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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梁以后批评精神的堕落──唐代《诗式》、《诗格》一类著作的流行──《文镜秘府论》──《本事诗》及其他──韩愈与白居易的批评论──批评文学的复活──宋代诗话的盛行──从欧阳修《诗话》到蔡正孙《诗林广记》──批评界的两大柱石──朱熹的批评论──严羽的《沧浪诗话》
○一
批评文学从梁代仲、刘二家以后，便消沉下去。类似《诗品》和《文心雕龙》的有系统著作，不再有第三部出现。直到唐代，还不曾产生什么重要的批评的名著。唐以诗取士，故唐人所作，以通俗的如何写诗的方法的书为最多。《新唐书·艺文志》所载，有元兢、宋约《诗格》一卷，王昌龄《诗格》二卷，僧皎然《诗式》五卷，王起《大中新行诗格》一卷，姚合《诗例》一卷，贾岛《诗格》一卷，炙毂子《诗格》一卷，殆皆为此类。又有范传正《赋诀》、张仲素《赋枢》、浩虚舟《赋门》等则为指导作赋的方法者。元兢、王昌龄之作，尚存残文于日本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里。皎然《诗式》，今也尚有传本。他们所论皆取便士子科场之用。故根本上便不会有什么重要的见解。孟的《本事诗》只是缀拾诗人们的故事以为谈资，不能算是批评的文学的著作。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也不过是以漂亮的诗句，虚写一般的诗的风格的变幻而已。张为的《主客图》，颇近钟氏《诗品》，惟只有品第，并元评骘，也不能算是一部批评的著作。倒还是韩愈他们的主张，有可以注意的地方，其影响也很大。他们那些古文运动者，对于文学，有两种重要的见解：第一是“文以载道”；第二是“文起八代之衰”。换言之，就是，在内容上，求其充实，言之有物，不单以刻画“风云月露”为务；在文字上要其复古，反对使用晋、宋、齐、梁以来的骈偶的文体。到了白居易，在他的《新乐府辞序》上，更畅发着“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为人生的艺术观，算是唐代最重的文学论。但可借他们都不曾写下什么专门的大著。
宋人最爱作“诗话”。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司马光的《续诗话》以下，作者无虑百数，即今有者也还有数十余家，可谓极一时之盛。又有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的《诗人玉屑》、阮阅的《诗话总龟》、蔡正孙的《诗林广记》诸书，分门别类，以总辑诸家的大成。其专关于唐诗者，更有计有功的《唐诗记事》、尤袤的《全唐诗话》诸书。但这些书，大抵都只是记载些随笔的感想，即兴的评判，以及琐碎的故事，友朋的际遇等等，绝鲜有组织严密，修理整饬的著作。
○二
但宋代却是一个批评精神复活的时代。我们不能因为其“无当大雅”的诗话之多，便抹煞了这个时代的重大的成就。从六朝以后，批评的精神便堕落了。唐代是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却不是批评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唐人批评的精神很差；尤其少有专门的批评著作。他们对于古籍的评释，其态度往往同于汉儒；只有做着章解句释的工夫，并不曾更进一步而求阐其义理。宋人更不同了。很早的时候，他们便已有勇气来推翻旧说，用直觉来评释古书。他们知道求真理，知道不盲从古人，知道从本书里里求得真义与本相。于是汉、唐以来许多腐儒的种种附会的像痴人说梦似的解释，便受到了最严正的纠正。这种风气，从欧阳修作《毛诗本义》，郑樵作《诗辨妄》以来，便盛极一时。南宋中叶的朱熹，便是这一派批评家的代表。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登绍兴进士第。历事高、孝、光、宁四朝。终宝文阁待制。庆元中致仕，旋卒。宝庆中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熹在当时，讲正心诚意之学，颇为时人所妒恨。但从游弟子甚多，其势力也很大。他对于经典古籍，多有解释。在其《语录》及文集里，也有不少关于文学批评的重要的贡献。惟其最重要的见解，则在把《诗经》和《楚辞》两部大的古代的名著，从汉、唐诸儒的谬解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承认其为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个功绩是极大的。他的批评的主张，在《诗集传》及《楚辞集注》的两篇序上，也可以看出一个大体来。他对于诗的起源，有很正确的见解：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他的更大的工作，便是找倒了《毛诗序》，发见：“凡诗人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其情者也。”更发见郑、卫诸风中的情诗的真价，而反对毛氏的美刺之说（他于《集传》后，更附《诗序辩说》，专辩《诗序》的得失）。这是很痛快的一个真实的大批评家的见解！他不仅发见古代几十篇的美隽的情歌而已，他直是发见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他的《楚辞集注》也把《楚辞》的真面目从王逸诸人的曲解里解脱出来。他说道：“《楚辞》不甚怨君。今被诸家解得都是怨君，不成模样。”又道：“《楚辞》平易，后人学做者反艰深了，都不可晓。”这些话都是很重要的。他虽是一位“道学家”，却最能欣赏文学，最知道伟大名著的好处所在。故他的批评论便能够发前人所未发之见解，纠正前人所久误的迷信。
○三
朱熹的跟从者极多。但他的工作，破坏方面做的多；建设的主张便罕见了。但许多的“诗话”作家，却往往都有些自己的主张。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谢元晖有言：好诗流转圜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吕居仁：《夏均父集序》
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大抵句中若无意味，譬之山无烟云，春无草树，岂复可观。
──张戒：《岁寒堂诗话》
语贵含蓄。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
──姜夔：《白石道人诗说》
他们的话往往过于琐碎，不成片段。一节一语，或是珠玉。但若要把他们连缀起来，寻得其一贯的主张，便是劳而无功的了。正像碎玻璃片在太阳光底下发亮，远远看去，仿佛有些耀煌，迫而视之，便立觉其不成一件东西了。
在许多宋人诗话里，真实的有积极的见解、一贯的主张者，恐怕只有严羽的《沧浪诗话》一部而已。严羽对于诗学确有大胆可喜的意见。故他的影响很大。他和朱熹，可以说是：宋代文学批评家里两大柱石。朱熹把文学的本来面目从陈旧的曲解中解放出来，严羽则更进一步，建设了他自己的文学论。他好以禅语来做譬喻；这正是南宋人的风气。明胡应麟盛称其说，比之达摩西来，独辟禅宗。而清冯班又丑诋之，至作《严氏纠谬》一书，斥为“呓语”。但当班的时候，神韵之说正横流于世，他或有所激而为此书罢。
羽字仪卿，一字丹丘，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人。有《沧浪诗集》。他的《沧浪诗话》是很有组织的著作。首《诗辨》，次《诗体》，次《诗法》，次《诗评》，次《诗证》，凡五门，末并附《与吴景仙论诗书》。《诗体》一门，叙述自建安到当代的各种不同的诗体，“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元体，江西宗派体。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又有所谓选体，……宫体”。并及用韵对句等等。《诗法》一门，叙述作诗之法：“须是本色，须是当行”，“下字贵响，造语贵圆”……这两门大似皎然、王昌龄诸人的《诗式》、《诗格》的体式。《诗评》杂论六朝、唐、宋诸诗人的得失；《诗证》杂录关于诗篇的考订之语；这两门也是诸宋人诗话里常见的东西。其全书的精华所在，乃在《诗辨》一门，及所附的《答吴景仙书》。羽的批评主张，皆集中于此二部分。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物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
当江西诗派、永嘉四灵蟠踞着文坛上的时代，竟有这样的狮子吼似的呼声，诚是大胆的挑战。难怪他是那样的自信着，自负着：“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诗辨》）“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谭，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清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我论诗若哪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答吴景仙书》）大批评家自非有这种精神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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