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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宋诗发展线索钩沉
宋诗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仅据清人厉鹗的《宋诗纪事》一书所录诗人即达三千八百余家，较之清康熙年间敕编的《全唐诗》所录唐代诗人二千三百余家，多出一千五百余家。宋代诗人的创作数量更是多得惊人，动辄数千，甚至上万，如果汇集起来，无疑数倍于《全唐诗》的四万余首。这一数量的本身，也就决定了诗在宋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固然，宋代是诗、词、文俱盛的时代，但与文、词相比，文人作诗不仅更为普遍、数量更多，而且以“无意不可入”的态度，形成诗的更为丰富的内容。
作为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诗歌自然凝积着宋文化的全部特质，并由此形成传统诗歌史上的一段独特的存在。这一独特存在，最显著地与唐代诗歌形成对比与参照。无论是宋代诗人的创作实践，还是后世论家的批评标准，实际上都是以唐诗为一个最重要的参照系的。这样，站在唐、宋的不同立场，也就形成完全不同的观点，如欧阳修志在建构独具风貌的“宋调”，即自负“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严羽论诗“以盛唐为法”，因谓以苏、黄及江西派为代表的宋诗人为“奇特解会”，“非古人之诗也”，“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其后，“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叶燮《原诗》内篇上），尊宋诗者则谓‘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吴之振《宋诗钞序》）。唐、宋诗之争，自宋迄清，历时千年，聚讼不休，遂成为文学批评史上至今未能解决的一大公案。
概括地看，宋诗的兴盛及其特征的形成，与宋的时代状况及其文化素质密切相关，构成时代精神与社会环境的最富活力的表现。但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审美系统的诗歌史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又并不完全同步，其往往在处于社会环境和时代意识的深刻影响的同时，又显示出独特的运行轨迹和规律。因此，宋代的时代的开始就并不意味着具有独特风貌的“宋调”的出现。由于诗歌史自身发展的惯性以及唐诗的强大影响，在北宋初期的六十年诗坛，即全然体现了唐代诗风尤其是晚唐诗风的延续。这期间相继出现的有白体、西昆体、晚唐体三派诗人，白体诗人主要有王禹偁、徐铉等，西昆体诗人主要有杨亿、杨筠、钱惟演等，晚唐体诗人主要有林逋、魏野、寇准等，他们分别以中晚唐诗人白居易、李商隐、贾岛等人为师法对象，特别是“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名者，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蔡宽夫诗话》），流行于晚唐五代仍以贾岛、姚合为代表的一路诗风与宋初晚唐体的接续，更划出宋初诗史的一条最明显的线索。可见，宋初诗坛虽未形成独具特色的“宋调”，但其对晚唐诗风的大规模承袭，却实在地成为宋代诗史的起点。这种在宋初结束残唐五代割剧纷乱而形成大一统局面的新时代气象中对残唐五代委琐诗风的原般承继的不适时性，也就为下一阶段诗史的变革提供了客观的依据与实在的对象。此外，在宋初诗坛范围内，白体诗人的杰出代表王禹偁“拆浮伪，去陈言”，“力振斯文”的努力（苏颂《小畜外集序》），晚唐体与西昆体诗人基于文人审美趣味的高层化要求以及艺术经验的探索的需要，而对于精巧典丽的构思与形式的追求，本身也蕴蓄了一定的趋变因素，因此，宋初虽以承袭晚唐为起点，但其深层实已生成了整个宋诗史最显著的特征--变革精神的基因。
具有独特风貌的“宋调”，形成于北宋前期的后一阶段。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为代表的诗歌复古运动作为这一时期诗坛的主流，依倚着儒学复兴的文化土壤以及政治文化走向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一方面表现出儒家政教诗学的浓厚色彩和正统观念，另一方面又造成政治社会意识的空前强化，在“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梅尧臣《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梅尧臣《答裴送序意》）的认识的前提下，在对宋初晚唐诗风的批判与变革之中，宋诗也同时完成了议论化、理性化的特征建构，走上了价值取向与艺术风格的转换进程。这其间，以集文人、学者、重臣于一身的欧阳修的作用尤为显要，作为群伦之领袖，欧阳修有意识地聚集众多诗人成为一个志合道合的诗人群，形成诗歌复古运动的浩大声势以及“宋调”初建的大规模的实践；同时，欧阳修通过知贡举选录天下英才，直接培养和提拔了王安石、苏轼，更为下一阶段宋诗艺术高峰的出现启开端倪。欧阳修作为重臣与学者，其诗歌的政治取向与哲理内蕴的两翼又联结着名臣诗人群与理学诗派，这两个创作群体在各自领域的单向发展与极度推广，在整体上恰恰成为诗歌复古运动的辅翼，显示了与“宋调”形成同步的宋文化的全般推进的内涵与质素。
宋诗艺术高峰出现于北宋后期。这时期北宋盛世已走向衰颓，各种内外矛盾逐渐加剧，党争空前激烈，但是这种政治上的新旧对抗与矛盾交织引发的激烈辩论与思想交锋，恰恰成为诗人创作个性极度发挥的思想基础。宋诗艺术自身的积聚与展开，通过这种时代因素的深层刺激与推助，自然迅速达到其峰巅状态。这是宋诗史上大家最多的时代，代表诗人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所谓“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陈师道《后山诗话》），共同构成宋诗艺术的最高程度的体现。但由于诗人创作个性的发展，他们不仅各自显示出截然不同的主导风格，而且每一具体作家也都具题材风格的丰富多样的特点，这在苏轼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苏轼基于丰富的人生经历与思想渊源的创作个性的发展，在诗中最终形成以超然物外与热情滂霈为主要表现的主体的高扬与心灵的涵盖，将宋诗的本质精神推扩到辉煌的境地。同时，苏轼的博大襟怀造成一个成员众多的苏门诗人群，几乎占尽了整个盛宋诗坛，其中最杰出者是黄庭坚与陈师道。黄、陈皆自苏轼的主体精神出发，一个侧重诗律的规范，一个着意内心的体验，而这种规范的诗律与内省的方式的合流，也就构成了江西诗派创作的最根本的要素与起点。
北南宋之际，宋代进入腐朽其内、动乱其外的时期，伴随着北宋灭亡与南宋偏安局面形成的过程，是社会空前激烈的动荡。与这种政治史的衰微一样，这时期的诗史也进入明显的低谷，但与社会的动荡相反，这时期诗坛又显示了创作风格的一致与凝定。前期大家苏、黄等人相继辞世，但黄、陈诗中形成的规范法式，却为这一时期众多中小诗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从而以大体相同的创作态度与艺术趣味凝聚成一个阵容庞大的江西诗派。这一诗派不仅主宰了北南之际的六十年诗坛，而且影响深远直达清末，究其原因正是在于对黄、陈诗风及创作规范的细密与完善，以一种模式化的面貌，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典型的宋诗的基本特征。然而，这一创作规范在宗派意识的支配下长期的延续、推扩与发展，同时也就形成了固定、凝定与僵化，所谓江西末流之弊就在于诗人眼界日益狭小，诗境日趋枯寂，诗人们在强大的群体意识之中，创作个性消融几尽。因此，江西末流对黄、陈句律的承继，恰恰忽视了黄、陈诗中与其艺术外壳相符称的高扬的主体精神和丰富的心灵世界。有鉴于此，江西派后期重要作家吕本中提出“活法”，试图打破僵化的模式与封闭的心灵，其创作实践也就由生新艰涩走向轻快圆话，同时诗人曾几进一步将这种诗风推向清新活泼，以这一转变为契机，社会动荡与民族危亡的时代气息也一定程度地在吕、曾诗中透现出来，这在稍后陈与义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与发展。从江西派内部的趋变中表现出来的清新活泼的诗风与关注时代的精神这两种倾向看，实际上已经为宋诗史下一阶段的又一艺术高峰的出现拉开了序幕。
紧接江西诗派末流衰弊及其内部趋变之际，南宋前期的后一阶段诗坛出现了中兴局面，以陆游、范成大、杨万里三大家为代表的诗坛，犹如漫缓颓波中的中流砥柱，振起宋诗史上第二座艺术高峰。当然，由于江西诗风的强大影响，陆、范、杨三家都体现了出自江西的艺术渊源，但他们创作的最终成就与实质精神，无论是慷慨激昂的爱国情怀，还是清丽自然的田园山水，都以走向外界现实的共同特性显示了与江西派主调的根本差异。陆、范、杨在走向现实的自觉意识的共同确立中，又有各自不同的侧重面，陆游的慷慨激昂是南渡以来压抑于士人胸中的抗敌愿望与爱国精神的迸发的最高程度的体现，范成大基于丰富阅历的纪录而对诗境的着意开拓，则成为现实意识的最大规模的实践，杨万里神会于自然景物之中，既追求情景交融又力倡晚唐诗风，更体现了南宋诗风变异的一个最显著标志。其时，理学家朱熹及词家姜夔等人皆擅诗，而其平白明畅的艺术表现亦皆体现了相似的审美趣味。
杨万里初倡“晚唐异味”的范围本来尚较广泛，然而经由叶适到永嘉四灵，则形成独尊贾岛、姚合的诗风，由四灵推扩为一个拥有众多诗人的江湖诗派，也就构成南宋后期诗坛的主流。这一持定内涵的晚唐诗风的复现，极为明晰地显示出向宋初晚唐诗风的回归，然而，由于整个宋诗史的变革意识的长期积淀与渗融，宋末与宋初同宗晚唐的现象又有本质的差异，宋初的晚唐诗风是前代影响的自然延续，宋末的晚唐诗风则是对以江西派为代表的“宋调”的变革，因此，宋末的回复晚唐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宋诗变革精神的体现。此外，这一时期诗坛还衍出两大线索，一是远离政治的江湖诗人创作中的平民意识与趣味的不断增强，为元明诗风启开端倪，二是宋亡之际的遗民诗人创作中的爱国激情与黍离哀思的集中迸发，接续着宋代文人普遍的政治社会意识而形成民族精神的大力张扬与久远回响。
宋诗发展脉络图：
北宋初 北宋中期 北宋后期 南北宋之交 南宋中期 南宋后期
白体 欧阳修 王安石 江西诗派诗人群 陆游 四灵
西昆体 梅尧臣 苏轼 （吕本中 范成大 江湖诗派
晚唐体 苏舜钦 陈师道 陈与义） 杨万里 遗民诗人
北宋前后期以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为界（1068年）
南宋前后期以宋宁宗开禧北伐为界（1206），（隆兴和议发生于1164年）
第二节 宋诗整体特征
通过以上对宋诗史的概略描述，我们发现，宋诗从整体上呈现出如下较显著的特征：
第一、 丰富性。
体现为：a.诗人数量多。b.诗作数量多。c.诗派林立。d.内容繁富。
宋代不仅诗人众多、创作丰盛，而且诗派空前繁富，形成诸多体格，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举其大者，从时代特征着眼以“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为代表，从作家风格着眼以“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为代表。每一种诗体实际上都聚集着一个趣味相投的诗人群，构成创作风格相似的诗歌流派。除此而外，宋初的白体、西昆体、晚唐体，其后的诗歌复古运动、苏门诗人群、江西诗派、中兴四大家、理学诗派，直至宋末的永嘉四灵、江湖派、遗民诗人，各种诗派贯穿着整个宋代诗史，从这一角度看，一部宋诗史几乎就是各种诗派的发生、衍变、消亡史。尽管在宋以前，诗坛已多有流派，如“建安体”、“太康体”、“大历体”之类，但自觉的宗派意识的形成可以说是肇端于宋初，因而宋诗史上不仅诗派空前繁密，而且诗人皆以自立门庭相号召，所谓“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沿及宋人，始争疆垒”（王夫之《姜斋诗话》），正是宗派意识自觉与强化的体现。同时，宋代诗人创作个性的普遍的充分发挥，又构成诗派内部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这种由诗人创作个性的充分发挥与众多诗派的争相自立相融合的群体意识与创作个性的互为体现，包容、联结，也就进一步促使宋诗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宋诗疆域的不断推扩。明人袁宏道《雪涛阁集序》云：“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正见宋诗由诗人的自立精神而形成的广博容量。清人袁枚于《随园诗话》卷七云：“三唐之诗，金、银也，不搀合铜、锡......宋元以后之诗文，则金、银、铜、锡无所不搀。”将唐、宋诗做比较，亦可见其以“无所不搀”而有别于唐诗处。
第二、 变革性。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宋代诗派凡数变，西昆伤于雕琢，一变而为元祐之朴雅，元祐伤于平易，一变而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后，江西宗派盛极而衰，江湖诸人欲变之，而力不胜，于是仄径旁行，相率而为琐屑寒陋，宋诗于是扫地矣。”全祖望在《宋诗纪事序》中说：“宋诗之始也，杨、刘诸公最著，所谓西昆体者也。......庆历以后，欧、苏、梅、王数公出，而宋诗一变。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练，并起有声。而涪翁以崛奇之调，力追草堂，所谓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诗又一变。建炎以后，东夫（萧德藻）之瘦硬，诚斋（杨万里）之生涩，放翁（陆游）之轻圆，石湖（范成大）之精致，四壁并开。乃永嘉徐、赵诸公（徐照、徐玑、赵师秀），以清虚便利之调行之，见赏于水心，则四灵派也，而宋诗又一变。嘉定以俊，江湖小集盛行，多四灵之徒也。及宋亡，而方、谢之徒（方凤、谢翱），相率为急迫危苦之音，而宋诗又一变。”这两段话不仅描划了诗史各个阶段的特点与实况，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宋诗史上诸多流派互为递嬗之因由与轨迹。也就是说，整个宋诗发展过程中的众多诗派的出现，其所表现出的自立门庭的精神与努力，根本的内驱力乃在于对前人的变革与改造。从整个诗史的总体看，宋诗是对唐诗的变革与改造，从宋诗史的本身看，宋诗也是一个不断的变革与改造的过程，不仅各派各体之间，即在具体的作家之间，也往往表现为有着具体针对性的因变关系。吴乔《国炉诗话》云：“诗道不出乎变复”，“汉魏诗甚高，变三百篇之四言为五言，而能复其淳正，盛唐诗亦甚高，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宋人惟变不复，唐人之诗意尽也”。可见，对传统诗歌中的变革精神的极度发展，正是宋诗的重要特色之一，也就是说，在整个诗史的嬗递流程中，宋诗的变革程度是最高的。
概言之，与前代诗史相比较，宋诗史以丰富性见长；从宋诗发展阶段着眼，宋诗史则以变革性为特色，正是它的丰富内涵与追求自立的变革精神构成了宋诗自身的显著特色，推动了唐代以后诗史的继续前行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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