群富于朝气和锐气的诗人登上了诗坛，他们的出现使香港诗坛平添了一股勃勃生机，王良和、陈德锦、钟伟民、秀实、蔡炎培等是他们中的代表。这些年轻诗人大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既有青年人的热情和对理想的向往，又有知识分子的冷静思考。这些都鲜明地映现在他们各自的诗篇中。步入中年的诗人是香港诗坛的中坚，黄国彬、戴天、红叶、也斯、何福仁、古苍梧、韩牧、碧沛、西西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中年诗人的创作题材广阔，童年忆旧，异域浪游、现代都市的喧嚣、大自然的景观、社会百态、对生活真谛的求索、对故乡的思恋等等，均可成为他们诗歌的内容。他们的诗技巧大都已相当圆熟，而诗风往往并不囿于一格，求新求变成为很多人共同的艺术取向。舒巷城七十年代创作的“都市诗”可谓一枝独秀。1973年他出版的诗集《都市诗钞》共收入六十多首以香港为题材的诗，作者在诗中对城市的肮脏、挤迫、缺乏人情味、传统文化瓦解、崇洋媚外等光怪陆离的世态加以遣责。这些诗作对社会问题的透视很有深度，披露了都市对人性的压抑，抒发了对大自然的向往之情。有些阅尽人世沧桑的老诗人仍不甘伏枥，生命不息，赋诗不止，何达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位在诗坛驰聘了大半个世纪的老诗人在本时期依旧每天都写诗，作品发表于《文艺世纪》、《海洋文艺》和一些报纸副刊上。老诗人的诗风及其诗观或许青年诗人并不认同，但他们对缪斯的执著，对青年人无疑是一种激励。
黄国彬，1946年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大学英文系，精通多国文字，中文功底尤深，现任香港岭南学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黄国彬是诗风社发起人之一，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出版了十余部诗文集，计有诗集《攀月桂的孩子》、《指环》、《裴冷翠的冬天》等，散文集《华山夏水》等。黄国彬身受东西方多种文化熏陶，而他的诗歌风格却是由五千年华夏文化孕育而成，他的诗有很强的中国情意结。他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时时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他在内地旅游时写了很多诗，从中可见华夏山水对他具有无限的吸引力。他用诗来赞美人与人之间的互爱，探索爱与生命的真谛，诗的字里行间折射着儒家传统中的仁爱之光。
戴天，生于1937年，在台湾完成大学学业，现任香港《读者文摘》高级编辑。戴天早期的诗受台湾现代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影响，流露神秘主义倾向和唯美的形式。1980年他的诗集《岣嵝山论辩》在台湾出版，集子中的诗大多创作于七十年代，从中可以看到他已摆脱了“恶性西化”的羁绊，开始了文化寻根。对祖国历史的追溯，对民族精神的阐发，对神州山川的赞美，构成了戴天诗歌的主要内容。戴天是位性情豪爽的诗人，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他的诗对香港社会散发出的铜臭味以及腐朽、污浊的阴暗面每每加以直刺，采用的笔法常常是辛辣而又诙谐的。戴天的诗情采斐然，意象飞动，构思奇巧，就整体而言水平颇高，但也出现一些有失水准的粗疏之作。
四 本时期的散文
七十年代以来，香港的散文创作呈现一派色彩斑斓的繁盛景象。香港报纸此时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很多报纸在形式上进行了改革，将版面划分为若干小专栏，设立了五花八门的固定栏目，由专栏作者负责撰写稿件。这类专栏文章以散文为主，有随笔、杂文、小品等，讲究知识性、娱乐性、趣味性，篇幅短小，大多只有三五百字，适合生活节奏快的香港读者口味。
众多的报纸专栏，造就了一大批文思敏捷，出手奇快的专栏作家，推动了香港散文创作。由于各报专栏作家文字素养参差不齐，各家报纸的品位也高低不同。总的来说，香港报纸专栏创作不乏才华横溢的作家和美文佳构，像高雄、潘柳黛、简而清、黄
、蔡澜、李默、圆圆、王亭之等，都是港人耳熟能详的著名专栏作家。
老中青三代散文作家在香港文坛形成了整齐的梯队。以曾敏之、吴其敏、罗孚、黄蒙田、徐 、夏果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散文家，大多年事已高，仍笔耕不息，继续为香港文学事业发挥余热。他们生活阅历丰富，知识面广博，文字功底扎实，散文是他们驾驭自如的一种文体。
曾敏之的《望云海》、侣伦的《向水屋笔语》、夏果的《闲步集》、黄蒙田《画廊随笔》等散文集，里面收入的作品都创作于七十年代。香港中年作家写的散文更受欢迎，他们不仅创作力旺盛，作品情思之醇厚、文笔之鲜活，都超越了资深老作家，如彦火的《枫桦集》、也斯的《山光水色》、阿浓的《一刀集》、张君默的《粗咖啡》、吴羊璧的《煮字疗饥》、东瑞的《湖光心影》、陶然的《夜曲》、黄维梁的《大学小品》、陈耀南的《刮目相看记》等等，都是各具特色的散文集，显示了中年散文家的实力和实绩。香港文坛新秀在散文创作方面也显得虎虎有生气，他们思想开放，常常大胆地将一些新的技法引入散文，有些青年作家的散文已形成风格。杨贾郎的《香港眼》、白洛的《吊起水晶灯》、巴桐的《港岛散记》等都是相当出色的散文集。香港散文创作领域活跃着一支女作家队伍，各年龄层次的都有，老作家有夏易等，中年的以小思、西西为代表，小字辈的最多，有李默、亦舒、圆圆、紫娃娃等。香港散文女作家的创作就整体而言存在重技巧而轻内容之弊，以“小家碧玉”者居多，未见有大手笔。
本时期的香港散文中游记成为热门品种，其中又以中国游记居多。神州的名山大川对香港同胞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随着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香港作家或独行、或结伴同行、或加入旅游团，络绎不绝地畅游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时间，游记集子联袂推出，有黄国彬的《三峡。蜀道。峨眉》、何紫的《山河款语》、水禾田的《黄河行》、张君默的《新疆小品》等等。这类游记大受欢迎，并吸引更多的香港同胞来祖国参观畅游、寻根问祖。
本时期的香港文坛有几位相当活跃的学者型散文家，曾敏之是其中为人推崇的一位。曾敏之1917年出生，原籍广东梅县，落籍于广西罗城。其处女作《盐城》于三十年代末问世。抗战期间任报刊记者，辗转于桂林、重庆、贵阳等西南大后方，写了很多散文随笔和报告文学。
1947年曾因参加争取民主运动，被国民党逮捕下狱。建国后任报社负责人，在高校执教。19 78 年10月，调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在编报之余，勤奋写作，先后出版了《望云海》、《观海录》、《文苑春秋》、《文史品味录》等散文集。他还致力于向内地推介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积极推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曾任香港作家联会会长。
曾敏之的散文极具个性色彩。甚作抒至美之情，倾肺腑之言，这固然是其个人禀赋、才华、品德的表现，同时也与他植根于坚实的中华大地是分不开的。他循着从史学进入文学领域的路线，长期研读经史典籍和中外文学名著，从中国古典文学和“五四”新文学中吮吸琼浆，使之成为中华文学传统血脉的继承者。曾敏之的散文中常常引用一些史料典故，他用史用典不是为抒发一点个人的怀古之幽思，而是以古为鉴，寄托自己对国事的关注、对世变的深思。
他始终认为，文人的真性情，文章的真感情，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后天“修行”得来的，他非常看重作家的人品修养。巴金是曾敏之极为敬重的文学大师，在《巴金的心愿》一文中，他讴歌了巴金“于发声处发金声”的禀性和“老而弥坚”的精神。读曾敏之的散文给人的印象是：作者不满足于从某一角度和层面、只用单一的艺术手法去表现人生，而是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积极探索从多种角度，不同层面和用不同艺术手法去表现人生的途径。《望云海》是曾敏之的代表作，收入他从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各个时期的精品，其中包含有抒情散文，文艺随笔，人物专访，杂文，海外文谈等，感情深厚朴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曾敏之的创作中抒情散文只占很少部分，写得最多的是杂文、随笔，著有《观海录》、《听涛集》、《岭南随笔》、《文苑春秋》等，约百万字。这些作品大都立足现实，环视古今，旨在阐扬传统之精髓，服务于今天社会。
曾敏之是站在传统的坚实土地上的作家，他学习传统，深入传统，溶化传统，为创造新文化服务。他的文章不仅有益于世道人心，而且是当今香港文苑中色彩瑰丽、满身新露的一枝花。
小思，本名卢玮銮，原籍广东番禺，1939年生于香港。1964年毕业于新亚学院中文系，1981年获香港大学硕士学位，现任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师。著作有《丰子恺漫画选绎》、《路上谈》、《日影行》、《承教小记》、《香港文纵》等，编有《香港的忧郁--文人笔下的香港（1925-1941）》等。\；小思的散文涉及的题材广，感情真挚，阐发了一种仁慈博爱的精神。《丰子恺漫画选绎》通过介绍丰子恺的画，弘扬一种崇高而深沉的民族感情和气节。《日影行》是作者在日本时的见闻感受的实录，深刻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卑鄙行径，篇章中洋溢着游子眷恋祖国的情愫。《路上谈》和《承教小记》从不同角度探讨青年的切身问题，对学生热忱勉励，循循善诱，作者勇于剖析自己，努力使自己和学生的心灵得到沟通。小思的散文形式多样，有的偏重叙事，有的着眼于说理，并初步形成了富于个性的散文风格，大致表现为构思精巧，内涵隽深，意境幽远，写人、记事、绘景、抒情、说理有机融合，文笔轻盈，有人称之为“香港的冰心”（见宋小荷《一丝不苟的小思》，载《香港女作家素描》。）。
董桥，生于1942年，原籍福建晋江，幼年随父定居印度尼西亚。1964年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不久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从事研究。1979年返港，任职于美国国际交流总署，1988 年起任《明报》总编。出版著作有《双城杂记》、《另外一种心情》、《乡愁的理念》、《董桥散文》等。多年来在《明报》写专栏《英华沉浮录》，已出版单行本三卷。
董桥博闻广识，学贯中西，他的散文有思想深度和理论上的探索，却绝不枯燥，熔学、识、情于一炉，追求悠闲境界，于悠闲之外又孕育着浓郁的人文情怀和炽热的中国情结。董桥的作品闪现出一种感性和知性相兼容的特质，属于思辨和才情汇通的文体，体式丰富多样，结构谋篇匠心独运。董桥在他的散文中写海峡两岸，绘纽约，记英伦，说政经，谈历史文化，用大手笔写篇幅短小的文章，令读者回味无穷。无论是写古代题材还是现代生活题材，他的文章中都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字里行间既有中国人的智慧，又不乏英国式的幽默。
彦火，生于1947年，本名潘耀明，原籍福建南安。1957年定居香港。自1966年起，一直在新闻界和出版界任职，现任明报出版社总编辑兼总经理。已出版的著作有《中国名胜纪游》、《枫桦集》、《枫杨与野草的歌》、《醉人的旅程》等十多种。近年来，他潜心研究中国新文学史和“五四”以来的中国作家，出版了《当代中国作家风貌》正、续编等。
颜火的散文中可以看到香山的红叶，南国的荔枝，武夷的胜景，岭南的木棉等等，作者的胸腔里总是搏动着一颗眷恋祖国的赤子之心。彦火在文章中从不同角度与层面对他栖身的香港这座都市作了深入剖析，展现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社会和人性的扭曲。彦火善于撷取一些富有象征意味的事物作为自己抒情表意的对象，并将富有诗情和哲理意味的议论融汇其中，引导读者进行思考、回味，因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他有一部分作品从一些平凡的事物中发掘出内含的美，通过自由联想，开拓出一种深邃而富于诗意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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