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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北宋后期诗坛概述
北宋一统局面形成之后出现的安定与繁荣，在仁宗朝治世达到了极致。然而，由于宋王朝一开始就处于积贫积弱与内忧外患之中，因而在仁宗朝的升平景象的背后，深刻的社会矛盾亦已日趋激化。首先，在表面的升平下，由于朝廷的随时恩荫与科举取士，内外官员数额不断增多，贪官冗吏阶层的逐渐形成，使贫富悬殊日益扩大，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其次，宋初的和平与安定，是以对外族强悍势力的妥协和屈辱为代价的，不仅每年向辽、西夏输纳银绢，而且不得不扩充军队，军队人数从宋初的二十万人发展到仁宗时竟增至一百二十余万人。这些不堪负担的内忧外患，到仁宗后期的庆历年间则完全暴露出来并达到极为严重的程度。面对这样的现实，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力图革新，以增强国力，兴致太平。庆历二、三年间，范仲淹等人推行的以裁汰冗吏和厚农桑、减徭役为核心的“庆历新政”，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但由于顽固的保守势力的阻挠，新政很快失败。仁宗朝的治世在种种危机与矛盾的深化中结束，短暂的英宗期几乎无所作为，北宋王朝也就在衰乱趋势日益明显之中走入了后期阶段。
从熙宁元年（1068）神宗登位变法，到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陷汴京约六十年，可称为北宋后期。北宋后期是统治阶级为挽救王朝危机而实行变法的时代，是党争剧烈，内外矛盾爆发终于导致北宋统治全面崩溃的时代。
仁宗后期政治危机的加深，促进了“庆历新政”的出台；新政的夭折，激起了嘉祐年间改革呼声的继续高涨。改革的时代浪潮推动神宗倚重王安石实行新法。熙宁、元丰近二十年的变法改制，虽局部收到理财的实效，但就整体而言，毕竟以失败而告终。变法未能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却在士大夫中引起了长期的派争党祸。先是元祐“更化”，次是哲宗“绍述”，再后是赵佶、蔡京的立党人碑之举，新旧两派轮番上台，互相倾轧，变法之争逐渐演变为争权夺利的火併，以致加速了朝政的衰朽，引起了内外矛盾的总爆发。宣和年间宋江、方腊的武装起义刚被扑灭，金国的强兵悍马又动地而来，畏敌如虎的统治集团无心抗战，一味乞降，终于导致了汴京沦陷，徽、钦二帝被掳的覆亡结局。
北宋后期文学就是植根于动荡反复、大厦将倾的时代土壤之上的。然而，神宗、哲宗时代，诗、词、文的创作却臻于鼎盛，到徽、钦两朝文坛气象才渐趋冷落。文学的繁荣和社会的兴旺，有时并不同步出现。北宋文学高潮之所以出现在神宗、哲宗时代，是长期文化积累的结果。北宋前期诗文革新既为文学的长足发展开辟了道路，开国以来的经济发展、文治复兴、人才教育又为文学高潮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神宗时的变法、哲宗时的更化和绍述，虽曾引起朝政的动荡和反复，但中原的稳定统一局面毕竟尚未发生剧变，因此文学鼎盛的局面，犹如久经培育的花蕾，便在狂风暴雨未来前的平静环境中应时开放了。当开国一个世纪，文化生活普遍高涨所蕴蓄的内在活力充分挥发之后，文运也便自然地呈现出一种强弩之末的弱化趋势，再加徽、钦时期衰世风雨的纷至沓来，北宋后期文学发展便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尾声。这是北宋后期文学发展的总体轮廓。
北宋前期，经过梅、苏、欧对西昆体的洗削后，宋诗面目有了初步的显露。到了王安石、苏轼时代，宋诗的鼎盛局面方才形成，其标志是出现了有鲜明个性风格的荆公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和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三大诗人。王安石前期创作以服务于变法革新的政治诗、咏史诗最有影响，后期创作以退休蒋山的闲居诗、述怀诗最受称赞。苏轼的诗歌创作发轫于嘉祐，发展于熙宁元丰，而变化于绍圣之后的岭海远放。黄庭坚于熙宁初始跻入诗林，从此佳篇迭出，诗名日著，苏轼于元祐二年即有“效黄庭坚体”之作，足见其成就引人瞩目。王诗长篇峻刻奇绝，绝句雅丽清新；苏诗气宇宏阔，豪健雄放，清旷简远，无所不包；黄诗瘦硬峭拔、老朴沉雄而兼有浏亮芊绵之致。三人诗风各异，但同样重思理，富才学，喜用事，工锻炼，从而将宋调的独具特质发挥到极致。他们同时鼎立诗坛，卓然并称大家。故前人谓“造语之工，至于舒王、东坡、山谷，尽古今之变”（《王直方诗话》）；欧阳公“能变国朝文格，而不能变诗格，及荆公、苏、黄辈出，然后诗格遂极于高古”（陈善《扪虱新语》）。
三大家之后，活跃于诗坛的主要是苏门诗人和江西后学。苏门诗人中，苏辙、晁补之、张耒、李廌等创作活动都延续到大观以后。苏辙写诗才情虽不逮乃兄，然毕生吟咏不辍，风韵明洁清逸，朴素淡雅，自成一格。晁补之诗大多平顺隽爽，温润典缛，但堂庑未广，个性风格不够鲜明。相比之下，张耒诗更有特色，所作内容丰实，风调清秀浑圆，自然坦易，颇有唐诗遗风，意趣不凡。黄庭坚所开创的江西派，是活跃于北南宋之交的最大诗派，派中作家大都于北宋末叶已闻名诗坛。其中陈师道年辈略早，成就最高，他游于苏门，学诗于山谷，最得江西神韵，与黄庭坚并称“黄陈”。此派中未及南渡的作家尚有潘大临、谢逸、饶节诸人。他们的成就高下不一，但皆源出于山谷，其重锤炼、求格力、讲诗法等，大致与黄、陈波澜莫二，在学养、才力、造诣方面则远为逊色。
北宋后期诗歌，踵梅、欧之后，在宗杜学韩兼熔陶、谢的过程中，形成了以苏黄为代表的典型宋调。宋调肇始于梅尧臣而完成于黄庭坚。从梅诗到黄诗到江西后学，诗歌的反映视角逐渐发生了“内转”倾向；后期诗人摆脱了前期裨补时政的诗歌实用观的影响，不甚强调以诗正面议政刺时，直接干预现实，而较侧重于自我表现，开掘心灵，咏唱道德理想的自我完善。与诗歌政教观的淡化形成反差，追求“高风绝尘”、磨研诗艺诗法的艺术情趣日益热化，从而既推动了诗论的发展，也提高了诗歌的艺术内质。这是北宋文化生活普遍高涨的时代条件下诗歌演进的必然趋势，也是北宋后期知识阶层面对乱世风云创作心态发生显著变化的结果。
第二节 王安石的诗歌创作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曾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卒谥文，故又称王文公，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少好读书，工书画，每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人皆服其精妙。友人曾巩携以荐之于欧阳修，欧阳修大为赞赏，为之延誉，擢进士第。王安石议论高奇，仁宗朝曾上万言书，力倡变法。神宗朝为相，帝深倚之，于是大力推行新法。后新法被废止，罢相为镇南军节度使，元丰中封荆国公，哲宗立，加司空，卒谥文。有《临川集》一百三十卷、《周官新义》、《唐百家诗选》等行世。
众所周知，王安石主要是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知名于世，他的新政思想和新法措施（如“均输法”、“青苗法”等）在神宗朝的熙宁、元丰年间推行十余年，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他的文学事业具有与其政治经历、政治态度不可分割的特征。他诗文皆善，散文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歌创作的成就及诗史地位亦很显著。
和许多古代著名的作家一样，王安石从不甘心把自己算做一位文人，而首先要将自己放入企图并且能够为国家为百姓服务的政治人物的行列。他对于文学的见解，偏于重道崇经，他认为：“文贯乎道”（《上邵学士书》），“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与祖择之书》）。所以文章应当“详评政体，缘饰治道，以古今参之，以经术断之”（《张刑部诗序》）。他强调文学的实际功能，认为文学应当有补于世，要求文学为变法革新服务，在推行新法时，就毅然改革了科举考试的内容，罢诗赋而改试经义。他还反对“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的形式主义作风，曾经对西昆体作出批判。但他并不是像道学家那样，完全否定文学的抒情价值，也不要求把文学当做宣传道统的工具，而只是要求文学创作应当注意联系国计民生，安危治乱的实际，以期“有补于世”。在《上人书》中，他对此作了透辟的阐述：“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这里中肯地论述了内容与形式的主次关系，即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但并不否认应当讲求形式，肯定艺术技巧必须服从思想内容，同时又不能只注意思想内容。这种文学主张，对于进一步推动诗文革新运动是起了良好的作用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安石对于在其以前的古典作家就特别重视孟轲、杜甫，也尊敬同时代的前辈欧阳修和梅尧臣，而不喜欢李白的诗。他曾编了一部《四家诗选》，所列次序是“杜甫、欧阳修、韩愈、李白。他认为韩愈特别注重讲求文辞，是”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韩子》）。而对于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则认为”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见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这种对文学的思想意义看得过于狭隘，对其审美价值认识不足的过激之谈，正证明了他对政治性的高度重视。
王安石诗歌现存一千五百三十一首。同其散文相比，他的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诗人的内心世界更为丰富，更为形象，成就超过了他的散文。同时，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上，王安石诗风的变迁轨迹也较为明显。叶梦得在《石林诗话》卷中曾指出：“王刑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如’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平治险秽非无力，润泽焦枯是有材‘之类，皆直道其胸中事。后为群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根据这一说法，王安石的诗作，从艺术风格上来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三十六岁在京中任群牧司判官之前是前期，其诗尚意气，少含蓄；从三十六岁（嘉祐元年）到五十六岁（熙宁九年）的二十年间是中期，他任群牧判官和三司判官时，曾借读宋敏求（次道）家藏的多种唐人诗集，于嘉祐五年编成《唐百家诗选》，从中吸取了文学创作的营养，在艺术上渐趋成熟，形成了自己雄直峭劲而又壮丽超逸的独特风貌；五十六岁罢相退居江宁的十年是晚期，诗风转为深婉华妙。
王安石前期诗歌以政治诗为主。由于他少年时即随父游宦，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后又长期担任地方官，接触面很广，所以他采用乐府传统，写出不少揭露时弊的诗作，对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都毫不隐晦地直书其事，大声疾呼，辞意激烈，成为他后来变法革新的舆论先导。例如他二十六岁时写的《河北民》一诗：
“河北民，生长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这首诗揭示了宋朝和辽、夏交界地区广大人民的悲惨境遇，反映了百姓遭受着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双重苦难。诗人在进行这种传统题材描写时，将其与统治集团“事夷狄”的屈辱对外政策联系起来，并展示出“贞观中”的理想政治模式。这不仅体现了对此类传统题材模式的一定程度的超越，而且为其自身大量社会诗创作注入了强烈的政治性。
又如作于前期的《感事》、《兼并》等诗，体现出强烈的“有补于世”的功用色彩，率直畅达，直抒胸臆，为其变法新政起到了很好的呼应作用。
同前期相比，王安石中期诗歌有着更为广阔的题材和主题。他这时正向自己的理想事业突进，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获得了推行新法的机会。随着政治事业的变化与文学修养的增进，除了政治诗以外，还有咏史吊古、述怀感旧和酬答赠别等各种题材的作品。在艺术风格方面，有着明显的开拓。王安石写了不少咏史怀古诗，最负盛名的是作于嘉祐四年的《明妃曲》二首：
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含情欲说独无处，传语琵琶心自知。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这是传诵一时的名篇，当时欧阳修、司马光、刘敞、曾巩等都纷纷写了和诗。在这两首诗中，王安石以优美的笔触勾画出了绝代佳人王昭君的形象，描写了她的不幸命运和去国怀乡的深厚感情。此外，诗人也写了给昭君送行的君王、远道寄信的家人和途中偶然遇见的沙上行人。昏庸的君王杀了画工，自然无助于挽回王昭君的悲剧，但诗人在这里却巧妙地翻了一下案，说昭君生得太美了，原是画也画不成的，所以毛延寿未免死得冤枉。这样，就不仅写了汉元帝的糊涂，并对昭君的美貌作了极其出色的刻画。家人希望王昭君回来，但既然绝无可能，就只好借陈皇后后来失宠于汉武帝的事情对她进行宽解：远嫁胡中固然是失意，留在汉朝又怎见得不失意呢？那么，还是勉强地过下去吧！至于那位听到琵琶声而回头的沙上行人，虽然诗中没有说明他是什么人，但在句法上，沙上行人是和汉宫侍女相对的，而且他又公然以朝恩深切汉恩浅的道理劝说昭君，显见得是个胡人。那种话听来虽然很刺耳，但既然出于胡人之口，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当然，这样一些人的出现，只是为更突出的刻画王昭君的命运和感情。所以尽管家人说了“人生失意无南北”那样不近情理的话，沙上行人又以“汉恩自浅胡自深”的理由来进行挑拔，然而昭君仍然抚着饱含幽怨的琵琶曲，在“著尽汉宫衣”之后，凄然地死去。即使后来连青冢都芜没了，可是幽忽的琵琶声却还流传了下来，不断地打动着人们的心弦。总之，诗篇用意在痛惜这一古代美女的遭遇，珍惜和同情她怀念祖国的心情和志向，这是无可置疑的。然而有人却将“人生失意无南北”和“汉恩自浅胡自深”等句鲁莽地或者故意地算作诗人自己的意见，认为这是“诗人务一时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的”（见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六《明妃曲》诗注）。这是一种断章取义不顾全局的曲解。
王安石歌咏历史人物的好诗，还见于他的一些七言绝句里。他能以尺幅千里的手法，从不同的角度写出对某些史实和人物的新的看法，借以抒发自己的政治感情。如《孟子》、《商鞅》、《苏秦》、《范睢》、《张良》、《范增》、《韩信》、《贾生》、《汉武》、《谢安》等。兹举二例：
《孟子》：“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贾生》：“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这些诗在内容上的主要特点，是对众所周知的人和事表示了与众不同的意见，从而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晚唐诗人如李商隐等，曾经为这种咏史绝句在内容和形式上开辟了道路，而王安石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形式。
这一时期王安石还有很多述怀感事之作。嘉祐五年（1060）他四十岁时，曾奉命伴送契丹的使者到北部边疆，沿途写了《塞翁行》、《白沟行》、《出塞》、《入塞》等篇。这些诗篇谴责了统治阶级对外屈辱求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描写边塞人民盼望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如《出塞》：“荒云凉雨水悠悠，鞍马东西鼓吹休。尚有燕人数行泪，回身却望塞南流。”嘉祐六年（1061）以后诗人知制诰时，屡次奉派担任进士考试的阅卷官，使他对不合理的科举制度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在《试院中作》、《详定试卷》等诗篇中，他表达了对此的感叹和改革的思想。因此在执政后，立即对取士制度进行改革，废止了考诗赋，而改用经义，以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务策论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以便选拔一些通经致用的人才，为变法服务。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在对新法经过六、七年的亲自推行，各种变革措施基本走上正轨之后，便将政务交给其后进吕惠卿等人，自己则罢相以观文殿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的官衔在南京郊外半山园开始了半退隐的生活。他流连山水，咏诗学佛，平静的生活和心境使作品的内容与风格也起了变化。大量的写景诗和禅理诗代替了前此的政治诗。他倾注全部精力讲究艺术技巧，在语言运用上更精湛圆熟了。黄庭坚说：“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叶梦得也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见《石林诗话》卷上）这时期王安石的作品多律诗和绝句，写得精深华妙，突过前人。如：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之一：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岁晚》：月映林塘淡，风含笑语凉。俯窥怜绿净，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 ，扶衰坐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
诗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大自然优美景物的深切感受，以及晚年在艺术技巧上的精进，都明显地表现在这些诗篇中。但我们知道，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并不是一个甘心投闲置散的人，他的退隐也颇有一些不得已之处。因此，他一方面是遣情世外，写出了一些工巧绝伦的景物诗；而另一方面，他的悲壮的、不甘寂寞的内心，也还时时在跃动，创作了一些寓悲壮于闲淡之中的作品。如：
《北陂杏花》：一陂春水绕花身，身影妖娆各占春；纵被东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楚天》：楚天如梦水悠悠，花底残红漫不收。独绕去年挥泪处，还将牢落对沧洲。
《示永庆寺秀花》：禅房借枕得重欹，陈迹悠然尚有诗。嗟我与公皆老矣，拂天松柏见栽时！
《北陂杏花》的后两句，事实上就是王安石自己的生活信条，《楚天》等两篇则对于世事的变迁和自己内心的孤寂作了含蓄的暗示。这说明他虽然归隐林泉，但并没有忘世事。这些作品托物寄兴，流露了变法斗争失败后思想的矛盾和苦闷。清人吴之振曾针对评王安石晚期作品“有工致，无悲壮”（吴之振《宋诗钞·临川诗钞序》）的论点提出不同意见：“余以为不然，安石遣情之外，其悲壮即寓闲谈之中”（同上）。不仅肯定了王安石晚期作品有“悲壮”，而且揭示了其“悲壮即寓闲谈之中”，这正是对其艺术风格的成熟化与广容性的认识。
王安石的绝句诗具有观察细致、修辞巧妙、意境清新的特点。曾季狸《艇斋诗话》认为“荆公绝句妙天下”，并说：“绝句之妙，唐则杜牧之，本朝则荆公，此二人而已。”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说：“七言绝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顷时王荆公多喜为之，极为清婉，无以加焉。”所以他的绝句小诗成了后人学习的榜样。
如前所述，王诗在艺术风格上是有特色的，所以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列有王荆公体。他喜欢造硬语、押险韵，喜欢改窜古人诗句以为已有（如王作《北山》诗“细数落花因坐久”，出于唐代王维《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诗“坐久落花多”。清人薛雪《一瓢诗话》评论说：“王荆公好将前人诗窜点字句为己诗，亦有竟胜前人原作者，在荆公则可，吾辈则不可。” ）好用典故，讲究对仗，有时不免伤巧，都已开江西派的先声。同时，某些作品，特别是他的早年作品中，存在着议论过多的缺点。但通过议论来揭示自己的精神面貌，并在抒情诗中将精警的议论和生动的形象巧妙地融合为有机体，终究是这位诗人独特的成就。
第三节 苏轼的诗歌创作
一、苏轼的生平与思想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在今四川省）人。他的先世在东汉时占籍赵郡，至唐代苏味道以赵州栾城人任眉州刺史，其子孙始定居于眉山。
苏轼出生于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里，祖父苏序虽未出仕，却“读书务知大义”，“诗多至千余篇”（曾巩《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父亲苏洵“为人聪明，辨智过人”（曾巩《苏明允哀词》），但他看不起“属对声律”的时文，不愿意走科举求仕的道路，直到二十七岁发愤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宋史》本传）。母亲程氏，识文断字，禀性良善，在苏轼十岁的时候，程氏为他讲述《后汉书·范滂传》，当时苏轼问她说：假使我将来像范滂那样为理想献身，您能同意吗？程氏说：你像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据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这样的家教，对于苏轼的成长，无疑是极为有益的。
苏轼二十岁以前的时光，是在家乡度过的。幼年时期他即显露了在诗文方面的天才。十岁的时候，苏洵叫他写一篇习作《夏侯太初论》（夏侯玄，字太初。《三国志·魏书》有传），他竟能写出“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这种善于把握人物内心活动的句子（《王直方诗话》）。在父亲的悉心教导和自己的刻苦钻研下，他到了二十岁，已经成为“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的作家。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苏轼二十一岁，与苏辙一起随父苏洵到了汴京。由于父亲的推荐和欧阳修的称赏，苏轼兄弟不久即名声大振。嘉祐二年（1057）正月，欧阳修主持礼部科试，苏轼与苏辙同榜题名。欧阳修特别欣赏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曾兴奋地写信给梅尧臣说：“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俞》）！”并对自己的儿子欧阳发等人说：你们记着吧，再过三十年，就不会有人谈起我了（见朱弁《风膛诗话》卷上）。后来的事实证明，苏轼果然没有辜负欧阳修的赏识与提拔。
嘉祐二年（1057）四月，程氏病逝于蜀中府宅，苏洵父子回蜀奔丧。直到嘉祐四年（1059）十月，父子三人再度赴京。这次乘舟经行三峡，沿途奇丽的山川和屈原塔、昭君村等古迹，激发他们的诗情，一路上写成了一百首诗歌，编成《南行集》（又名《江行唱和集》），其中苏轼的作品就有四十首。苏轼还为这个集子这与了一篇序。这可说是他诗歌创作的起点。
嘉祐六年（1061），苏轼经欧阳修的推荐，参加了秘阁的制科考试，考取了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这是朝廷为选拔高级人才而举办的一种特殊考试。苏轼为这次应试写出了二十五篇《进论》和二十五篇《进策》，系统地提出了他对前代治乱兴衰的看法和当前的政治主张，力劝仁宗改革弊政，励精图治。为了缓和当时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向皇帝提出了一系列的革新建议，比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议论更为透辟，但在提出的具体措施上，则与王安石有歧异。他说：“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策略三》）。所以他提倡任人，而反对变法制度；提倡渐进的变革，而反对操之过急。这种早年就形成了的观点，对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在新旧两党之间的依违态度，也使他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全部同情和支持，因而其悲剧的命运与动荡的生涯就在所难免了。
在中了制科之后，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任凤翔府签判。作为地方官，他开始较深入地接触复杂的社会和实际政治，在许多方面扩大了自己的眼界。治平三年（1066）四月，苏洵在汴京病逝，他和苏辙扶柩回川居丧。到熙宁二年（1069）二月还朝时，正碰上王安石在神宗的全力支持下开始变法。苏轼立即站在保守派一方，接连上疏给神宗，竭力反对王安石的做法。熙宁四年二月，他两次上万言书，对新法进行了全面的非议。因为无效，就自请出任地方官。这时候，许多前期旧臣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也纷纷去职，离开了朝廷，其中有富弼、司马光、欧阳修等有影响的人物，增巩、张方平和苏辙等也在其内。他先到杭州任通判，后调任密州、徐州、湖州的知州。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虽然反对新法，但和极端顽固的旧派有所不同。在新法推行的初期，他对限制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诸方面，都曾表示赞同，只是他认为王安石的政策是“取天下之财与民争利”，因而力加反对。后来司马光要将新法完全废弃时，他又和司马光争论，认为应当保留其中合理的部分。可见他对于新法，并非盲目地否定一切。正因为如此，他在长期的地方官任内，虽然抵制变法，却又时常利用他认为是合理的部分新法做一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
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由于宋朝官僚制度的腐朽和官员素质低劣等原因，曾产生了某些副作用。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同，因之他没有看到新法好的一面，而只看到新法施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流弊，就以诗歌作为武器，尖锐地揭露了一些不良现象。苏轼在当时文名很大，这种诗歌流布四方，就成了守旧派反对新法的最有力的宣传品。在王安石当政的时期，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始终没有因为苏轼讽刺新法而对他进行过打击报复，但在王安石离职以后，变法派中的新进就群起陷害苏轼。元丰二年（1079）七月，当他移知湖州时，即以讪谤新政的罪名被逮至京，关在御史台的监狱里，这一起文字狱，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在牢房中受尽苦楚，自度必死，曾写下《狱中寄子由》这种近于遗书的作品，结二句云：“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慨叹凄婉。神宗皇帝对苏轼本无恶感，一些元老重臣又纷纷上书营救，已经退隐的王安石也出面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结果终于获得从轻发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事详周紫芝《诗谳》及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
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二月到达黄州，这时他已经四十五岁了。因为在城东一块荒地上耕种自给，从此他就自号为东坡居士。在黄州四年多的贬谪生活，使他亲身践履了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曾在这里活跃着的雄伟江山，写出了不少著名的作品；同时，在投闲置散中，他更深刻地体验着社会与人生，形成了他以广阔的胸怀，鄙夷不屑的态度来对待所加于他的迫害的处世方式。当然这和他身处逆境后，思想中原来就具有的老庄哲学有所发展是相关的。苏轼的思想以儒家为本，但受道家和佛家的影响也很深。他博览两家典籍，后来又与钱道人以及参寥、佛印等许多和尚来往，养成了达观出世的人生观。特别是到黄州以后，融会儒、释、道三家为一体的思想风貌在他身上更日益明显了。其中老庄哲学在苏轼的生活历程中，有时起着使他脱离现实的消极作用，有时又起着使他坚决抗拒流俗的积极作用。他的思想特点是主儒术而不迂腐，渗佛老而不沉溺。其世界观是比较复杂的，儒家的忠居爱民的思想，道家的因任自然，同死生、轻去就的思想，还有佛家的自我解脱的思想，都在不同的条件下表现在他的作品中。释道思想当然是消极的，但对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又起着某种积极作用。
谪居黄州是苏轼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转捩点。他在政治上虽受了打击，但在创作上却获得了丰收。苏轼早年的成就固然已经不同凡响，然而在元丰三年到黄州之后，这位大作家才进入更加成熟的时期。
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被调任汝州团练副使，路过建康时，他去拜访了退居林下的王安石，畅谈古今文学，共同体会佛学，彼此都非常钦佩。王安石希望苏轼在建康定居，以便时常来往，苏轼听了非常神往。而王安石则对人叹息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引《西清诗话》；又见施元之注苏诗卷二十一《同王胜之旅蒋山》题注）尽管他俩的政见不合，但并没有妨碍私人之间的友谊。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太皇太后（英宗皇后）高氏临朝，政局完全改观，旧派人物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司马光和文彦博执掌大权，贬逐变法派，彻底废除了新法。元祐元年（1086），苏轼被召还朝，授以翰林学士、知制诰的重任。但他反对尽废新法，竟和司马光当面辩论了一场。从元祐元年到八年，是旧派得势的时期，但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不合时宜，结果遭到了新旧两党的夹攻，陷入了朔堂、洛党、蜀党互相排斥的无休止的纷争中。他不安于位，便一再要求离开朝廷，出任地方官。自元祐四年起，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先后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在这一时期里，他致力于地方性的赈济救荒，建立病坊，兴修水利，整饬军纪等工作。这些对人民有利的措施，使得他在离开这些地方之后，还被人民深深地怀念着。
高太后临朝虽只八年，却完全摧毁了王安石辛苦推行新法的成果，社会矛盾又扩大、尖锐起来了。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逝世：哲宗亲政。想换救危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再度起用了新党章惇、吕惠卿等人，于绍圣元年（1094）开始恢复新法。但这时候主张推行新法的人和新法的本身都变质了。他们和守旧派在事实上都已成了大地主的代理人，彼此之间的争执仅仅是宿怨旧恨和权势冲突，已没有进步与落后之分。因此，新派重新上台后，立即对旧党进行打击报复。在这种情况下，素来敢于直言的苏轼，首当其冲地被划入旧党一派，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贬知英州，接着再贬至惠州。绍圣四年（1097），新党掌权的朝廷普遍加重对元祐党人即旧党的惩罚，六十二岁的苏轼又一次遭到远谪，被贬为琼州别驾，到海南岛的儋州居住。正如陪伴他的小儿子苏过在《次大人生日》诗中所说：“直言便触天子嗔，万里远谪南海滨”。
海南岛在宋代是极为僻远的蛮荒之地，从隋唐以来，只有犯了重罪的官员才流放到这里，往往很少生还的希望。苏轼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居然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每日食芋饮水，著书赋诗，怡然自得。有时还背着一个大瓢，在田野间散步，一边高唱着自己创作的歌词。这期间，佛老思想又成了他求得自我解脱的精神武器，而且比黄州时期更加发展滋长了。他随遇而安，旷达乐观，终于走完了这段艰险的人生旅程。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继位，神宗的皇后向太后听政，苏轼遇赦北还。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间病逝常州。噩耗传出，举国哀恸。“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惠林佛舍”（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后来，奸臣蔡京奏请朝廷严禁发卖苏轼的集子，可是越禁越流行。宋元以来，以他的生活为题材的民间故事、小说、戏剧就不断出现，历久不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这位著名文学家的怀念和敬爱。
二、苏轼的诗论
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艺才能，不仅诗、词、文诸体艺术成就雄踞宋代文学史的峰颠，而且对书法、绘画、音乐也有精深的造谐。然而，自北宋中叶诗歌复古运动以来，随着具有独特风貌的宋诗的形成发展和成熟，诗的表现形式与内在容量得到了空前的开拓与发展，苏轼正是将这一进程推向最高境界的宋代第一大诗人。相对而言，宋代的散文更多地表现出旧有文学体式的传承性，词则更多地表现出新起文学体式的局限性，因此，在苏轼的文学成就之中，只有诗足以作为其生平遭际、艺术才能和思想意识等方面的最广泛的记录，最有效的发挥和最深刻的体现。
苏轼一生创作的诗歌数量极多，流传至今的有二千八百多首（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苏轼诗集》点校本，包括补编、他集互见，辑佚诗共2823首）。他的诗是宋诗达到最高境界的一个丰碑。
苏轼对于作诗的基本主张是“有为而作”。（《东坡题跋》卷二《题柳子厚诗》：“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他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敢于揭露时弊。儒家“兴、观、群、怨”的诗论对他的影响很大。苏辙在他的墓志铭中说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在激烈的党争中，他虽然历经磨难，但对某些不合理的人和事，仍如骨鲠在喉，一吐为快。他自己在《思堂记》中曾说：“言发于心而冲余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所以他能够而且敢于写出那些反映民生疾苦、忧国忧民的作品。
自谪居黄州之后，苏轼屡遭贬谪，宦海浮沉，佛老思想发展，心情变化，诗风从豪迈归于淡雅，诗论从托讽补世转为注重诗味的自得。他晚年追步陶渊明的冲淡高远。在《与子由书》中，他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一百有九篇，至其得志，自谓不甚愧渊明。”他还喜爱柳宗元的诗，日常“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答程全父推官书》）”。认为陶、柳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评韩、柳诗》）。他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说：“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他一方面推崇李、杜的英伟，同时又仰慕魏晋诗人的高蹈，赞美韦、柳的淡泊。这封信比较全面地说明了他对诗歌的审美观念以及这些观念与他自己遭际的内在联系。
三、苏轼诗歌的内容
苏轼诗歌的反映面极其深广，其中有同情民生疾苦的，有体现政治观点的，有描写山水风景的，还有抒发亲情友谊和个人感慨的。
反映人民生活的苦乐和时政得失的篇章，在苏诗中数量并不太多。诗人主要的不是通过这样一些题材和主题来直接揭示生活面貌的。但他既然对人民具有深厚的同情，又生活在一个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非常激烈的时代，本人也参加了那些斗争，那么，涉及民生、时政的诗，也就很自然地在他的诗作中占了一定的地位。在处理这类题材和主题的时候，苏轼有时采取秉笔直书，直接暴露的手法，如《荔枝叹》、《吴中田妇叹》和《许州西湖》诸篇。例如《荔枝叹》诗：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邪！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这首诗由汉唐时期官吏为了谄媚帝妃，不顾人民死活地星夜赶送荔枝的史事，联系到本朝官吏竟献名茶奇花之现实，已明显超越了汉唐以来诗歌中咏叹荔枝的传统主题，而着重在于对“争新买宠”的当朝权贵的抨击。苏轼此诗作于绍圣年间谪居惠州时，虽然下距穷奢极侈的徽宗朝尚有十来年，但此种倾向实已显露，诗中着重点放在本朝之事，并流露出对这种倾向的发展的深切隐忧，正体现了诗人对社会政治的敏锐观察力和准确的预见性。诗中揭露官吏争新买宠，谄媚无耻的行为，不稍隐讳，指名道姓。通篇直写而有开合，纪昀谓为“波澜壮阔，不嫌其露骨。”（见《苏文忠公诗集释粹》卷十五）
但更多的时候，苏轼对这类题材与主题的处理，却使用了他自己特别擅长的侧面的讽刺手法。这在《山村五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其三、其四两诗：
其三：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其四：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山村五绝》，本为“乌台诗案”中被指控的主要作品，舒禀在奏折中即据此类作品说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谗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这里的第三首、第四首即直接针对盐法、青苗法，从对其弊端的揭露，表现出新法造成的社会问题与消极作用。虽然由于保守政治观点的局限，苏轼偏面夸大了新法的消极面，而未能从积极方面发现王安石变法的优越性，但他对人民生活困苦的深刻同情，仍然是值得重视的。这种深刻的同情，乃是通过作者独特的讽刺手法表达出来的。诗人告诉我们：山村中的老人难道是像孔子那样沉浸在韵乐里面，连味觉都暂时失去作用了吗？当然不是，他们不过是已经很久没有吃到盐罢了。还有，许多农民老老小小争着跑到城里去借青苗钱，可是拿到手以后，随即把它胡乱花掉了，剩下来的唯一成绩，就是孩子们因为常常进城，学会了一些城里的口音。诗人的口吻是幽默的，笔法是尖利的，表达的心情是沉重而蕴含哲理批判意味的。
苏轼的另外一些诗篇也写出了当人民过着比较平静愉快的生活时他的欣慰。如《新城道中二首》之一：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月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这首诗以极其清新的笔墨描写了春日的农村、絮帽、铜钲的比喻，新鲜而又奇特。竹篱边伸出了艳冶的野桃，沙水边掩映着报拂的垂柳，也非常典型地画出了浙江锦锈一般的原野。而诗人眼中这些看来教人愉快的景物，又是和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愉快的农民分不开的。或者说，耕作者的愉快感染了诗人，才使他写出了这篇好诗。使我们感到十分有趣的是，《新城道中》和《山村五绝》是同一时期创作的，它们恰好从不同的方面说明了诗人对人民苦乐的高度关怀，而《新城道中》所写的农民生活，又恰好适当地纠正了《山村五绝》中诗人对生活在新法下的农民遭遇所持有的片面性的看法。这也证明，苏轼的创作，也和其他伟大的古典作家一样，主要的从自己的生活实际出发，而不是从自己的政治偏见出发的。
苏诗在内容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应当是大量的抒发个人情怀与歌咏自然景物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极广阔的范围内反映了诗人对于生活的无限热爱，对于束缚个性的环境的抗拒以及在任何困难面前都不会丧失的乐观主义精神。他诗中这种极为可贵的精神，常常是通过对于自然景物歌咏，对于行役羁旅的记述来加以反映的。如《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纹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乌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熙宁四年（1071），诗人因为反对变法，外调杭州。这首诗就是由汴赴杭经过镇江时的游览之作。它不只刻画了雄伟壮丽的金山景色，而且在对于这些景物的感受中很自然地流露了自己的抑郁而矛盾的心情。他从现在所看到的江山，联想起自己的家乡，不由得引发退隐的情绪。这种退隐情绪表面上看是消极的，然而在实质上，这种消极却正是一种反抗寂寞的表现形式。
苏轼歌咏自然景物的一些篇幅短小的诗歌，特别为人所称道。如：
《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望海楼晚景》：横风吹雨入楼斜，壮观应须好句夸。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
这三首脍灸人口的绝句，写的都是杭州雨景。诗人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手法描绘了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旖旖多姿的美景，给人新鲜而深刻的感受。
在苏轼许多写景状物诗中，不少是题画诗。题画诗在杜诗中已有，如画马、画鹰之类。到了宋代，题画成了诗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而大量地出现。有的题画诗，重在写画卷本身，有的题画诗，重在写画面内容。苏轼的题画诗，将自己的真实生活感受与画面内容融汇一起，借画抒发真情实感。因此，如果不看诗题，我们很难判断出他是在题画还是在描摹实景。如《惠崇春江晚景》诗：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惠崇是宋初名僧，又是著名的画家。他画鹅、鸭等小景物最为拿手。《春江晚景》是他的一幅画，苏轼为之题诗。这首诗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作者写出了初春景物之“神”。桃花只有两三枝，而未全开。萎蒿满地芦芽短。满地，即未长高，芦苇之芽其时尚短；河豚在春初，气势一暖即“抢上水”好生卵。这些写的都是初春之景。使全画或全诗显出生动神采的是第二句：春江水暖鸭先知。因为水冷，鸭子憋了一冬，未能痛快地戏水，现在初感水暖了，春天的最初气象，即体现在鸭子游水的活动上。由鸭子游水时的生动活泼与快乐，充分显示了浓厚、饱满的初春生意。此非鸭子的敏锐感觉，乃是画家与诗人的敏感。画家对初春景象做了敏锐捕捉，诗人用文字对画做了准确诠释。诗画互补，相得益彰。
宋诗的理趣，是其特点之一。苏诗中的理趣，又与别家不同。他诗中的理趣与具体客观事物紧密结合，是从具体事物内部挖掘出来的，而不是将抽象的哲理演绎硬附于事物之上。如下面两首小诗：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
《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离开放电的云层越远，听到的雷声就越低；从不同的方位可以看到山的不同面目，这本是寻常生活中的现象。诗人却从此引伸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哲理：所谓“雷霆之威”对于一个不以个人的生命、浮名为重的人是不起作用的；局外人有时会比局中人更容易看到事物的真相。这两首诗都是从描摹事物出发而挖掘出了带有普遍意义的哲理内蕴。但宋诗中有些理趣诗，显然是从概念出发，要借具体事物的一方面，来说明他先已持之的一个道理。如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朱熹在这里是借“方塘”、“渠水”来说明他的读书体会，即义理的高明，在于本源是圣贤道统的真脉。这种理趣诗与苏轼的理趣诗是不同路数，自有高下优劣之分。
在古典诗歌中，也偶然有一些反映各少数民族生活、风俗的诗篇，但写作家自己和各族人间之间亲切友谊的，则极为少见。因此，苏轼作于海南时期的描写自己与黎族人民交往的作品，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滕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
苏轼晚年远谪海南，对于远离中原万里之遥的蛮荒之地，“我视此邦，如洙如沂”（苏轼《和陶时运》），视同故土；对于传统观念中的蛮夷的黎族人民，“咨尔汉黎，均是一民”（苏轼《和陶劝农》），情同手足。上面两首诗反映了诗人在海南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薄醉以后，他独自去访问了几家黎族人民。一去一来，孩子们都吹着葱叶跟着。这种毫无拘束的、亲切的交往，使他竟然觉得这些黎族孩子们和自己在一道的情景简直和古代哲人所想象的美好境界一样，因而对自己的忧患遭遇也忘怀了。诗中写的虽然只是一些生活琐事，但却体现了苏轼晚年无事不可入诗的艺术手段，体现了他不分族别的民胞物与的精神以及他对兄弟民族简陋而又纯朴的生活的向往。在另外一些篇章里，他还为了当地居民文化落后、生活困难而发了很多感慨。这种不分畛域的对于人类生活的无限关怀，正是诗人最宝贵的情感。
中年时期，苏轼面对不如意的政治环境，表现出萧散而豁达的怀抱，往往将不平之气淡化在山川景物中，借大自然的美好景致表现自己的乐观精神，这在他的许多写景诗篇中都可以得到证明。晚年南迁以后，他不使心为形役的生活态度和乐观的战斗精神在诗篇中表现得更明显了。元符三年（1100）诗人遇赦离开海南岛时作有一首七律：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赐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诗篇描写了自己离开海南岛时的感受，对于迫害他的人来说，简直是一封尖锐的挑战书。诗的前四句显然含有象征意义。诗人认为，浮云蔽月，风雨漫天，总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正如同自己遭受的侮辱与损害一样。而这一次贬谪对于正直不屈的自己来说，却像“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孔子；况且它还给自己带来了一次最不平凡的游历，那么，即使是死去了，又有什么值得怨恨的呢？这种感情是深厚的，但却以很有风趣的口吻表达出来，表现了他的乐观和达观，同时也表现了他的倔强和幽默。这在苏轼晚年的诗作中是习见的。
此外，苏轼还有反映亲情、友谊、生死、离合、乡土之爱等内容的诗篇。总之，他以他的诗篇表现了豪迈不羁的心灵、热爱生活的情感，展现了丰富广阔的社会和人生画卷。
四、苏轼诗歌的艺术成就
苏轼诗各体皆工，七言各体尤其擅长。最能代表他诗歌特性的，是七言长篇。因为他那种豪放不羁的性格，只有在长短自由的体裁内，才能得到尽情的发挥。我们读他的七言长诗，总觉得波澜壮阔，变化多端，真如行云流水一般舒卷自如。这种自由奔放的心灵，挥洒自如的风格，与李白七古一脉相承。如《游金山寺》、《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等。语言畅达，气势纵横，行云流水，舒卷自如。除七古外，他的七律、七绝，也有许多好作品。兹各引一首为例：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村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澄迈驿通潮阁》：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这些诗篇叙事写景抒情都亲切有味，不用奇字怪句，不见雕琢刻划之痕，似乎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其中却有无限的工巧与自然的意境。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云：“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书。韩文公后，又开辟一境界也。”赵翼《瓯北诗话》卷五也说：“以文为诗，始自昌黎（韩愈），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今试平心读之，大概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无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沈、赵两位评家的话，大体上能说明苏诗的艺术成就，这里着重谈谈以文为诗。
以文为诗，即指将作文的技巧引入到诗的创作中，始自唐代大诗人韩愈。比如比喻这种修辞手法，固然《诗经》中已有用之，但毕竟尚较简略，远不及诸子散文中之繁富。韩愈则有意识地将这种突出表现于散文的艺术手法大量地引入诗中，如《送无本师》以“蛟龙弄角牙”等八句四个比喻说明无本诗胆之壮，以“蜂蝉碎锦缬”等四句四个比喻形容无本诗才之秀，已相当程度地体现了所谓“博喻”的特点。苏轼诗中不乏新鲜贴切而丰富多样的比喻，如前举之《望湖楼醉书》、《望海楼晚景》、《饮湖上初晴后雨》三首绝句，所写的都是杭州雨景，描绘的手法也都是比喻，然而却既有“黑云翻墨”、“白雨跳珠’似的新鲜贴切，又有”电光“、”金蛇“般的惊心动魄，更有”西湖比西子“那样的神思奇想，不仅各首之间的具体比喻各不相同，而且比喻的方法和角度也是丰富多样的。这种丰富多样的比喻，在宋代特别为散文家所讲求。从这一渊源关系看，苏轼诗中的”博喻“正是所谓”至东坡益大放厥词“的对韩愈以来的”以文为诗“的继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这一方法的继承与诗人特禀的丰富的才情器识、敏锐的艺术感受、驰骋的奇思异想结合起来，又使得这一艺术特点得以更为充分的发挥。
在苏轼诗中，比喻不仅新鲜贴切、丰富多样，而且构思奇幻、出人意表。如《石鼓歌》中用六种形象比喻”时得一二遗八九“，《读孟郊诗》中用四种形象比喻”佳处时一遭“，甚至《守岁》把辞别旧岁比作游向幽壑的蛇，《和钱安道寄惠建茶》以历史人物的性格比拟不同的茶味，使一些本来不堪比类的事物在诗人神奇的构想中融织成为奇警独特的喻象。再如《百步洪》描写水波冲泻的情景云：“有如免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中含有七种不同的具象，用以比喻水波冲泻这一现象，不仅错综利落、角度各异、淋漓尽致地展示出这一景观摄人心魄的魅力和神韵，而且比喻本身即如洪水一般，联翩而至，奔涌而来，充分显示出苏诗豪迈奔放的主体风格特征。比起韩愈《南山》的连用许多或字来刻画山容，不免有仙凡之别。
宋代的以文为诗，更多地在所谓以议论为诗（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体现出来，而这也正是苏诗以文为诗的另一重要内容和特点。如他有名的七律《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这是一首唱和诗。诗里以”雪泥鸿爪“来比喻人生，这是苏轼为人们所称道的有名比喻之一。诗里连用了：“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三句来反复申论，以具体说明“人生到处知何似？”这种写法，是苏诗以议论为诗的散文化手法的显例。在四句说明道理之后，作者再举出实事：“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且自注说：“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往日的陈迹，都已渺茫，岂不证明人生犹如雪泥鸿爪。受韩愈诗风的直接影响，“以议论为诗”自欧阳修，王安石以来，已形成宋诗的普遍风气，而苏诗的议论化，不仅大力推进了这一风气，而且往往更为流畅自由，有时甚至不加修饰，明白如话，成为直接体现其奔放风格的载体。
苏轼完成了宋诗的艺术革新，影响很大，当时他门下的四学士就对诗歌各有成就。历代诗人都对他推崇备至。苏诗不仅在宋诗史上可称顶峰之作，而且在整个中国古代诗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附：苏轼逸闻一则
杨万里《诚斋诗话》：“欧公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为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坡来谢，欧公问：‘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以袁熙妻赐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以妲已赐周公。操问，何经见？融日，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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