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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英雄传奇，也是后世长篇武侠小说的源头。在文学史是占有极高的地位，在世界文学中也是一部不朽的名著。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曾翻译成英语，书名更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但这部杰作可谓是命运多舛，明代一些文人曾于极高评价，但清代曾因诲盗遭禁。五四后始受重视，但研究者大都耽于考证版本作者和史实。解放后方进行文学、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为主流。文化革命因毛泽东的态度又受严厉批判。新时期研究的风气较正常。
第一节 成书经过和作者
一、故事来源和发展。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史有其事，发生在北宋末年徽宗年间，《宋史》中多有记载。见于《徽宗本纪》、《侯蒙传》和《张叔夜传》中。其事大略是宋江等三十六人于徽宗年间在河朔起事，横行十余郡，官军不敢阻挡，后被海州知州张叔夜招降，事在宣和三年（１１２１）。而梁山泊农民起义事也确有其事。洪迈《夷坚乙志》称，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不赴，归金陵，疽发于北而卒。其所亲王生死后复苏，谓己见蔡受冥谴，嘱其归告妻子，称现在阴间正揪住郓州一事不放。他的妻子恸哭道：“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泺（同”泊“）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此书在四十三年之后是四十三年之后成书的，所说梁山好汉结局应不错，当然冥谴是靠不住的。但现存史料看不出两次起义之间有什么关系。看来后来的民间艺人将宋江等人之事和梁山泊事揉合起来了。最初是民间口头传说，在南宋时已经成为广泛流传的故事。成为说唱艺人最喜爱的题材之一。宋末元初人龚开的《三十六人画赞》完整地记载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并在《序》中于：“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罗烨《醉翁谈录》在“话本小说”中的朴刀杆棒类中，著录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和《石头孙立》等，但这时还是独立的英雄故事。而到了宋末元初的时候，出现了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写到了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和宋江杀惜三事。末尾还提到了张叔夜招安、征方腊和宋江封节度使。这表明水浒故事已经从短篇人物故事演变成讲史故事。元代产生了一大批水浒戏，存目有三十三种，其中六种保留下来。在《李逵负荆》和《双献功》等作品中，水浒英雄发展到七十二人和一百零八人，对梁山水泊的描写也接近了《水浒传》。
《水浒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于元末明初产生的。
二、关于作者。作者说者纷纭，但大抵不出施耐庵和罗贯中二人。施氏生平材料极少，明人大都认为他是钱塘人。此书最早见于记载，是明嘉靖时人高儒《百川书志》：“《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同时人郎瑛《七修类稿》：“《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余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稍后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说是罗贯中作。万历时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林施耐庵作。大约是先由罗贯中将说话、戏剧中的水浒故事综合、加工而成，所以称“编次”；而后再由施耐庵加工提高。故称其本子为“的本”。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始，有人说他是苏北人。也发现了一批与此有关的文物和文献。故有人对其生平作了描绘，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端，字彦端，耐庵为其又字或别号。祖籍扬之兴化，后流寓钱塘。曾入张士诚幕，张败后隐居海陵白驹，又为避朱元璋征召而居淮安。死后其孙迁其骨归葬白驹施家桥。但许多专家对上述材料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因为施彦端是否施耐庵证据不足，只要这一点不能考定，其余的都是无稽之谈。
三、关于《水浒》的版本。水浒的故事从民间开始流传到各种版本最后定型，经历了四百年，有数不清的艺人文人参与了创作，使得其版本情况异常复杂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版本情况最为复杂的一部。大体可分为繁本（文繁事简本）和简本（文简事繁本）两大系统。繁本系统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三种；简本系统有百回本和百十五回本。关于两种版本孰先孰后，历来看法不一。或以为繁本在简本基础上加工而成，或以为简本是繁本的节缩本。王利器以为书在流传过程中有两个系统，一是关东系统，二是关西系统，后由人撮合而成。所谓七十一回本只不过是金圣叹不满于招安的结局，将七十回以后的部分全部删除，另加上了卢俊义梦嵇叔夜将好汉们斩尽杀绝的一回。这就是文学史上为人所乐道的腰斩《水浒》说法的由来。
四、建国以来《水浒》研究的历程。
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１、５２年出版了建国后的第一个本子，此后直到文化革命，研究的风气比较正常。大体上是认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最重要的成果是冯雪峰的长文《回答〈水浒传〉的几个问题》，评价很高，认为这是农民起义的史诗，缺点是受招安和宋江形象。但与成就相比是第二位的。（《文艺报》５４．３～１１）
受招安和宋江的形象一直是讨论的热点。受招安问题。或认为是反映了一般农民起义的缺点和弱点，或认为受招安体现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投降是没有出路的。并且结合作品探讨了接受招安的原因。有些分析很有深度。
宋江形象问题。关于宋江形象。发表的成果很多，有许多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发表了见解，难以一一尽举。总的来看，可基本分成三种观点，一种认为他虽然存在种处弱点，但仍不愧是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如戴不凡、冯雪峰等。一种认为他是混入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异己分子。如李永先在《文史哲》６５．５上的文章。第三种看法认为宋江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具有双重性，不能简单概括。聂绀弩、李希凡都是这种看法。如李希凡认为，他是农民起义胜利和失败的关键人物，这源于性格的两面性。真实地表现了农民革命中的局限性。
这一段的讨论是心平气和的，科学的。其主要成果反映到了两部文学史中。
２、文化革命阶段。文化革命中，由于把以往的研究成果全部斥为封资修，所以各高校在招收工农兵学员之后，大都不敢开这门课。后来才开设。但都是先骂一通，然后再讲一点所谓的民主性精华。研究更是谈不上。７５年毛评后，大家一哄而上，而这是四人帮夺权的舆论准备。基本上没有学术讨论，众口一辞，都认为这是反农民起义，宣扬投降主义。文章大都是好人写的，当然也有一些政治投机者。对作品的实际都或多或少做了歪曲。回过头来看，是一场闹剧。这一段的文章最多，但是最没有价值。毛的几句话作为他个人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标志着义军性质的变化；对宋江征方腊的看法；肯定李逵、阮小二等反对投降，领袖不好；对金圣叹腰斩不满，认为这破坏了真实性，要求把第七十回前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等等，都是有价值的看法。但凡事就怕瞎起哄。
３、新时期以来的研究。在刚粉碎四人帮时，有人为了出气，故意反对毛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观点，和历史上的宋江是否真是投降派。这是抬杠。后来转入正常。总之，眼界较文革前更宽，从文学和美学角度的研究也更深入。但近来好象对小说外部研究人们更感兴趣。由于中青年学者的流失，整个古代文学的研究普遍不景气，这也多少影响到了《水浒传》的研究。
总之，对《水浒》艺术性的分歧不大，主要是思想上。这部小说还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从建国以来的研究得到的经验有两点。一是不要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混到一起，二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切不可见风使舵，更不可搞政治投机。
第二节 《水浒传》的内容和思想
其内容是描写北宋后期山东梁山地区宋江领导的一次农民起义。虽说都是在长期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文人整理而成，但它的内容来源同《三国》不一样，后者有丰富的史料来源，是从历史到文学；而前者则是从传说到文学。故《三国》的结构统一，思想倾向也相对单纯。而《水浒》则保持着单篇连缀而成的较原始的面貌，思想倾向也异常复杂。
一、历史上的宋江起义。确有其事。《宋史》中多有记载。见于《徽宗本纪》、《侯蒙传》和《张叔夜传》中。宋江等三十六人于徽宗年间在河朔起事，横行十余郡，官军不敢阻挡，后被海州知州张叔夜招降，事在宣和三年（１１２１）。而洪迈《夷坚乙志》称，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不赴，归金陵，疽发于北而卒。其所亲王生死后复苏，谓己见蔡受冥谴，嘱其归告妻子，称现在阴间正揪住郓州一事不放。他的妻子恸哭道：“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泺（同”泊“）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此书在四十三年之后是四十三年之后成书的，所说梁山好汉结局应不错，当然冥谴是靠不住的。看来民间艺人将宋江等人之事和梁山泊事揉合起来了。
二、有关《水浒》主题的一些看法。
１、农民起义说。路工在《〈水浒〉－－英雄的史诗》（《光明日报》１９５３．２．１）一文中认为，《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英雄的史诗。宋云彬梁山泊上成千上万地喽罗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谈〈水浒〉》《文艺月报》１９５３．３）王利器认为《水浒》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戴不凡、冯雪峰等。
２、投降说。这一派的观点认为《水浒》是歌颂投降主义行为的。毛泽东在７５年视力急剧下降，所以从北大抽调了一个名叫芦荻的女讲师去给他读书，念《水浒》时他发表了一些看法，本是随口说说，但四人帮为了攻击邓小平和周恩来，制造了丰庆轮事件，大揪投降派，所以大肆鼓吹，使这种观点一时甚嚣尘上。毛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人民日报》７５．９．４）文化娼妓李希凡在７５．１１．５《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水浒〉的忠义观念和宋江的叛徒形象》中说：“《水浒》颂扬投降主义，美化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叛徒形象，清楚地表明了这部小说的总的思想倾向。认真分析解剖《水浒》，对反修防修具有重要意义。”当时正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因此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所谓的投降派和反修防修的所指。这种观点由于是政治风气的产物，所以虽然一时很热闹，但在学术史上地位不高。
３、忠奸说。刘烈茂认为，贯穿《水浒》全书的是所谓忠与奸的斗争。（《中山大学学报》７９．１《评〈水浒〉应该一分为二》）。侯民治认为作品通过使宋江等人参加到地主阶级内部的忠奸斗争中来，颂扬忠臣良将。（《湘潭大学学报》７９．１～２《论〈水浒〉的主题思想》）凌左义认为，高俅是奸佞的代表，宋江是忠义的典型，“宋江与高俅的矛盾性质及其不同形象，是判定《水浒》主题的主要依据。”（《水浒争鸣》２辑《论忠奸斗争是〈水浒〉描写的主线》）
４、市民精神说。伊永文说：“根据市民阶层的思想，着重表现了市民的反抗思想和行为。”（《天津师院学报》７５．４《〈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王开富也说为：“作品写的几乎都是城市人民的生活，不是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重庆师院学报》８０．３《〈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吗》）欧阳健、肖相恺则进一步认为作品中官逼民反的民，主要不是指农民，替天行道也并非化表农民利益的旗帜，梁山好汉发动的战争不是农民革命战争，而是展现了市民生活的场景，代表了市井细民的爱与憎。（《水浒新议》重庆出版社８３年版）
另外还有一些观点。如黄瑞云认为，作品前后两部分缺乏内在的联系，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不是统一的主题，前半部分是英雄传，后半部分是叛徒传。（《黄石师院学报》８１．１）王齐洲认为作品描写了地主阶级内部进步力量与腐朽力量，即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水浒争鸣》１辑）章皆淳认为作品的主题是反投降，因为它告诉人们，投降是死路一条。（《昭通师院学报》）汪远平认为，水浒的复仇思想内容是笼罩全书，成为一种鲜明的政治倾向。（《郑州大学学报》１９８７．１）
三、《水浒》的思想及其认识价值
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是一部研究中国历史规律的杰作。 简写本叫《在历史的表象后边》，收于《走向未来》丛书。书中对中国历史上的二三百年一次的周而复始的循环现象作了深入的探讨。正是这本书在十年前为他带来了“中国四大思想家”的美誉。他以系统论分析了中国的传统社会，认为中国这个社会系统每隔二三百年原有的稳态就会破坏，出现一次剧烈的动荡，农民革命战争会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社会重新恢复稳定。
《水浒》正是对这种农民起义进行细致描写最为出色的一部作品。篇幅最大，最有深度。其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可以概括成以下几点。
（一）艺术地真实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这是历史学、社会学上的一个伟大贡献。我们不能一提农民起义就看作是农民扔下手里的锄头，揭竿而起。实际上，是否农民起义还是市民暴动，主要看其主要参加者的成分和起义的宗旨。以此来看，梁山英雄们的起义毫无疑问应算是农民起义。这就如同不能因为汉光武帝刘秀是大豪强就认为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是军阀混战，黄巾起义是宗教战争，李自成起义是工人暴动。《水浒》通过不同身分的人不约而同地走上反抗道路的详细描绘表现了官逼民反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作品是把贪官污吏作为冲突的一方，善良的下层民众作为对立的一方，在双方的矛盾冲突中来展示官逼而民不得不反的现实。仅就这一点来说，它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认识社会的历史任务。
一）揭示了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是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官逼民反。表现了冲突双方深刻的矛盾。
１、冲突的反方。作者把高俅发迹作为开端，有良苦的用心。金圣叹说得好：“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一部大书先写高俅，有以也。”乱自上作，就是说起义是统治者逼出来的。他从第二回出场，一直活动到最后，是义军的死敌。他之受宠，是因为会踢球。这就不仅说明了他这个人的无赖本质，而且揭了皇帝的老底。他一上台并没有同义军作对，而是先后迫害了两位八十万禁军教头，意在说明他是个典型的阴险小人，完全是从个人的恩怨利害出发，置国家的大义而不顾，以权谋私，公报私仇。而他与义军的矛盾，也完全是因为有仇人在义军内，而且三度败在义军手下，顺此而受到徽宗的喝斥，内心不平衡。全书的情节开展，就是由他与英雄们的矛盾冲突推动的。作者并没有只写他一人是义军的对立面，而是以他作为中心，组成了一张巨大的统治网络，无所不在。书中写了与他气味相投的一大批统治者中的成员，上有童贯、蔡京，中有梁中书、张都监、蔡九知府、刘高、高廉、黄文炳，下有殷天锡、祝朝奉、蒋门神、董超、薛霸、西门庆、郑屠、毛太公，其中许多都有裙带关系，梁中书就是蔡京的女婿。他们上下勾结，对于人民形成强大的压力，使一切善良的人躲都躲不开，往往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失去了。不仅是下层民众，而且许多上层人物都是闭门家中坐，大祸从天降。柴进是宋代最大的贵族之一，但殷天锡仗着自己是高唐州知府高廉和小舅子，看上了他叔父家的花园，想要霸占，便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林冲是高级军官，但因高衙内看上了他的妻子，高俅便要除掉他。这就说明，书中描写的社会环境已经一塌糊涂，下层民众更是随时可能大祸临头。
２、冲突的另一方。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民如果不反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于是，作品难能可贵地把农民起义作为正面之事来写，因而在清代被作为诲盗的作品列为禁书。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家如杜甫、苏轼、罗贯中（三国）和曹雪芹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水浒》这种态度就显得更为难得。作品把起义作为正面事件描写主要表现，就是把造反的人当作正面人物来描写。写出了他们在官逼之下不得不走上民反道路的真实过程。这不仅有统治集团之外的各阶层人士，而且包含统治集团内部的成员，有的还是非常重要的成员。
１）第一类人是生活沦入赤贫境地，已无法生存的农民或与农民社会角色相类之人的造反。这类人有李逵、三阮和解氏兄弟。其中以李逵为代表。
李逵是个雇农，家里仅有个老娘，因人命逃到江州，当了个小牢头。老娘因思念他而哭瞎了双眼。沦落到社会最底层，已经一无所有。他的性格有三个层面。
Ａ、彻底的反抗性是他性格的基调。长期受压迫残害的遭遇，使他对一切非正义的事物充满仇恨。他反抗的矛头首先对准的是最高统治者封建皇帝。在江州宋江题反诗被投入大牢，他知道后对戴宗说：“吟了反诗打甚么鸟紧，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上梁山后宋江最忌讳人说造反，而他偏偏要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东京快活，强似在这里鸟水泊里”，“皇帝姓宋，我哥哥也性宋，为什么他做得我哥哥做不得。”在英雄大聚义时，当宋江说到只等朝廷招安，他借着酒醉，一脚踢翻桌子，“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宋江带他去东京走宋徽宗相好的妓女李师师的门路，“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而他却大打杨太尉，放火烧李师师家。陈太尉来山寨降诏招安，他从房顶跳下，扯碎了诏书。受招安后，他时刻想回梁山水泊。宋江因此对他最是放心不下，在喝了朝廷颁赐的毒酒后，还害怕他再造反，把他骗来同饮。他死后还要入徽宗的梦中，挥舞着两把板斧，把徽宗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代表了义军队伍内部立场反封建统治最坚定的一派。他的绰号也概括了他的这个特点。像一阵平地卷过的旋风。他并没有什么城府，但是他从长期的痛苦经历中看出统治者的虚伪本质，所以显得格外清醒。
因此其次，他对统治集团的成员不存在任何幻想。柴进被恶霸殷天锡迫害，几乎丢掉了命，但还是幻想通过丹书铁券来争得个是非曲直。他一听就反对，结果怒打殷天锡。所谓逼上梁山，在别人都有直接的诱因，而只有他是社会大环境所迫，没什么直接原因。他代表了封建社会被压迫者的最高觉悟，他曾撒谎说自己叫张大胆，这确实是他无法无天，敢于反对一切现存事物的写照。但是还没有达到怀疑封建制度合理性的高度。当时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时代而具有这种认识。
Ｂ、正因他对统治者满怀彻底的仇恨，所以反过来，便把义军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爱憎分明，对敌狠，对友亲。如下井救柴进。他对宋江是无条件的崇拜，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宋江叫他死，他都毫无怨言。宋江入江州狱，他早晚服侍，寸步不离，连须臾不可或离的酒都戒掉了。在救宋江时单人双斧，连命都不要，只顾一路杀去。但是一听说宋江强占民女，就大闹起来，甚至要为此杀掉宋江。可见他的价值序列中，社会正义，也即大众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而义军事业就是社会正义性的集中体现。
Ｃ、第三个层面是他的个性色彩。概括起来是坦诚、直率、乐观、粗鲁。坦诚是他任何时候都敞开心扉，连撒谎都不会。如他撒谎说自己叫张大胆，任何人一听都知道这是假的，谁都骗不了。赌钱时赖账也说明了这一点。直率是有什么话都不会放在心里，一定要直说出来，大家可能印象最深的细节中就有他经常在别人说正事时冒失地插嘴，受到宋江的训斥后又自己掌嘴。乐观是他打上梁山后总是乐呵呵的，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三打祝家庄时他功劳最大，但乱杀一气，连内应都杀掉了，所以功过相抵。他高兴地说，杀得快活。粗鲁诚然是缺乏绅士风度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一任天然，活得最轻松。因此李贽对此赞不绝口。现代人活得太累。
但是我还是想多说一句，指出他的局限。一是没有摆脱皇权思想，二是对宋江盲目的义，三是狭隘的报复思想，太爱杀人。
这也与作者的重民思想与人道理想有冲突。作者将这归于宿命的“天杀星”。这可能太苛求古人了。这是个著名的，为历代人所喜爱的文学典型。
２）第二类人的成分很复杂。包括不是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贫民和下层知识分子。鲁智深、武松和吴用是这类人的代表。
鲁智深无家无业，无妻无子，行伍出身。虽说做了下层军官，但是由于多年的经历和所处的环境还是造成他嫉恶如仇，主动进攻，敢做敢为，无所顾忌的反抗精神。主要表现是好打抱不平，见义勇为，无拘无束，处处主动进攻。作品里最爱说他的有两段诗，一是禅杖打开不平路，戒刀杀尽不平人。二是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这就是他性格的基点。第一次出场是拳打镇关西。这与他本人完全无关。他与史进和李忠正吃饭时听说郑屠霸占金老的好儿，还要讹买身钱，马上怒不可遏，结果惹出了人命官司，从而改变了一生的道路，遁入佛门，这是对前一段诗的注解。而大闹野猪林则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这又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这是对后一段诗的注解。他的行侠仗义从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是个古道热肠的人。他对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善良人充满爱心。这种仁爱的精神，是各种优秀文化的精髓。除此之外，他对任何现存的观念和制度都嗤之以鼻，无法无天。他之投身佛门，不是基于信仰，而是迫不得已。所以才有大闹五台山，以至于无法呆下去。
他的朴实坦率和鲁直，让人很容易想起李逵。但是人们不会把两人混起来，原因就在于他的阅历比李逵要丰富得多，具有与各种恶势力长期周旋的丰富经验，所以比李逵要干练老辣得多。他虽质朴但却不轻信，不轻易让感情左右，始终保持着自己清醒的判断力。他在投奔李忠、周通以后，发现他们行事吝惜，不是久处之人，于是趁他们下山，偷了金银器，从后山上滚下。吃了人家的不思报恩还要做这种事，如果李逵，就绝不会这样。鲁莽而不失干练。拳打镇关西，刻划入微。如先放金老父女走，又怕店小二去通风报信，所以拿条凳子坐下，直到估计金老出了城门，方才离开。李逵是没有这样细心的。反招安，他与李逵的立场一致，但是表现截然不同。李逵是大骂，出于本能的不信任感情，而他则是沉痛地说，不济事，就像我的这件皂布直缀，已成黑色，怎能染成白的，这是基于深刻清醒的认识。两人在这一点上，自有差别。
这是他性格中最有光彩的一面。但在义军事业达到顶峰之后，他的消极遁世的一面反而逐渐凸现出来。这在征辽后，为读者所见。虽说他生擒方腊，为朝廷和宋江立下了最后一个大功，但是每个读者都能看出，他此时是在尽最后一点兄弟的义务，已无刚进义军时的那股勇锐之气。从作品所提供的实际来看，他性格的转化有这样两个原因。首先最明显的是宗教影响。智真长老已经为他的结局作了宿命论的规定。“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因俗心未尽，杀生未了，还有正果。”再就是义军受招安的结果与现实黑暗的强烈反差超过了他心理的承受能力，使他觉得已经走入死路。这是他性格转变的社会原因。因为他已经清醒地看出，义军鼎盛之时，就是走向没落的开始，这不是由于别的，而是由于招安的必然。所以在生活中找不到出路，就必然求助于宿命论，他的坐化令人心碎。这种极早抽身，反映了义军许多人的共同心态。这是作者陷入自身矛盾无法解脱后的结果。
武松是梁山好汉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人物之一。他是勇与力的化身，一身武艺。是个地地道道的酒神。性格的基调是刚烈正直。出身于下层城市贫民。他的觉醒过程显得更为曲折。第一阶段是没有什么政治理想，有奶就是娘。上梁山前已经沦落到赤贫的境地，只剩一卷铺盖，流浪江湖，一无所有。这使他再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同李逵一样，可以以赤子之心来面对世界，而无须有任何掩饰。因此他一出场像个无赖，正发虐疾，睡在柴进的游廊下，已经引起了主人的反感。他更多带有市民的流氓无产者的成分。并没有丝毫造反的想法。他的反抗，是逐步形成的。景阳冈打虎非常热闹，是水浒故事中最脍炙人口的名段，但其本身除了说明他的神威，和暂时改变了他的赤贫境遇外，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为此他当上了阳谷县的下层军官都头。他真可谓是忠心耿耿，早出晚归，为官府的事殚精竭虑。是个爪牙。兄长的惨死改变了他的生活。虽说杀死奸夫淫妇表现了他勇烈的性格，但仍然缺乏社会意义，至多说明了他不怕事，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事并没有动摇他对统治者的信仰，还是要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来办事。结果被刺配充军，他心甘情愿。这说明他对官府是合作的，没有反抗的想法。第二阶段是转变时期。他因行侠仗义，醉打蒋门神，又为报答张都监的知遇之恩，再次心甘情愿地当爪牙，除了讲义气之外，很难看出有什么社会意义，也谈不上什么正义性。而且在这时，对官府的信任还有增无减。结果受到陷害，不得已血溅鸳鸯楼，大闹飞云浦，出家当了假行者，落草二龙山。这时他的最终终目的仍是走招安一路，好受赦生还。第三阶段是走上彻底反抗之路。他在上梁山之后，受鲁智深影响较大，步军出战时，经常是他与鲁智深密切配合，组成一个战斗单元。而且在鲁智深坐化后，他主动要求在六合寺出出家，与智深的骨殖塔朝夕相伴。特别是通过自己的长期观察，认清了社会的本质，就是坏人吃香，像他这样的正直之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所以走上了坚决反抗。反对招安。在征方腊中，失去了一条胳膊，带着残疾之身在六合寺出家，做了清闲道人。在这个人物身上，典型地体现了下层人民的被逼无奈，一步步地走上反抗的过程由与世无争到个人复仇，再由个人反抗到团结抗敌，反抗最高统治者。与人民的在黑暗中摸索的过程一致。
吴用是另一种人，下层知识分子。不是农民，也不是地主，就是一个智谋出众的读书人。过去的起义军中常有这种类型的人。走上反抗是出于不满于社会对自己的不公。满腹才学却无人赏识，怀才不遇。他是农村中的个穷教书匠，生活难以为继。所以刘唐给晃盖通风报信后晃最先找的就是他。作者通过他的建议和亲自去找阮氏三雄，表现了他过人的才智。他提出了不义之才，取之何碍的口号，定下了造反初期的专取不义之才的纲领，很能迎合人心。义军在初期的壮大，与他的正确的纲领关系至大。为义军培养了第一批骨干。他是梁山上诸葛亮一类的好军师。
他对统治者的认识还是很清醒的。一开始是反对招安，但是看到宋江很坚决，知道没有别的选择后，又提出有条件的招安。在招安后发现朝廷不信任，又向宋江提出重上梁山的建议，但是遭到否决，只好违心地又收回。果真如他所料，宋江被害，他与花荣祭奠了一番后，双双吊死在楚州城外。他的身上既反映了中国旧知识分子的动摇软弱，而其悲剧结局又反映了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这类人的普遍绝望，没有出路的心态。据说安娜．卡列尼娜和阿Ｑ都是作者到最后无法为他们找到出路，只有死路一条。吴用也是如此。
这些人的上梁山，都是逼的。但是，最能体现逼上梁山的“逼”字的，是林冲。林冲是个中上层军官，八十万禁军教头。出身于一个习武世家，有一身过人的武艺，过着小康生活，吃穿不愁，有个美丽贤惠的妻子。总的来说，过得不错。他也有牢骚，“空有一身武艺，却居于小人之下。但总的来说，他胆小怕事，安于现状，为人谨慎，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委曲求全。高衙内调戏他的妻子，他已经把拳头高高举起，但是又放下，认了倒霉。但是这也没能为他带来安全，高俅为了自已的螟蛉子，竟然要置他于死地。误入白虎堂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个大转折。为了以后能够回来与妻子团聚，竟违心地招认”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节堂“，结果一夜之间从人上之人变为人下之人，被刺配沧州。路上受尽迫害，甚至差点儿丢了命仍是隐忍不发。可见这个转折外在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生活剧烈改变但是人物性格变化不大。看守草料场又被高俅派来的人烧掉，而妻子也已自尽。这时他才一怒之下杀了陆虞侯和富安，雪夜上梁山。风雪山神庙是他生命中的第二个转折。这次转变实际意义远大于外在的意义。人物生活上改变不大甚至还有改善，但是人物性格已有了决定性的变化。从一个顺民变成了一个叛逆者。他之上梁山，充分暴露出官逼供民反而民不得不反的现实，逼，在他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他的典型意义还在于，苟且偷安是没有出路的，对于暴虐的统始者只能是以暴抗暴。和平主义，甘地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的实行是可以的，但要看对象是谁。在这类人中，他是典型化最高的一个。
３）第三类人是大地主贵族。这类人本是封建制度庇护的对象，是现行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他们也是现行制度的最坚定的拥护者。卢俊义是梁山好汉中关公一类的智勇双全的人物。”棍棒天下无双“。他始则与义军势不两立，甚至要填平水浒，踏平梁山擒拿宋江一伙。他的上梁山当然是吴用策划的结果，但是如果不是当时的统治者的腐朽昏庸，又如何能将信服他妻子与管家的半真半假的举报，又如何能将被劫持与主动入伙混为一谈？吴用又如何能够得逞？结果被投入大狱，差点儿没命。他上梁山的意义不仅在于打下曾头市，为晃盖报了仇，而且在于义军又得到了一位卓越的领袖，实力发生了飞跃，从只能与地方政府对抗转变为能直接同朝廷展开大规模的战役，并且无往而不胜。因此他是梁山事业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杨志本人地位并不算高，但他是名门之后，其祖曾挽救过宋室的命运，他对于朝廷的效忠，已经成为无条件的愚忠，是与家族的荣誉紧密地联在一起的，别人谁都能反，唯有他不能。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厄运，最后是失陷生辰纲，使他一切生路断绝，也不得不上了梁山。柴进是个累代丹书铁券的大贵族，只是一个小小的知府的小舅子殷天锡为了霸占他叔父的花园行凶被李逵打死，就把他逼到了死牢里。
这类人的逼上梁山说明社会的黑暗已经使得除了统治集团核心人物外，任何人都朝不保夕。社会已经到了总崩溃的边缘。
从社会各阶层不同人物殊途同归，被逼上梁山的过程，表现了作者官逼民反的思想。这些人物系列揭示了统治者对社会各阶层的压迫是造成农民起义的客观原因。这个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是最突出的。作者表达这个主题题时没有简单化。这是《水浒》主题最深刻之处。
二）真实地再现了农民起义的过程。
作者以欣喜的心情描写了这次农民起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个人或小集团的反抗到有组织，有纲领，与封建王朝全面对抗的声势浩大农民起义的全过程。这种描写有很强的概括性。可以说，是农民起义的史诗，教科书。毛泽东在《西行漫记》里曾对斯诺讲过这本书对他的深刻影响。他在有篇文章里举过三打祝家庄来说明摸清情况的重要性。
首先，反抗在初始时总是自发的逃亡或啸聚山林。这只能称为武装闹事，还不能叫起义。往往是打家劫舍或拦路抢劫，除了糊口活命外，没有进一步的目标，也就是说，目的很不明确。而在这个时期，也是最容易被被分而治之和消灭的时候。 其次，为了免于灭亡，就有必要发展成小股联合。作品中的智取生辰纲就是小股联合的开始。有农民、渔民、道士、知识分子和下层地主。
第三步，在大闹清风寨和火并王伦后，义军才有了起义的性质。梁山水泊也成了义军的根据地。已经发展成与统治者公开的武装对抗。以此为山头，联合各地的农民武装，并且每次作战都分化瓦解，招降纳叛，不断壮大，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在这一阶段，斗争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打富济贫，到惩办恶霸地头蛇，到和官府对抗，而排定坐次后达到了鼎盛，两赢童贯，三败高俅，这已经是同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农对抗了。而这一时期的纲领也越来越明确。在分头反抗时没有什么口号和纲领，只是过一天算一天。在智取生辰纲时提出了专取不义之财，劫富济贫。晃盖上梁山后提出要和大宋王朝作对。而系统的纲领是是在宋江上山后提出的。虽说在反抗性上与晃盖时期相比有缓和，但却更完整了。在英雄排座次时有首词反映得比较准确。政治上八方共域，异姓一家。这就是所谓的大同和平等，没有贵贱贫富之分；而在经济上财富均分，大口吃肉，大碗饮酒；组织上异姓同居，不分亲疏，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干，人尽其才。核心是平等和平均的原则。虽然在现实中这只是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不可能始终如一，但作者在艺术世界里却实现了。而且作者把这用天意神旨作了渲染，以加强其合法性。所以说，这也是作者的理想。
三）具体地描写了起义失败的原因和过程。
１、失败的过程。农民起义的结局，无非三种可能，一是像黄巾军那样被镇压，二是胜利果实被篡夺，如刘秀，三是义军内部腐化变质，最后导致失败，如李自成，从广义上说，明朝也是这样；四是妥协，接受招安。而《水浒》属于此类。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书中的描写是有现实依据的。但总的来说，这部分的艺术描写不太成功。很多读者包括我在内在看这一部分时都是草草而过。从八十一回始，开始描写义军的失败过程。一看而知，义军的失败在于接受招安。但是作者主观上对招安是非常欣赏的。义军在接受招安后，成为了统治者的爪牙和帮凶。平辽，征田虎王庆，打方腊。
２、失败的原因。这是由于接受招安而导致的。在七十一回以前就存在接受招安的因素。好汉们对招安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坚决反对，主要是出身于下层的人，一种是顽固坚持，宋江是代表，拥护者主要是上层人士，尤其是朝廷命官。可以说，这些人之所以上了梁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宋江在这方面有明确的承诺。而梁山事业之所以有那样的规模，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梁山好汉虽然是异姓一家，但在这一点上是各有算盘。有的是为反抗社会，有的则是暂时栖身。而第三种是动摇者，七十二地煞星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如此，领袖集团中的吴用也属此类。接受招安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
内部原因：第一，由于领袖的作用。这是义军走上招安之路的最重要的原因。宋江一上山，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不能视为简单的一字之差。聚义强调的是反抗，义是至高无上的，而忠义强调的是归顺，义是为忠服务的。在大聚义中公开提出了招安的目标，后来就是一步步的实施。义军接受招安是在屡战屡胜的背景下进行的，根本就不是走投无路下的无奈选择，而是宋江本人一开始就抱有的企图。
第二，随着义军事业的壮大，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大量不属于义军的基本依靠的力量涌入义军。这部分人以贵族地主和朝廷命官为主。他们成为宋江招安政策最坚决的拥护者。而这部分人从整体文化素质看比较高，政治方面也更为老练，更工于心计。因此团结在唯一的最高领袖的旗帜下，成为接受招安的社会基础。其占优势也成为必然。
外部原因是朝廷的怀柔政策。先是暴力镇压，这被证明是无效的，便改为招安。双方取得了一致，使招安成为必然。最终还是通过义军内部的领袖人物实现的。这种描写有深刻的认识价值。不能归咎于宋江个人的品质问题。这是历史的大背景造成的。是历史决定的。
四）结局的意义。
《水浒》的结局是个大悲剧，魂聚寥儿洼的描写令人不忍卒读。这种写法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非常少见。作者对招安是持肯定的立场，这是他的传统的忠义思想使然。但是他又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所以他没有将义军的结局写成高官厚爵，封妻荫子皆大欢喜的结局。因此他陷入了矛盾的境地，这就是既要肯定招安，而又要真实地写出招安后的悲剧结局。由于作品存在这种矛盾，所以令研究者众说纷纭，很难分析。我只想客观地说一下作者本人的想法。他感到了矛盾，但他还是想尽量化解这种矛盾。
１、接受招安是完全必要的。在这种时候，不要企求朝廷的回报，用宋江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宁肯朝廷负我，但我忠心不负朝廷。在这种立场的支配下，他对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作了完全不同的处理。虽然同是起义，但前者基于忠，后者基于逆，所以作者的倾向就大不相同。对前者复亡的结局，他笔端之下的那种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而对后者则是侮蔑谩骂。
２、因为他知道在权奸当道的黑暗社会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招安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朝廷应该肃清权奸，创造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以防农民起义的发生，关键是用好官清官。而对局部发生的官逼民反而民不得不反的情况，也应以宽大为怀。不要斩尽杀绝。
至于大家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就不是我能说三道四的了。
（二）宋江形象分析。
他既是义军的卓越领袖，同时，不客气地说，他又是一个投降派。两者分属于封建伦理的忠义观。也就是说，义和忠是他性格中的两大组成部分。小官吏的身分使他既能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又和官府有广泛地接触，又和江湖好汉保持密切联系。但是他同哪一类人都保持一定距离。连自己的家庭都一样。他知道自己的活动可能给家庭带来的危害，让父亲写了与自己断绝关系的文书。企图在社会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做个全忠仗义的人物。
１、在开始时义的成分居多，由于他特别重义气，故人称山东及时雨或呼保义。所以给晃盖通风报信。但在这时也不能说他不忠，比如他对梁山的看法，”于法度上却是容不得的“。而是因为这时忠与逆的矛盾没有涉及到他本人的根本利益，所以没有在行动上充分表现出来。杀惜是他走上反抗道路的开端，被失仝释放后亡命江湖，大闹清风寨，正要上梁山时被父亲的一纸家书骗回。被捉后刺配江州。路上被劫上梁山。但这时仍大哭，说众好汉强迫他上梁山是要陷他于不忠不孝。可见这时忠的观念仍对他有重要影响。但是浔阳楼上吟反诗是他内心世界的一大暴露，”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血染浔阳江口“。可见这时他内心的矛盾，在劫法场后他终于上了梁山。初上时打无为军，杀黄蜂刺，是他义字体现最充分的时候。
２、而后期忠则占了上风，义服务于忠。而忠则使他谋求招安。上梁同后，他的效忠朝廷的思想在逐渐发展。他逢人就说，自己在梁山上只是暂时栖身，借水泊避难。上梁山不是为了同官家作对，而是曲线尽忠，即使是攻城略地时也说成是扫除奸佞。要想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为了以后将义军作为招安的资本。在他领导下，义军的性质迅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不厌其烦地利用一切机会向朝廷表白，一方面在义军内部加紧工作。有的人一拍即合，有的人被义感化。所以造成了招安的结局。临死时说，宁使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分析这个人物要抓住这个基本过程，亦即义向忠的演化。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个直线发展的过程，而有过多次反复，但是总的真切势是义向忠的转化却是无疑的。这个人物有相当的艺术真实性。他有领袖人物的气质，表现在会用人，待人和气忠厚，善于团结人。并且善于把握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如制定纲领军纪，分化瓦解敌军为我所用，能够把多股义军联合起来。所以说，没有这个人物，就不会有义军的鼎盛。但恰恰是他，又是使义军事业失败的关键人物。作品中真实地描写了他性格中两种因素此消彼长的过程。这是作者倾全力歌颂的人物，是作者思想的主要承担者，说明作者与宋江的认识水平的一致。
前人评论这个人物时有过激之处，认为这是一个混入义军内部的投机分子，这不够客观。这个人有坚定的信仰，即他的忠义，他也从来没有加以掩饰过。
（三）作品思想上的缺陷。
除了投降之外，最突出的就是作者的妇女观非常保守。四大淫妇，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和贾氏实际上都是受到丈夫冷落或是婚姻的不幸，其婚外恋都有争取个性解放的意思。但是作者都认为这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充满快意地为她们安排了千刀万剐的下场。而义军中的女头领则都突出她们的非女性化的一面，如绰号叫什么母大虫、母夜叉。只有一丈青还像个女人。但也突出她武艺的高强。即凡是造反的女性先要脱胎换骨，变成男性，至少是中性人。其次，过分渲染凶杀，如天杀星李逵那像砍瓜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几百号百姓一时间人头落地，让现代人很难接受。
总之，《水浒传》的主题可以做以下的概括：
１、官逼而民不得不反。即金圣叹所说的”乱自上作“。作品前七十回写了众多英雄被黑暗的社会和腐朽的统治者逼上梁山的故事，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这一点；
２、造反是为了改善封建统治的环境，而不能危及封建制度和最高统治者，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３、在个人受压迫损害与封建统治根本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应做出牺牲，即宋江说的”宁使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４、造反者不要想着授官晋爵、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而最好是功成身退、归隐湖山乡间。如燕青。作者对这个人物特别偏爱，说”若论聪慧，一百多个弟兄多不如他“。即认为他是头脑非常清醒的一个好汉。
第三节 作品的艺术性
这是一部将传统的话本发展到新阶段的扛鼎之作。较《三国》承载的社会内容要大得多。从最高统治者皇帝到赤贫的百姓，男女老少，无不在内。三国很少写日常百姓的生活，而且很少有妇女。
一、人物塑造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这部作品堪称是写实主义的杰作。严格地从现实生活出发，把人物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着力挖掘其性格形成的独特原因，又能把人物置于尖锐的冲突中逼出其性格。前人说一百八人有一百八样口吻，有过分夸大之处，但是血肉丰满者至少有二三十个。
１、紧扣人物的身分经历和遭遇，挖掘其性格形成的社会原因。在当时，作者显然还不懂后来红得发紫的典型理论，但是从现实中发现了人总是扮演社会为他设计好的角色。而不会违背这个规律去随心所欲地自由发展。这一点上比三国要突出得多。李逵是雇农出身，一贫如洗，故无所畏惧，无法无天，宋江出身于中等地主人家，本人又是小官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个被逼上梁山的军官鲁达、林冲和杨志，由于其出身遭遇和经历不同，故性格特色也有明显的差别。作者能在生活中发现这种现象并用艺术加以表现，可以看出他过人的艺术洞察力。
２、把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甚至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表现其性格。宋江是个具有两面性的人，作者在表现这一点时，就把他放在夹缝中，让他转身不得，性格就被逼出来了。如清风寨后上梁山，看来他是下了决心，但是路上石将军石勇报丧说他父亲过世。他听后大哭，不顾众人相劝，立即披麻戴孝回家奔丧。在孝与义的冲突中孝占了上风，这也正是”孝义黑三郎“中孝为先的体现。孝与忠是伦理方面可划入一类的。这也可以说是考验他是尽忠还是讲义的关键时刻，逼他表态，表明立场。而他的表态说明了忠孝在他心中的分量。这就为他上山后一心谋求招安埋下了伏笔。而一些非常次要的人物也是如此。何九叔是个团头，这虽说是个不起眼的社会角色，但是要跟各种原因而死的人打交道，弄不好就要卷进人命关天的官司里，所以他为了保全自己，就不得不园滑世故起来。作者把他放在武松与西门庆两大强人中间，逼他着他行动，于是他的性格就被逼出来了。
３、在对比中凸现人物的个性差异和性格发展。用对比手法写人时通常所用的有两种，一种是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另一种是同一人物自身的对比。
１）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这是为了写出人物的性格差异。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就同一件事表明立场观点。比如野猪林鲁智深和林冲之间围绕如何处理那两个公人这一事件上，就表现出鲁智深顶天立地的英雄气质和林冲胆小怕事的懦夫性格。而何九叔和郓哥对待西门庆和潘金莲奸情事件的态度，一个少不更事，不怕闯下天大的祸事，而另一个则避之唯恐不及的老练园滑。最明显的是英雄大聚义时鲁智深、武松和李逵三人的态度上。三人同是坚决反对，但表现迥别。鲁智深的深刻明智，武松的直爽悲观和李逵的鲁莽直率。处理方式的不同，就是性格使然。同是杀淫嫂，石秀的心狠手辣，机警过人，借刀杀人；武松的正气堂堂，周密细致，亲自动手。前者是个江湖好汉，义重于山，而后者则是公人，讲究合理合法。故写来自是不同。
２）人物自身的对比。这是为了写出人物的性格发展变化。作品中写的成功的人物，性格都有发展变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发展变化是最难写的，因为发展变化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套用，而是千变万化，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样态。一般来说，人物的发展变化是情节发展变化的内在依据。因此，这直接关系到作品有无令人信服的真实性无论是人物性格的深化还是转变，都是如此。发展有直线与反复之分，转变有正面和反面之别。作品在处理这些复杂的过程时往往显得游刃有余，从容不迫。林冲、武松和杨志在作品前后出现时反差都很大，变化的过程也很复杂。有渐变，有突变，这大约就是你们学的辩证法中所说的量变与质变。作者特别重视人物的特殊经历在转变中的催化作用。林冲自受高衙内的气时性格就开始转变，他对鲁智深说的”空有一身武艺却受小人的气“时，就开始了转变的历程。但是追求和美的家庭生活始终让他难以迈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而风雪山神庙一节，促使他迈出了这一步，性格有了飞跃。而且作者为了写充分他前后性格的差异，还专门安排了两个情节作补充，一是借酒意赶走众庄客，二是火并王伦。这与他前边的小心谨慎，彬彬有礼真是有天壤之别。而武松在血溅鸳鸯楼，大闹飞云浦前后对官府的认识，也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当然变化过程最复杂的当首推宋江。前边已经说过。作者之所以能够写得如此令人信服，根本原因在于对生活的忠实不二。不仅尊重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而且掌握外部条件的时机恰到好处。
４、用丰富的细节描写和富于动作性的心理描写刻划人物的复杂性格和内心世界。《三国》中很少有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以叙述事件为主。描写部分以动作描写和对话描写为主。亦有景物的渲染，如卧龙冈和五丈原中的那样，但是不多，而且惜墨如金。《水浒》在这些方面有发展。倒拔垂杨柳的细节描写极为出色。先写众人吃酒，乌鸦聒得众人心烦，于是有人要搬梯子上去把树上的鸟窝拆掉。智深吃得半酣，这个插入很有讲究。如果吃得大醉，那就不会有后边的描写了，而如果没有喝酒，鲁智深头脑清醒，压根不会做这种事，因为不借酒力，这事根本做不到。这时开始了这个细节描写。要是《三国》，肯定就直写一把将树拔起。而这里则是”智深相了一相“，这说明他还没有醉，看一看是否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省得出洋相。又”走到树前，把直裰脱了“，这一是为了干活利索，另外也是怕把衣服弄破。准备工作做完后，这才”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缴着，却把左手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将那株绿杨树带根拔起。“这显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作者用了这些拔较粗大东西时的一系列精确的细节，使这件事显得非常真实可信，从而凸现了鲁智深的神力。作品中的心理描写大都比较简略，并且是夹杂在动作描写之中，不孤立地进行。如鲁达打死镇关西后，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只见面皮渐渐的变了，鲁达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然后就边骂边走了。这段心理描写表现了他粗中有细，机警过人。夹在其他描写之中，使人毫无板滞之感，而这在阅读那些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杰作时，是经常有的。我自己原来在读这些地方时，往往跳过。作品的这种描写对三国是个巨大的发展。使人物丰满逼真。
５、精心设计人物的出场和绰号。人物的出场多用韵语，介绍人物时很能抓住特点。如“眍兜脸两眉竖起，略绰口四面连拳。胸前一带盖胆黄毛，背上两枝横生板肋。臂膊有千百斤力气，眼睛射几万道寒光。人称立地太岁，果然混世魔王。”阮小二。而人物的绰号或是取其性格，如霹雳火秦明，拼命三郎石秀；或是取其长相，如鬼脸儿杜兴，美髯公朱仝，青面兽杨志，矮脚虎王英；或取其武艺或特长如没羽箭张清，双枪将董平，鼓上蚤时迁。总之，无不维妙维肖，形神兼备。有助于人物性格的表现。
二、情节结构的特点。情节是性格的历史，结构是内容的外现。
１、情节丰富生动完整连贯。作品的情节是故事性情节。整个作品由多个故事组成。每个故事讲一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和遭遇，等讲完后再讲下一个。多个情节组成全书的总情节，就是我前边讲的那个官逼民反而民不得不反的过程，以及以后的受招安，为朝廷尽忠。每个小情节中，作者也刻意追求故事的完整性。如智取生辰纲由刘唐报信，晃盖与众人谋划，智取的过程，由此又引出了宋江的故事。
２、结构的独特。茅盾认为作品是短篇的连缀，一个母题下统辖许多子题，互不关连，结构不严谨，不似长篇，而像个短篇集。李希凡则认为作品是个有机的主体。在一个母题组织下有众多的独立性的单线故事，虽然不构成主要人物的相互交叉的关系，但每个故事之间有联系，是个连环套式的结构。一个人物用一回或几回集中描写，即人们常说的鲁十回，武十回，完成后再写他人。而每个人的故事不仅在内容上服从于逼上梁山的这一母题，而且在形式上也与后一个故事相连。鲁智深的故事与林冲的故事相连。这种结构出发于总体设计农民起义过程的总情节，所以也是独立自足的，完整的。美国学者李培德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叙事体模式》认为，三国和水浒具有各自的叙事模式。前者的结构是冲突－－解决模式，为三条平行线型，而水浒则是情节连结模式，为环状链条型，即由一个个环组成系列。而在各环之上，还有高层结构，即英雄聚义造反集团形成，走向结局。前七十回是逐渐汇集，到七十一回时告一段落。接下来的六回由环形结构分解而成，表现为五次战役的快速循环。招安又是一个段落结束的标志。降后的四次远征又是环形结构，每个战役是一个循环。但是各环这间不存在内在逻辑，而只是简单的重复。他的这种分析也是从内容和形式双方面着眼。他所说的高层建筑是内容上的逻辑，而各种不同的连环则是结构的形式。
三、语言特色。
《水浒》的语言特色特别鲜明，成就极高。在长篇中首次使用了口语，此后，长篇小说的口语化便成为主流。作品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经过提炼加工，成为十分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洗炼朴素，明快生动，色彩浓烈，富有生活气息。
１、叙述语言。描写场面人物和叙述事件非常洗炼，主要是用白描。语言的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刻画人物形象，再现场面的能力都很强。如大闹清风寨后，“王矮虎拿得那妇人，将去藏在自己房里。（燕顺让叫出）王矮虎便唤到厅前。那婆娘哭着告饶。（宋江质问）燕顺跳起身来便道：’这等淫妇，问他则甚！‘拔出腰刀，一刀挥为两段。王矮虎见砍了这妇人，心中大怒，夺过一把朴刀，便要和燕顺交并。宋江等起身来劝住．．．王矮虎被众人劝了，默默无言。燕顺喝叫小喽罗打扫过尸首血迹，且排筵席庆贺。”王矮虎的性格和心理变化，刻画得细致入微。先是知道这个妇人得罪过宋江花荣，并且自己私留战利品，所以偷偷藏下，等生米做成熟饭店再说。但是燕顺问起，他只好实说做了自己的押寨夫人。燕顺表示同意，并说需要再问一句话。王英此时唤出，一是不好却兄弟的情面，二是有点儿炫耀的意思，三是赔礼道歉，缓和一下与宋江花荣的矛盾。没想到被燕顺杀了。于好色的他实在是犹如剜了心头肉。但一是大家相劝，第二是宋江燕顺说的这女人心肠歹毒也是实情，所以只好隐忍不发。燕顺的工于心计和果断，也历历在目。潘金莲一见武松就起了不良之心，作者写道她“欢天喜地服侍武松”。特别是鲁智深打镇关西的三拳，已经成为了典范。第一拳打在鼻上似开了油酱铺，咸酸辣滚出；第二拳打在眼眶上，似开了彩帛铺红黑绛色滚了出来，第三拳似做水陆道场，磬钹铙齐鸣。分别从味、色、声觉着手，写的是郑屠的主观感受，从弱到强，第一拳是很难受，第二拳已经有了幻觉，第三拳则是临终前最后对人间的强烈印象。作者显然是在夸张，但是又有现实的依据。这三拳便与性烈如火，威猛凛凛的鲁智深一起，永世相传。
２、人物语言。一是个性化。如鲁智深的深沉豪放，李逵的粗率天真，林冲的斯文平稳，武松的刚正自信，王婆的油腔滑调，阎婆惜的泼辣阴狠，潘金莲的轻佻放荡。这也超过了三国。二是利用对话推动情节。举个很小的例子。杨志卖刀中的牛二与杨志的对话，就直接推动了情节的进展。
四、艺术上的缺陷。
一是情节上的缺陷。后四十几回明显是在编故事。真实性不强，单调重复。这是主题的限制造成的。二是人物形象的缺陷。主要人物在七十回后性格特色不明显，而且妇女形象的描写基本上是失败的。三是结构的缺陷。征王庆田虎与前后无关，而且写得较差，明显是败笔。后边是简单的循环，单调重复，没有多少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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