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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文”影响的巨大──讲唱故事的风气的大行──所谓“说话人”──说话的四家──说话人的歌唱的问题──“银字儿”与“合生”──今存的宋人小说──“词话”与“诗话”──《清平山堂话本》及“三言”中的“词话”──白话文学的黄金时代──从《唐太宗入冥记》到宋人词话──烟粉灵怪传奇──公案传奇──《杨思温》与《拗相公》──《取经诗话》──《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梁公九谏》──“说话人”在后来小说上的影响的巨大
○一
在北宋的末年，“变文”显出了她的极大的影响。“变文”的名称，在那时大约是已经消失了。讲唱“变文”的风气，在那时也似已不见了。但“变文”的体制，却更深刻的进入於我们的民间；更幻变的分歧而成为种种不同的新文体。在其间，最重要的是鼓子词和诸宫调二种。这在上文已经说过了。但变文的讲唱的习惯还不仅结果在鼓子词和诸宫调上。同时，类似变文的新文体是雨后春笋似的耸峙于讲坛的地面。讲坛的所在，也不仅仅是限於庙宇之中了；讲唱的人，也不仅仅是限止於禅师们了。当然禅师们在当时的讲坛上还占了一部分的势力，像“说经”、“说诨经”、“说参请”之类。当时，讲唱的风气竟盛极一时；唱的方面也百出不穷；讲唱的人物也“牛鬼蛇神”无所不有；讲唱的题材，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这种风尚，也许远在北宋之末以前已经有了。不过，据我们所知道的材料，却是以北宋之末为最盛。这风尚直到了南宋之末而未衰，直到了元、明而仍未衰。而至今日也还不是完全绝了踪迹。讲唱的势力，在民间并未低落。讲坛也还林立在庙宇与茶棚之中。这可见，变文的躯骸，虽在西陲沉埋了千年以上，而她的子孙却还在世上活跃着呢；且孳生得更多；其所成就的事业也更为伟大。
在北宋之末，变文的子孙们，於诸宫调外尚有所谓“说话”者，在当时民间讲坛上，极占有权威。“说话”成了许多专门的职业；其种类极为分歧。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末年东京的“伎艺”，其中已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祥等讲史；李忄造、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等小说；吴八儿，合生……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的话。其后，在南宋诸家的著述，像周密的《武林旧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及吴自牧的《梦粱录》，所记载的“说话人”的情形，更为详尽。《都城纪胜》记载“瓦舍众伎”道：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
《梦粱录》所记，与《都城纪胜》大略相同。《武林旧事》则历记“演史”“说经、诨经”等等职业的说话人的姓名。“演史”自乔万卷以下到陈小娘子，凡二十三人；“说经、诨经”自长啸和尚以下到戴忻庵，凡十七人；“小说”自蔡和以下到史惠英（女流）凡五十二人；“合生”最不景气，只有一人，双秀才。大约“说话人”的四家，便是这样分着的。其中，“小说”最为发达，分门别类也最多。大约每一门类也必各有专家。故其专家至有五十余人之多。“演史”也是很受欢迎的。《东京梦华录》既载着霍四究、尹常卖等以说“三分”、“五代史”为专业，而《梦粱录》里也说着当时“演史”者的情况道：“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客请给，讲诸史俱通。於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
凡说话人殆无不是以讲唱并重者；不仅仅专力於讲。──宋代京瓦中重要的艺伎盖也无不是如此──这正足以表现出其为由“变文”脱胎而来。今所见的宋人“小说”，其中夹入唱词不少，有的是诗，有的是词，有的是一种特殊结构的文章，惯用四言、六言和七言交错成文的，像：
黄罗抹额，锦带缠腰。皂罗袍袖绣团花，金甲束身微窄地。剑横秋水，靴踏狻猊。上通碧落之间，下彻九幽之地。业龙作崇，向海波水底擒来；邪怪为妖，入山洞穴中捉出。六丁坛畔，权为符吏之名；上帝阶前，次有天丁之号。──《西山一窟鬼》
我们读到这样的对偶的文章，还不会猛然的想起《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来么？但唐人的对偶的散文的描状，在此时却已被包纳而变成为专门作描状之用的一种特殊的文章了。大约这种唐人用来讲念的，在此时必也已一变而成为“唱文”的一种了。又宋人亦称“小说”为“银字儿”。而“银字”却是一种乐器之名（见《新唐书·礼乐志》及《宋史乐志》）。白乐天诗有“高调管色吹银字”，和凝山花子词有“银字笙寒调正长”，宋人词中说及“银字”者更不少概见。也许这种东西和“小说”的唱调是很有关系的。在“讲史”里，也往往附入唱词不少。最有趣的是“小说”中，像《快嘴李翠莲》记（见《清平山堂话本》），像《蒋淑贞刎颈鸳鸯会》（见《清平山堂话本》及《警世通言》），几皆以唱词为主体。《刎颈鸳鸯会》更有“奉劳歌伴：先听格律，后听芜词”及“奉劳歌伴，再和前声”的话。那么，说话人并且是有“歌伴”的了。“合生”的一种，大约也是以唱为主要的东西。《新唐书》卷一百十九《武平一传》叙述“合生”之事甚详。但据《夷坚志》八《合生诗词》条之所述，则所谓“合生”者，乃女伶“能於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之谓，其意义大殊。惟宋词中往往以“银字合生”同举，又“合生”原是宋代最流行的唱调之一；诸宫调里用到它，戏文里也用到它（中吕宫过曲）。这说话四家中的一家“合生”，难保不是专以唱“合生”这个调子为业的；其情形或像张五牛大夫之以唱赚为专业，或其他伎艺人之以“叫声”，“叫果子”为专业一样吧。至於“说经”之类，其为讲唱并重，更无可疑。想不到唐代的“变文”到了这个时代，会孳生出这么许多的重要的文体来。
○二
“合生”和“说经、说参请”的二家，今已不能得其只字片语，故无可记述。至於“小说”，则今传於世者尚多，其体制颇为我们所熟悉。“讲史”的最早的著作，今虽不可得，但其流甚大，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及之。底下所述，便专以此二家为主。
“小说”一家，其话本传於今者尚多。钱曾的《也是园书目》，著录“宋人词话”十二种。王国维先生的《曲录》尝把她们编入其中，以为她们是戏曲的一种。其后缪荃孙的《烟画东堂小品》把残本的《京本通俗小说》刊布了。《也是园书目》所著录的《冯玉梅团圆》、《错斩崔宁》数种，竟在其中。於是我们才知道，所谓“词话”者，原来并不是戏曲，乃是小说。为什么唤做“词话”呢？大约是因为其中有“词”有“话”之故罢。其有“诗”有“话”者，则别谓之“诗话”，像《三藏取经诗话》是。
钱曾博极群书，其以《冯玉梅团圆》等十二种“词话”为宋人所作，当必有所据。《通俗小说》本的《冯玉梅团圆》，其文中明有“我宋建炎年间”之语，又《错斩崔宁》文中，也有“我朝元丰年间”的话。这当是无可疑的宋人著作了。其他《也是园书目》所著录的十种：
《灯花婆婆》 《风吹轿》 《种瓜张老》 《李焕生五阵雨》 《简帖和尚》《紫罗盖头》 《小亭》（“小”当是“山”之误） 《女报冤》《西湖三塔》 《小金钱》
想也都会是宋人所作。在这十种里，今存者尚有《种瓜张老》（见於《古今小说》，作《张古老种瓜娶文女》），《简帖和尚》（见於《清平山堂话本》，又见《古今小说》，作《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山亭》（见於《警世通言》，作《万秀娘仇报山亭》），《西湖三塔》（见於《清平山堂话本》）等四种。又在残本的《京本通俗小说》里，於《错斩崔宁》、《冯玉梅》二作外，更有左列的数种：
《碾玉观音》 《菩萨蛮》 《西山一窟鬼》 《志诚张主管》 《拗相公》
缪氏在跋上说：“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於秽亵，未敢传摹。”今《定州三怪》（“州”一作“山”）见录於《警世通言》（作《崔衙内白鹞招妖》）；《金主亮荒淫》也存於《醒世恒言》中（作《金海陵纵欲亡身》），则残本《京本通俗小说》所有者，今皆见存於世。惟《京本通俗》小说未必如缪氏所言“的是影元写本”。就其编辑分卷的次第看来，大似明代嘉靖后的东西。故其中所有，未必便都是宋人所作，至少《金主亮荒淫》一篇，其著作的时代决不会是在明代正德以前的（叶德辉单刻的《金主亮荒淫》系从《醒世恒言》录出，而伪撰“我朝端平皇帝破灭金国，直取三京。军士回杭，带得虏中书籍不少”的数语於篇首，故意说他是宋人之作）。其中所叙的事迹，全袭之於金史卷六十三《海陵诸嬖传》。《金史》为元代的著作，这一篇当然不会是出於宋人的手笔的。或以为，也许是《金史抄袭》这小说。但那是不可能的。元人虽疏陋，决不会全抄小说入正史，此其一。以小说与正史对读之，显然可看出是小说的敷衍正史，决不是正史的节取小说，此其二。我以为《金主亮荒淫》笔墨的酣舞横恣，大似《金瓶梅》；其意境也大相谐合。定哥的行迳，便大类潘金莲。也许二书著作的时代相差得当不会很远罢。《金瓶梅》是颇有些取径於这篇小说的嫌疑。也许竟同出於一人之手笔也难说。但其他六篇，则颇有宋人作品的可能。《警世通言》在《崔待诏生死冤家》题下，注云“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又在《一窟鬼癞道人除怪》题下，注云：“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在《崔衙内白鹞招妖》题下，注云：“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罗白鹞》。”冯梦龙指他们为“宋人小说”，当必有所据。所谓“古本”，虽未必定是“宋本”却当是很古之作。又《菩萨蛮》中有“大宋高宗绍兴年间”云云，《志诚张主管》文中，直以“如今说东京汴县开封府界”云云引起，《拗相公》文中，有“后人论我宋之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云云，皆当是宋人之作。就其作风看来，也显然的可知其为和《冯玉梅团圆》诸作是产生於同一时代中的。
但宋人词话，存者还不止这若干篇。我们如果在《清平山堂话本》、《古今小说》、《警世通言》及《醒世恒言》诸书里，仔细的抓寻数过，便更可发现若干篇的宋人词话。在《清平山堂话本》里，至少像《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文中有“话说大宋徽宗宣和三年上春间，皇榜招贤，大开选场，去这东京汴梁城内虎异营中一秀才”的话），像《刎颈鸳鸯会》（一名《三送命》，一名《冤报冤》，文中引有《商调醋葫芦》小令十篇，大似赵德麟《商调蝶恋花》鼓子词的体制，或当是其同时代的著作罢），像《杨温拦路虎传》，像《洛阳三怪记》（文中有“今时临安府官巷口花市，唤做寿安坊，便是这个故事”的话），像《合同文字记》（文中有“去这东京汴梁离城三十里有个村”的话）等篇，都当是宋人的著作，且其著作年代有几篇或有在北宋末年的可能（像《合同文字记》）。在《古今小说》里，像《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文中有“至绍兴十一年，车驾幸钱塘，官民百姓皆从”的话），像《沈小官一鸟害七命》（文中有“宣和三年，海宁郡武林门外北新桥”的话），像《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文中有“话说大宋乾道淳熙年间，孝宗皇帝登极”的话），其作风和情调也很可以看得出是宋人的小说。《警世通言》所载宋人词话最多，在见於《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者外，尚有《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计押番金鳗产祸》、《皂角林大王假形》、《福禄寿三星度世》等篇，也有宋作的可能。在《醒世恒言》里，像《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等数篇，也很可信其为宋人之作。
○三
就上文所述，总计了一下，宋人词话今所知者已有左列二十七篇之多（也许更有得发现；这是最谨慎的统计，也许更可加入疑似的若干篇进去）。这二十七篇宋人词话的出现，并不是一件小事。以口语或白话来写作诗、词、散文的风气，虽在很早的时候便已有之（像王梵志的诗、黄庭坚的词、宋儒们的语录等等）。但总不曾有过很伟大的作品出现过。在敦煌所发现的各种俗文学里，口语的成分也并不很重。《唐太宗入冥记》是今所知的敦煌宝库里的唯一之口语的小说，然其使用口语的技能，却极为幼稚。试举其文一段於下：
“判官名甚？”“判官忄恶，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来。”轻道：“姓崔名子玉。”“朕当识。”才言讫，使人引皇帝至院门。使人奏曰：“伏惟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报判官速来。”言讫，使者到厅前拜了：“启判官，奉大王处□太宗生魂到，领判官推勘。见在门外，未敢引□。”
但到了宋人的手里，口语文学却得到了一个最高的成就，写出了许多极伟大的不朽的短篇小说。这些“词话”作者们，其运用“白话文”的手腕，可以说是已到了“火候纯青”的当儿，他们把这种古人极罕措手的白话文，用以描写社会的日常生活，用以叙述骇人听闻的奇闻异事，用以发挥作者自己的感伤与议论；他们把这种新鲜的文章，使用在一个最有希望的方面（小说）去了。他们那样的劲健直捷的描写，圆莹流转的作风，深入浅出的叙状，在在都可以见出其艺术的成就是很为高明的。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用白话文来描述社会的日常生活的东西。而当时社会的物态人情，一一跃然的如在纸上，即魔鬼妖神也似皆像活人般的在行动着。我们可以说，像那样的隽美而劲快的作风，在后来的模拟的诸著作里，便永远的消失了。自北宋之末到南宋的灭亡，大约便可称之为话本的黄金时代罢。姑举《简帖和尚》的一段於下：
那僧儿接了三件物事，把盘子寄在王二茶坊柜上。僧儿托着三件物事，入枣槊巷来。到皇甫殿直门前，把青竹帘掀起，探一探。当时皇甫殿直正在前面交椅上坐地。只见卖的小厮儿，掀起帘子。猖猖狂狂探一探了便走。皇甫殿直看着那厮，震威一喝，便是当阳桥上张飞勇，一喝曹公百万兵。喝那厮一声，问道：“做甚么？”那厮不顾便走。皇甫殿直拽开脚两步赶上，ㄏ那厮回来，问道：“甚意思，看我一看便走？”那厮道：“一个官人教我把三件物事与小娘子，不教把来与你。”殿直问道：“甚么物事？”那厮道：“你莫问。不教把与你。”皇甫殿直扌若得拳头没缝，去顶门上屑那厮一Ξ道：“好好的把出来，教我看！”那厮吃了一Ξ，只得怀里取出一个纸里儿，口里兀自道：“教我把与小娘子，又不教把与你。”皇甫殿直劈手夺了纸包儿，打开看，里面一封落索钚儿，一双短金钗，一个柬帖儿。皇甫殿直接得三件物事，拆开简子看时，……皇甫殿直看了简帖儿，劈开眉下眼，咬碎口中牙，问僧儿道：“谁教你把来？”僧儿用手指着巷口王二哥茶坊里道：“有个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的官人，教我把来与小娘子，不教我把与你。”皇甫殿直一只手ㄏ着僧儿狗毛，出这枣槊巷，径奔王二哥茶坊前来。僧儿指着茶坊道：“恰才在拶里面打底床铺上坐地底官人，教我把来与小娘子，又不教把与你，你却打我！”皇甫殿直再ㄏ僧儿回来，不由开茶坊的王二分说。当时到家里。殿直焦躁，把门来关上，扌来揿了。唬得僧儿战做一团。殿直从里面叫出二十四岁枝也似浑家出来道：“你且看这件物事！”那小娘子又不知上件因依，去交椅上坐地。殿直把那简帖儿和两件物事，度与浑家看。那妇人看着简帖儿上言语，也没理会处。殿直道：“你见我三个月日押衣袄上边，不知和甚人在家吃酒？”小娘子道：“我和你从小夫妻。你去后何曾有人和我吃酒。”殿直道：“既没人，这三件物从哪里来？”小娘子道：“我怎知！”殿直左手指，右手举，一个漏风掌打将去。小娘子则叫得一声，掩着面哭将入去。
这和《唐太宗入冥记》的白话文比较起来，是如何的一种进步呢！前几年，有些学者们，见於元代白话文学的幼稚，以为像《水浒传》那样成熟的白话小说，决不是产生於元代的。中国的白话文学的成熟期，当在明代的中叶，而不能更在其前。想不到在明代中叶的二世纪以前，我们早已有了一个白话文学的黄金时代了！
○四
这些“词话”，其性质颇不同，作风也有些歧异。当然决不会是出於一二人的手下的。大抵北宋时代的作风，是较为拙质幼稚的，像《合同文字记之》类。而《刎颈鸳鸯会》叙状虽较为奔放，却甚受“鼓子词”式的结构的影响，描写仍不能十分的自由。但到了南宋的时代却不然了。其挥写的自如，大有像秋高气爽，马肥草枯的时候，驰骋纵猎，无不尽意；又像山泉出谷，终日夜奔流不绝，无一物足以阻其东流。其形容世态的深刻，也已到了像“禹鼎铸奸，物无遁形”的地步。在这些“小说”里，大概要以叙述“烟粉灵怪”的故事为最多。“烟粉”是人情小说之别称，“灵怪”则专述神鬼，二者原不相及；然宋人词话，则往往渗合为一，仿佛“烟粉”必带着“灵怪”，“灵怪”必附於“烟粉”。也许都城纪胜把“烟粉灵怪”四字连合着写，大有用意於其间罢。我们看，除了《冯玉梅团圆》寥寥二三篇外，那一篇的烟粉小说不带着“灵怪”的成分在内。《碾玉观音》是这样，《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是这样，乃至像《定山三怪》、《洛阳三怪》、《西湖三塔记》、《福禄寿三星度世》等等，无一篇不是如此。惟像《碾玉观音》诸篇，其描状甚为生动，结构也很有独到处，可以说是这种小说的上乘之作。若《定山三怪》诸作，便有些落於第二流中了。自《定山三怪》到《福禄寿三星度世》，同样结构和同样情节的小说，乃有四篇之多；未免有些无聊，且也很是可怪。也许这一类以“三怪”为中心人物的“烟粉灵怪”小说，是很受着当时一般听者们所欢迎，故“说话人”也彼此竞仿着写罢。总之，这四篇当是从同一个来源出来的。宋人词话的伎巧，当以这几篇为最坏的了。
像“公案传奇”那样的纯以结构的幻曲取胜者，在宋代词话里也为一种最流行的作风。这种情节复杂的“侦探小说”一类的东西，想来也是甚为一般听众所欢迎的。在这种“公案传奇”里，最好的一篇，是《简帖和尚》。而《勘皮靴单证二郎神》的一作，也穷极变幻，其结构一层深入一层，更又一步步的引人入胜，实可谓之伟大的奇作。像《错斩崔宁》、《山亭儿》之类，虽不以结构的奇巧见长，其描写却是很深刻生动的。《合同文字记》当是这一类著作的最早者。《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则其结局较为平衍（《古今小说》里有《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一篇，其作风颇像宋人；叙的是一个大盗如何的戏弄着捕役的事，和《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一篇恰巧是很有趣的对照）。
《杨温拦路虎传》大约便是叙说“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的事”的一个例子罢。但，“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的事”和“说公案”毫不相干。“说公案”指的是另一种题材的话本（《清平山堂话本》於《简帖和尚》题下，明注着“公案传奇”四字）。杨温的这位英雄，在这里描写的并不怎样了不得；一人对一人，他是很神勇，但人多了，他便要吃亏。这是真实的人世间的英雄。像出现於元代的《水浒传》上的李逵、武松、鲁达等等，又《列国志传》上的伍子胥，《三国志演义》上的关羽、张飞等，却都有些超人式的或半神式的。大约在宋代，说话人所描写的英雄，还不至十分的脱出人世间的真实的勇士型罢。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有点像杨温的同类，但又有点像是“说铁骑儿”的同类。这是一篇很伟大的悲剧。像汪信之那样的自我牺牲的英雄，置之於许多所谓“迫上梁山”的反叛者们之列，是颇能显出在封建社会里被压迫者的如何痛苦无告。
最足以使我们感动的，最富於凄楚的诗意的，便要算是《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一篇了。这也是一篇“烟粉灵怪”传奇，除了后半篇的结束颇为不称外，前半篇所造成的空气，乃是极为纯高，极为凄美的。“今日说一个官人，从来只在东京看这元宵。谁知时移事变，流寓在燕山看元宵。”这背景是如何的凄楚呢！杨思温当金人南侵之后，流落在燕山，国破家亡，事事足以动感。“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恰正好形容他的度过元宵的情况罢。他后来在酒楼上遇见故鬼，终於死在水中，那倒是极通俗的结局。大约写做这篇的“说话人”，或是一位“南渡”的遗老罢，故会那么的富於家国的痛戚之感。
《拗相公》是宋人词话里唯一的一篇带着政治意味的小说；把这位厉行新法的“拗相公”王安石骂得真够了。徒求快心於政敌的受苦，这位作者大约也是一位受过王安石的“绍述”者们的痛苦的虐政的，故遂集矢於安石的身上罢。
○五
“词话”以外，别有“诗话”。但二者的结构却是很相同的；当是同一物。“诗话”存於今者，仅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亦名《三藏法师取经记》。共分十七章，每章有一题目，如《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之类，正和《刘知远诸宫调》的式样相同。这是“西游”传说中最早的一个本子，其中多附诗句，像：
僧行七人次日同行，左右伏事。猴行者因留诗曰：“百万程途向那边，今来佐助大师前。一心祝愿逢真教，同往西天鸡足山。”三藏法师答曰：“此日前生有宿缘，今朝果遇大明仙。前途若到妖魔处，望显神通镇佛前。”《取经诗话》以猴行者为“白衣秀才”，又会做诗，大似印度史诗拉马耶那里的神猴哈奴曼（Ｈａ－ｎｕｍａｎ）。哈奴曼不仅会飞行空中，而且会做戏曲。相传为他所作的一部戏曲，今尚有残文存於世上。
宋代“讲史”的著作，殆不见传於今世。曹元忠所刊布的《新编五代史平话》，说是宋板，其实颇有元板的嫌疑。惜不得见原书以断定之。《新编五代史平话》凡十卷，每史二卷，惟《梁史》及《汉史》俱缺下卷。其文辞颇好。大抵所叙述者，大事皆本於正史，而间亦杂入若干传说，恣为点染，故大有历史小说的规模。其中，像写刘知远微时事，郭威微时事，都很生动有趣。其白话文的程度，似更在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之上。
又有《大宋宣和遗事》者，世多以为宋人作；但中杂元人语，则不可解。“抑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耶？书分前后二集，凡十段，大似“讲史”的体裁，惟不纯为白话文，又多抄他书，体例极不一致。所叙者以徽、钦的被俘，高宗的南渡的事实为主，而也追论到王安石的变法，其口吻大似《拗相公》。开头并历叙各代帝王荒淫失政的事，以为引起。其中最可注意者则为第四段，叙述梁山泺聚义始末。其中人物姓名以及英雄事迹，已大体和后来的《水浒传》相同：当是《水浒》故事的最早的一个本子。惟吴用作吴加亮，卢俊义作李进义为异耳。
又有《梁公九谏》一卷，北宋人作，文意俱甚拙质。叙武后废太子为卢陵王，而欲以武三思为太子。狄仁杰因事乘势，极谏九次。武后乃悟，复召太子回。当是“说话人”方起之时的所作罢。
○六
话本的作者们，可惜今皆不知其姓氏。《武林旧事》虽著录说“小说”者五十余人；却不知这些后期的说话人们曾否著作些什么。讲史的作家们，今所知者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及王六大夫（说《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等，而他们所作却皆只字不存。
为了“话本”原是“说话人”的著作，故其中充满了“讲谈”的口气，处处都是针对着听众而发言的。如“说话的，因甚说这春归词”（《碾玉观音》）；“自家今日也说一个士人，因来行在临安府取选”（《西山一窟鬼》）；“这员外姓甚名谁？却做出甚么事来”（《志诚张主管》）。也因此，而结构方面，便和一般的纯粹的叙述的著作不同。最特殊的是，在每一篇话本之前，总有一段所谓“入话”或“笑耍头回”，或“得胜头回”的，或用诗词，或说故事，或发议论，与正文或略有关系，或全无关系。这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们看，今日的弹词，每节之首，都有一个开篇（像倭袍传），便知道其消息。原来，无论说“小说”或“讲史”，为了是实际上的职业之故，不得不十分的迁就着听众。一开讲诗，听众未必到得齐全，不得不以闲话敷衍着，延迟着正文的起讲的时间，以待后至的人们。否则，后至者每从中途听起，摸不着那场话本的首尾，便会不耐烦静听下去的了。
到了后来，一般的小说，已不复是讲坛上的东西了，──实际上讲坛上所讲唱的小说也已别有秘本了──然其体制与结构仍是一本着“说话人”遗留的规则，一点也不曾变动。其叙述的口气与态度，也仍是模拟着宋代说话人的。说话人的影响可谓为极伟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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