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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鼎革，激化了民族矛盾與鬥爭，中原板蕩，滄桑變革，喚起漢族的民族意識與文人的創作才情，給文學注入了新的生命。富有民族精神和忠君思想的遺民詩人的沉痛作品，體現了那時代的主旋律，即便曾一度仕清的詩壇名流，也在詩歌裏抒發家國之痛，映照興亡，寄寓失節的懺悔。這兩部分詩文以對現實的敏銳反映而具有鮮明的歷史特徵。稍後的詩人及其他作者，雖無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家國之悲，但也慨嘆時世，俯仰人生，寫出了風格獨特的篇什。已呈式微之勢的詞則應時而復興，倚聲填詞蔚然成風。散文的內容偏重經世救國，崇實致用，在傳記文裏多用小說筆墨。清初詩文改變了元明以來的頽勢，出現了新的繁榮。
第一節 遺民詩人
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 屈大均和吳嘉紀 其他遺民詩人
清初最富有時代精神的詩歌是遺民的作品。據卓爾堪《明遺民詩》輯錄，有作者四百餘人，詩歌近三千首，比南宋遺民詩在數量和質量上皆有過之。著名的詩人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吳嘉紀、屈大均、杜浚、錢澄之、歸莊、申涵光等，他們受傳統的民族思想、愛國主義熏陶，反對清朝的民族壓迫與歧視，雖然出發點仍是儒家的“嚴夷夏之防”，如顧炎武所說：“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管仲不死子糾》，《日知錄》卷七）但在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的特定時期，懷抱救世拯民思想，關注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奔走呼號，以“有亡國、亡天下”區分朝代更替和民族沉淪，用“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的生存危機和民族憂患，喚醒人心，復興家國，顯然包含著反對壓迫和侵略的正義性和愛國精神，在當時激勵了漢族人民的反抗鬥爭，也對後世産生過積極的影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爲中華民族愛國主義傳統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遺民詩人用血泪寫成的詩篇，或悲思故國，或謳歌貞烈，或譴責清兵，或表白氣節，具有抒發家國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的共同主題，體驗深切，感情真摯，反映易代之際慘痛的史實與民族共具的感情，筆力遒勁，沉痛悲壯，肇開清詩發展的新天地。
以氣節高尚而被後世敬仰的是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學者。
顧炎武（1613～1682）初名絳，明亡後改炎武，字寧人，學者稱亭林先生，江蘇昆山人。明末加入復社，清兵入關，在江南積極參與抗清活動，失敗後亡命北方，考察山川，訪求豪杰，圖謀恢復，晚年終老于陝西華陰。他論詩“主性情”，反對模擬，提倡“文須有益于天下”。他“生無一錐土，常有四海心”（《秋雨》），四百多首詩，擬古、咏懷、游覽、即景等圍繞抒發民族感情和愛國思想主題，反清復明和堅守氣節是其詩突出的色調。《秋山》寫江南人民的反清鬥爭和清兵屠戮燒殺的罪行。《精衛》諷刺專營安樂窩的燕雀之輩，表示“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的決心。《京口即事》歌頌史可法鎮守揚州的英雄業績。《千里》述自己參加王永祚領導的湖上抗清義軍。《海上》四首，則以凝練沉重之筆，抒發登高望海的悲壯情懷，堅蒼質實。如第一首：
日入空山海氣侵，秋光千里自登臨。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蒼生痛哭深。水涌神山來白鳥，雲浮仙闕見黃金。此中何處無人世，只恐難酬烈士心。
詩中洋溢著決心報國、抗清復明的堅强信念。他勸友人善處珍惜，保持操守，“寄語故人多自愛，但辭青紫即神仙”（《友人來，座中占二絕》）。到垂暮之年，仍然表達其熾烈的愛國熱忱，有《恭謁孝陵》、《再謁孝陵》、《自大同至西口》等。隨著歲月的消失和希望的幻滅，漸知揮戈返日之無術，感傷沉鬰的情緒稍增，但不灰心，至死猶堅，故其詩雄渾有力，慷慨悲壯，如《五十初度時在昌平》：“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目望河清。”《又酬傅處士次韻》：“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都可說是擲地作金石聲。
顧炎武的詩是詩人崇高的人格和深厚學力的表現，筆墨矜重，不假巧飾，其格調質實堅蒼，沉雄悲壯，往往接近杜甫，如《酬王處士九日見懷之作》：
是日驚秋老，相望各一涯。離懷銷濁酒，愁眼見黃花。天地存肝膽，江山閱鬢華。多蒙千里訊，逐客已無家。
顧詩在清代評價就很高，沈德潜說：“詞必己出，事必精當，風霜之氣，松柏之質，兩者兼有。就詩品論，亦不肯作第二流人。”（《明詩別裁集》卷十一）
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南雷，學者稱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末以反對閹黨著名，清兵入關，積極投身抗清鬥爭，後隱居著述，屢拒清廷徵召。他是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和文學家，關心天下治亂安危，以學術經世，論詩稱“情者，可以貫金石，動鬼神”，强調詩寫現實：“夫詩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亂，皆所藏納”；注重學問，推崇宋詩，與吳之振等選輯《宋詩鈔》，擴大宋詩影響，推動浙派形成。詩歌感情真實，沉著樸素，具有愛國精神和高尚情操，《雲門游記》、《感舊》、《宋六陵》、《哭外舅葉六桐先生》、《哭沈昆銅》等，抒發亡國之痛和懷念殉難親友，雖有悲凉之感，但不消沉頽喪，屢屢表白身處逆境而不低頭的頑强精神，如“于今屈指幾回死，未死猶然被病眠”（《臥病旬日未已，間書所憶》），“莫恨西風多凜烈，黃花偏奈苦中看”（《書事》），“硯中斑駁遺民泪，井底千年尚未消”（《周公瑾硯》）等，皆勃鬱浩然的正氣。《山居雜咏》更是鏗鏘的誓言：
鋒鏑牢囚取次過，依然不廢我弦歌。死猶未肯輸心去，貧亦其能奈我何？廿兩棉花裝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鍋。一冬也是堂堂地，豈信人間勝著多。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薑齋，湖南衡陽人。明崇禎舉人，曾從永歷桂王舉兵抗清，南明滅後隱遁歸山，埋首著述，博通經學、史學和文學，貢獻卓著，學者稱船山先生。他生于“屈子之鄉”，受楚辭影響，步武《離騷》，用美人香草寄托抒懷，如《絕句》：“半歲青青半歲荒，高田草似下田荒。埋心不死留春色，且忍罡風十夜霜。”借舒草之心‘不死“，喻堅韌不拔之志和恢復故國”春色“的理想。《落花詩》、《補落花詩》、《遣興詩》、《讀指南集》等，纏綿悱惻，喻意深遠。王夫之自嘆”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王船山公年譜》引王夫之自題墓碑詞），表現”孤憤“是其詩突出的內容，如《補落花詩》九首之一：“乘春春去去何方，水曲山隈白晝長。絕代風流三峽水，舊家亭榭半斜陽。輕陰猶護當時蒂，細雨旋催別樹芳。唯有幽魂消不得，破寒深醴土膏香。”以落花飄魂抒寫胸中鬱結的亡國之恨，含蓄蘊藉，深沉瑰奇。七絕《走筆贈劉生思肯》：“老覺形容漸不真，鏡中身似夢中身。憑君寫取千莖雪，猶是先朝未死人。”以詩明志，直到“垂死病中魂一縷，迷離唯記漢家秋”（《初度日占》），仍然不忘故國歲月，于凄楚裏見其高風亮節。
遺民詩人可與顧、黃、王幷肩的，當推吳嘉紀和屈大均，吳多作危苦之詞，屈則富于浪漫幻想。吳嘉紀（1618～1684）是一介布衣，與煮鹽灶戶爲伍，困厄潦倒，深受壓迫剝削和災禍肆虐，詩歌極寫兵燹災荒和民生疾苦。《風潮行》、《朝雨下》、《海潮嘆》等述泰州一帶自然災害，慘不忍睹。《挽饒母》。《難婦行》、《過兵行》等，揭露清軍屠殺擄掠，令人髮指。《臨場歌》、《歸東陶答汪三韓過訪》等，反映官吏催租逼稅，敲骨吸髓。《東家行》記江北婚嫁陋習，《李家娘》寫“揚州十日”慘像，《一錢行贈林茂之》贊遺民品質，或長歌，或短制，直抒胸臆，純用白描，但他運思深刻，寫狀如繪，如《絕句》：“白頭灶戶低草房，六月煎鹽烈火旁。走出門前炎日裏，偷閑一刻是乘凉。”明白如話，不假雕飾，靠內在感情把鹽工之苦寫到極致，幽淡似陶，沉痛似杜，形成直朴古淡的蒼勁風格。屈大均（1630～1696）曾削髮爲僧，還俗改今名，北上游歷，密謀抗清，“險阻艱難，備嘗其苦”，詩歌是其心靈歷程的寫照。他以屈原後代自居，學屈原和《離騷》，兼學李白、杜甫，詩歌奔放縱橫，激蕩昂揚，于雄壯中飛騰馳騁，豪氣勃勃，“如萬壑奔濤”，在遺民中乃至整個詩界獨樹一幟。五律出色，自謂“可比太白”。《大同感嘆》、《猛虎行》、《菜人哀》等揭發清兵屠戮暴行，《舊京感懷》、《過大梁作》、《登羅浮絕頂》等訴說家國興亡悲哀，《梅花嶺吊史相國墓》、《哭顧寧人》、《贈傅青主》等抒發仰慕忠節之情，大都撫時感世，緣事而發，尤其表現堅定的民族立場和抗清意志的詩歌，可與顧炎武相比，如“萬里丹心懸嶺海，千年碧血照華夷”（《經紫羅山望拜文信國墓》），“孤臣餘草莽，匪石一心堅”（《咏管寧》），“七尺今猶壯，堪爲大漢捐”（《代景大夫舟自五屯所至永安州之作》），即使壯志難酬，興復無望，他也信心滿懷，“縱是灰寒終不滅，神靈看與蜃樓同”（《古銅蟾蜍歌》），“乾坤未毀終開闢，日月方新尚混茫”（《庚午元日作》）。他的詩“以氣骨勝”，豪宕而多蒼凉悲慨之音，如《通州望海》：“狼山牧草滿，魚海暮雲黃。日月相吞吐，乾坤自混茫。乘槎無漢使，鞭石有秦皇。萬里扶桑客，何時返故鄉？”憑吊滄海，想像奇偉，在雄健夭矯裏寄寓故國之思，凄楚感愴，卻也寫出“超然獨行”的豪邁氣概。
屈大均在清初影響頗大，又和陳恭尹、梁佩蘭號稱“嶺南三大家”。陳恭尹（1631～1700）詩歌感時懷古，抒發亡國之悲，間或也表達矢志復明的決心，激昂盤鬱，擅長七律，《鄴中》、《讀秦紀）等，是所謂“人無數篇”的名作。梁佩蘭（1629～1705）曾仕清朝，行藏出處與屈大均、陳恭尹有別，詩多酬贈與寫景，七古蒼凉伉爽，《易水行》、《養馬行》等狀寫社會民情，寄有深意，能獨開面。
其他遺民詩人，閻爾梅（1603～1679）的詩歌吊古傷今，感念時事，格調蒼勁。《滿巡撫趙福星遣官招余余卻之》云：“殷商全賴西山士，蜀漢孤生北地王。豈有丈夫臣異類，羞于華夏改胡裝。”表白全節，可謂硬骨錚錚。他長于古體，《絕賊臣胡謙光》、《滄州道中》等豪宕雄壯，詩情激楚，是富有特色的作品。杜溶（1611～1687）詩學杜甫，風格渾厚，五律《登金山塔》渾灝精深，負名當時，詩人吳偉業說：“吾五言律，得茶村《焦山》詩而始進。”（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彙》卷十八）《初聞燈船鼓吹歌》撫今追昔，感慨秦淮歌舞盛衰，令讀者欷歔太息而不能禁。錢澄之（1612～1693）詩歌寫甲申國變，足可證史。《悲憤詩》、《桂林雜詩》、《行路難》等，以永歷時事寄于詩，時歌時泣，悲痛感人。《催糧行》、《乞兒行》、《田家苦》等，寫民衆流離無告慘狀，情濃意深，沉鬰悲愴。晚年隱居鄉間，民族感情與田園閑適融合一體，在《田園雜詩》、《田間雜詩》、《夏日園居雜詩》裏，白描直寫，沖淡自然，既反映農村的生活，又砥礪自己的民族氣節，“深得香山、劍南之神髓”，幷有獨具一格的特點。歸莊（161～1673）爲人豪邁尚氣節，與顧炎武有“歸奇顧怪”之稱。《悲昆山》、《傷家難作》、《斷髮》和《萬古愁》曲等，聲情激越，沉痛憤慨，《萬古愁》更是清散曲少有的杰作。《落花詩》十六首，體物寄托，揭發士林的種種心態，哀婉酸苦。“不信江南百萬戶，鋤耰只向隴頭耕。”（《己醜元日》）寫出遺民新的思想境界，也委實可貴。
第二節 古文三大家
清初散文 侯方域 魏禧 汪琬 其他古文家
唐宋古文的傳統，在明代受到了復古派學秦漢文和公安、竟陵派抒寫性靈的衝擊。明末清初，天崩地解，學者們倡經世致用，以振興民族。順應時代的要求，錢謙益、黃宗羲、顧炎武等學者都對散文寫作提出了一些要求，散文在清初大致上回到了講求“載道”的唐宋古文傳統上，幷對“道”及其他方面作了修正和擴展。
清初的論說文多爲學者所爲，他們留心世務，研經治史，發表意見，作品不僅是優秀的散文，也有學術和思想上的價值，如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王夫之的《黃書》、顧炎武的《生員論》、《形勢論》等。這時期明末的小品文處于衰落與蛻變期，作者仍然有人，如張岱、尤侗、廖燕等。由于時代的變化，他們的作品內容或沿襲晚明小品的文風，而以滄桑之思代替閑情之趣，或趨向嚴肅，如“匕首寸鐵，刺人尤透”（廖燕《選古文小品序》），隨著文網日密，也就逐漸消歇。
寫作文學散文的有被稱爲“清初三大家”的侯方域、魏禧和汪琬。魏以觀點卓越、析理透闢見長，汪則寫人狀物筆墨生動，侯方域的影響最大，繼承韓、歐傳統，融入小說筆法，流暢恣肆，委曲詳盡，推爲第一。“三家”是桐城派的嚆矢。
侯方域（1618～1654）少有才名，入清未仕。早期爲文流于華藻，功力欠深，自述“仆少年溺于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有“春花爛漫，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之弊，後學八大家，轉益多師，臻于成熟。《壯悔堂文集》10卷，體裁多樣，內容廣泛，議論而指斥權貴的如《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答田中丞書》等，抒情而攄寫懷抱的如《與方密之書》、《祭吳次尾文》等，評說而論功罪的如《朋黨論》、《王猛論》、《太子丹論》等，或義正詞嚴，酣暢飽滿，或纏綿悱惻，聲情幷茂，或雄辯汪洋，縱橫奔放，有唐宋八大家的遺風。敢于打破文體壁壘，以小說爲文，則是寫掾吏、伶人、名伎、軍校等下層人物的作品，如《贈丁掾序》，歌頌丁掾廉潔正直，忠于職守的優秀品質；《馬伶傳》用藝人馬伶爲求演技精進，投身爲仆三年藝成的事迹；《任源邃傳》贊揚平民出身的任源邃抗清被捕，寧死不屈的高貴精神；《李姬傳》再現風塵女子李香識大義、辨是非的品德和節操，都“以小說爲古文辭”，提煉細節，揣摩說話，刻畫神情，像《李姬傳》所選的三個典型事件，精擇李香對話組成，切合身份與心境，曲折生動，使人物個性鮮明，堪稱性格化的語言，突破陳規，具有短篇小說的特點。
魏禧（1624～1680）論文以有用于世爲目的，要“關係天下國家之政”，反對模擬，不“依傍古人作活”，自謂“少好《左傳》、蘇老泉，中年稍涉他氏，然文無專嗜，唯擇吾所雅愛賞者”，博學多聞，身際易代，懷抱遺民思想，關心天下時務。人物傳記表彰抗清殉國和堅守志節之士，如《許秀才傳》、《哭萊陽薑公昆山歸君文》等，感慨激昂，低回往復，既有淋漓盡致的描摹，也有紆徐動蕩的抒情，兼有歐、蘇之長。《大鐵椎傳》是其名篇，叙事如狀，寫身懷絕技的劍俠遭際和憤懣，神情畢現，豪爽照人，篇末寄意不爲世用的感慨，耐人尋味。政論散文則識見超人，精義迭現，《蔡京論》、《續朋黨論》等獨出己見，議論風生，《答南豐李作謀書》，談教育人才應“恢宏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觀點正確，方法可取，《宗子發文集序》提出積理練識，糾正模擬剽古之弊，識見精當，行文酣暢，淩厲雄杰，表現出善于議論的個性和明理致用的文章風格。
汪琬（1624～1690）散文力主純正，對侯方域《馬伶傳》、王猷定《湯琵琶傳》等小說寫法頗示不滿，偏于保守。所作原本六經，叙事有法，碑傳尤爲擅長，“公卿志狀皆得琬文爲重”，受到後世正統文士的推崇。《陳處士墓表》、《申甫傳》、《書沈通明事》等記事簡當不繁，代表碑傳文的水平。《答陳靄公書》、《陶淵明像贊幷序》、《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等清晰簡要，自然流暢，與唐順之、歸有光等文風相近。記叙蘇州市民反暴政的《周忠介公遺事》，爲世稱道，文以周順昌事迹爲主綫，寫東林黨人與閹黨的鬥爭，突出周被逮時蘇州市民仗義執言和羣情激憤的熱烈場面，有些描寫如“衆益怒，將奪刃刃（毛）一鷺”，魏忠賢爪牙被打而“昇木登屋”，抱頭鼠竄，真實生動，稱得上散文中的優秀作品。
近世論者提出廖燕可與“清初三大家”比肩。廖燕（1644～1705）字人也，號柴舟，廣東曲江（今韶關市）人。他思想之新穎，議論之大膽，甚至超過明代怪杰李贄。學術文《性論一》、《性論二》、《格物辨》等抨擊程朱理學，膽識過人，史論文《湯武論》、《高宗殺岳武穆論》、《明太祖論》等，推翻陳說，無所蹈襲，《金聖嘆先生傳》真實生動，《半幅亭試茗記》抒寫性靈，文筆恣肆疏隽，議論深閎，在清初散文作家中確實別具特色。
清初散文家還有王猷定、冒襄、姜宸英、邵長蘅、王弘撰、宋起鳳等，各以不同的表現方法和風格特點抒發感情，反映現實，筆墨靈活，取材廣泛，而以歌頌抗清鬥爭及其殉難的英雄志士，形成這一時期重要的寫作題材。姜宸英的《奇零草序》、邵長蘅的《閻典史傳》、前述汪琬的《江天一傳》，還有時間稍晚的全祖望《梅花嶺記》等所表現的崇高民族思想，如清末黃摩西評論的：“雲雷鬱勃，風濤軒怒，震國民之耳鼓，至今淵淵作響。”（《國朝文彙序》）
第三節 錢謙益與虞山詩派
錢謙益的行迹與心態 前期的詩作 宏偉沉鬰典麗的《後秋興》 虞山詩派
清初詩壇沿襲明季餘緒，雲間派、虞山派、婁東派鼎足而三，而虞山派和婁東派，因錢謙益和吳偉業主領，出現新的局面，影響最大。
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一字牧齋，晚號蒙叟、絳雲老人、東澗遺老等，江蘇常熟人。明萬歷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清順治二年迎降，授官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充修明史副總裁，旋歸鄉里，從事著述，秘密進行反清鬥爭。他曾是東林黨魁，清流領袖，南明時卻依附馬士英、阮大城，後又事清，喪失大節，爲士林所詬病。事後，他又和南明政權的抗清力量，如瞿式耜、鄭成功等暗中聯繫，支持和參與反清活動，曾給永歷桂王“上陳三局”，爲其謀劃，密件載《瞿式耜集》卷一《報中興機會疏》裏。順治十六年鄭成功發動金陵之役，他前後奔走，赴金華和松江，策反清軍將領，還密赴鄭成功軍營晤談，與明遺民如黃宗羲、閻爾梅等密切往還，懺悔自贖，取得世人諒解。
在明朝錢謙益仕途蹭蹬，屢起屢躓，歷盡坎坷挫折，感時憤世，鬱塞苦悶。《初學集》中詩歌，憤慨黨爭閹禍，痛心內憂外患，所謂“感時獨抱憂千種，嘆世常流泪兩痕”。《乙丑五月削籍南歸十首》、《費縣三首》、《獄中雜詩三十首》等詩，既有清正之士的孤憤，也有失意者的感喟，其中寫出東林人士的命運：“未成麟甲先供伐，稍出蓬蒿已被鐫”，前後六君子被逮：“黃門北寺獄頻仍，錄牒刊章取次征”，以及自己劫後餘生：“抱蔓摘瓜餘我在，執手俱爲未死人”，幷和憂慮國事融作一體。如《獄中雜詩三十首》之十一：
三韓殘破似遼西，幷海緣邊盡鼓鼙。東國已非箕子國，高驪今作下句驪。中華未必憂寒齒，羣虜何當悔噬臍？莫倚居庸三路險，請封函穀一丸泥。
唇亡齒寒，提醒朝廷不要幻想依仗居庸關的天險，趕快封守山海關，加强邊防。他獄解南還，拜望事功卓著而削職在家的孫承宗，作《謁高陽少師公于裏第感舊述懷八首》，希望他再度出山，統籌邊防，經略遼東，寄托收復失地的愛國之情。對李自成、張獻忠縱橫川、豫，殺明藩王，仇視憎恨，但也還有《王師二十四韻》，揭露“王師”瘋狂屠殺，“塹溝填老弱，竿槊貫嬰兒。血幷流爲穀，尸分踏作溪”的罪行，指出農民“相將持棓挺”揭竿而起，是“割剝緣肌盡，誅求到骨齊”的結果，《葛將軍歌》不惜筆墨，謳歌市民領袖葛成，把他與反抗閹黨而犧牲的蘇州五義士幷列，推崇備至。他退居林下期間，爲柳如是所寫戀慕詩、唱和詩，以及游黃山的一組詩歌，清新可誦；而描繪黃山壯麗美景的山水詩，則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經歷故國滄桑、身世榮辱的巨大變故，他入清後的詩歌更顯出鮮明的藝術個性和創作特色。除了悲悼明朝、反對清廷和恢復故國的主調外，還彌漫著“楚奏鍾儀能忘舊，越吟莊舄忍思他”（《見盛集陶次他字韻詩重和五首》）的“羈囚”哀音。《有學集》中《夏五詩集》、《高會堂詩集》等，是記載反清復明的“專集”，《西湖雜感二十首》、《哭稼軒留守一百十韻》、《書梅村艶詩後四首》等，哀感頑艶，沉鬰蒼楚，既有“冬青樹老六陵秋，慟哭遺民總白頭”的失國之苦，也有“水天閑話天家事，傳與人間總泪零”的耻辱，以及從心底發出的“鶯斷曲裳思舊樹，鶴髡丹頂悔初衣”的懺悔自白，還有詆斥新朝，描寫清兵蹂躪破壞的作品，如《吳巨手卍齋詩》：“人民城郭總萋迷，華觀瓊臺長蒺藜。幾家高戶無蛛網，是歲空梁少燕泥。”在《後秋興》（結集時題名《投筆集》）詩裏，一掃哀悼明亡的悲愴凄苦，爲鄭成功反清復明的勝利唱起嘹亮的凱歌，如第一疊《金陵秋興八首次草堂韻》之一：
龍虎新軍舊羽林，八公草木氣森森。樓船蕩日三江涌，石馬嘶風九域陰。掃穴金陵還地肺，埋胡紫塞慰天心。長幹女唱平遼曲，萬戶秋聲息搗砧。之二：
雜虜橫戈倒載斜，依然南斗是中華。金銀舊識秦淮氣，雲漢新通博望槎。黑水游魂啼草地，白山戰鬼哭胡笳。十年老眼重磨洗，坐看江豚蹴浪花。
中興在望，欣喜若狂，對鄭成功進軍南京和人民的支持，給予熱情歌頌，氣魄宏大。隨著軍事失利，功敗垂成，他憤激之情不可遏止，連疊十三韻，記錄鄭成功與南明永歷政權的軍事鬥爭，以及他和柳如是的抗清活動，實爲一部“詩史”。如《後秋興八首之二·八月初二聞警而作》，聽到鄭成功軍事受挫，他以棋爲喻，要“小挫我當嚴警候”，不爲所動，“換步移形須著眼”，再振旗鼓，轉敗爲勝。第三疊《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別而作》記載隻身會見鄭成功以及柳如是的慷慨資助：“破除服珥裝羅漢（姚神武有先裝五百羅漢之議，內子盡橐以資之，始成一軍），減損齏鹽餉佽飛。”桂王被殺消息傳來，“鼠憂泣血，感慟而作”，在《後秋興十三》裏說：“海角崖山一綫斜，從今也不屬中華。”明朝滅亡，孤寂無主，無所歸依的失落和葬身無地的哀痛，使《投筆集》籠罩上沉鬰悲凉的情調，表現“不成悲泣不成歌”的憤慨，畫出思想情緒演進的軌迹。
錢謙益自覺地致力于清詩建設，嗤點前賢，對明代復古派和反復古派進行尖銳的批判，也各有所取，對復古派取其借鑒古人精神，但不囿于“漢魏盛唐”，剔除模仿形似；對反復古派“取其申寫性靈”，摒棄其“師心而妄”，“輕才寡學”。他强調時代、遭遇和學問的重要性，建立起“詩有本”的真情論，以真誠的具有時代意義的感情爲核心，達到性情、世運、學養三者幷舉。他主張轉益多師，兼採唐宋，廣收博取，推陳出新，對補救明七子模擬盛唐與公安、竟陵的粗疏草率。幽深孤峭，確立有清一代詩風，起了“導平先路”的作用。所作詩歌叙事抒情，各體兼擅，尤工近體，七言律詩情詞愴惻，沉雄蒼凉，入杜堂奧，學得神髓，長篇和組詩動輒幾十韻和上百韻的有數十首之多。《後秋興》是大型的七律組詩，8首一組，相互關聯，13組詩渾然一體，是一個有機結合的整體。連疊杜詩原韻，一疊再疊至十三疊104首，另附自題詩4首，瀾翻不窮，無斧鑿湊韻之痕，爲歷來次韻詩所未有，是一種創造性的史詩巨制，顯示出爐火純青的藝術造詣。他在廣泛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出奇，故能籠罩百家，肇開風氣。他又延引後進，獎掖新人。王士禛、施閏章、宋琬、馮班等人都是由他提携成名。曾受其親炙的還有一批詩人。由于他在詩歌領域的重要地位，被稱爲清詩的開山宗匠。
受錢謙益的影響，在其家鄉常熟産生了虞山詩派，主要成員有馮舒、馮班。錢曾、錢陸燦等人。這個詩派的代表人物馮班（1602～1671）曾師從錢謙益，反對七子、竟陵和嚴羽《滄浪詩話》，著《鈍吟雜錄》專摘嚴羽以禪喻詩之謬。他的詩歌沉麗細密，錘煉藻繪，根柢徐、庾而出入溫、李，抒發古國悲痛，婉而多諷。《題友人〈聽雨舟〉》借畫以抒明亡之恨，《餘生》在隱居的平靜裏翻滾復國的希望，《有贈》則托古喻今：“隔岸吹唇日沸天，羽書惟道欲投鞭。八公山色還蒼翠，虛對圍棋憶謝玄。”以史實和今景的交融寫出諷刺南明不能禦敵的故國哀思，寄托深沉而含蓄有味。馮班論詩有獨到之處，詩歌也有個人的面目和特色，幷以標榜晚唐李商隱而自張一軍，勢力頗大，使虞山派“詩壇旗鼓，遂淩中原而雄一代”，後來的吳喬和趙執信，或繼承或私淑馮班詩論，批評王士禛的神韻說，可說是虞山詩派的餘波漣漪。
第四節 吳偉業和“梅村體”叙事詩
吳偉業的身世 觀照歷史興亡 痛失名節 梅村體--歌行體的新境界
在清初詩壇上，吳偉業與錢謙益幷稱。吳偉業才華出衆，其歌行詩“梅村體”風行一代。他的詩有程穆蘅、靳榮藩、吳翌鳳等人分別進行箋注，這在清代詩人中罕有其比。
吳偉業（1609～1671）字駿公，號梅村，江蘇太倉人。崇禎進士，官至少詹事，明亡裏居，清順治十年（1653）被迫出仕，任秘書院侍講，遷國于監祭酒，三年後丁嗣母憂南還，居家而歿。在明朝他以會元、榜眼、宮詹學士、復社領袖，主持湖廣鄉試，輔貳南雍，“爲海內賢士大夫領袖”，名垂一時，但生不逢時，命途多舛，仕明而明亡，不願仕清而違心仕清，成了“兩截人”，喪失士大夫的立身之本，遭世譏貶，深感愧疚，詩歌成了他的寄托，感慨興亡和悲嘆失節是其吟咏的主要內容。陳文述說：“千古哀怨托騷人，一代興亡入詩史”（《讀吳梅村詩集，因題長句》，《頤道堂詩集》卷一），就是這種情況的概括。
圍繞黍離之痛，吳偉業以明末清初的歷史現實爲題材，反映山河易主、物是人非的社會變故，描寫動蕩歲月的人生圖畫，志在以詩存史。這類詩歌約有四種：一種以宮廷爲中心，寫帝王嬪妃戚畹的恩寵悲歡，引出改朝換代的滄桑巨變，如《永和宮詞》、《洛陽行》、《蕭史青門曲》、《田家鐵獅歌》等。第二種以明清戰爭和農民起義鬥爭爲中心，通過重大事件的記述，揭示明朝走向滅亡的趨勢，如《臨江參軍》、《雁門尚書行》、《松山哀》、《圓圓曲》等。第三種以歌伎藝人爲中心，從見證者的角度，叙述南明福王小朝廷的衰敗覆滅，如《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臨淮老妓行》、《楚兩生行》等。最後還有一種以平民百姓爲中心，揭露清初統治者橫徵暴斂的惡政和下層民衆的痛苦，類似杜甫的“三吏”、“三別”，如《捉船行》、《蘆洲行》、《馬草行》、《直溪吏》和《遇南厢園叟感賦》等。此外還有一些感憤國事，長歌當哭的作品，如《鴛湖曲》、《後東皋草堂歌》、《悲歌贈吳季子》等，幾乎可備一代史實。他在《梅村詩話》中評自己寫《臨江參軍》一詩：“余與機部（楊廷麟）相知最深，于其爲參軍周旋最久，故于詩最真，論其事最當，即謂之詩史可勿愧。”這種以“詩史”自勉的精神，使他放開眼界，“指事傳詞，興亡具備”，在形象地反映社會歷史的真實上，取得突出的成績，高過同時代的其他詩人。
痛失名節的悲吟，是他詩歌的另一主題。這以清順治十年出仕爲標志，在靈與肉、道德操守與生命保存之間，吳偉業選擇苟全性命，墮入失節辱志的痛苦深淵，讓自贖靈魂的悲歌沉摯纏綿，哀傷欲絕。《自嘆》、《過吳江有感》、《過淮陰有感》、組詩《遣悶》等，懺悔自贖，表現悲痛萬分的心情，“誤盡平生是一官，棄家容易變名難”，“我本淮王舊鶏犬，不隨仙去落人間”。《懷古兼吊侯朝宗》詩說：
河洛烽煙萬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門。氣傾市俠收奇用，策動宮娥報舊恩。多見攝衣稱上客，幾人刎頸送王孫。死生總負侯贏諾，欲滴椒漿泪滿樽。
詩人自注：“朝宗歸德人，貽書約終隱不出，余爲世所逼，有負夙諾，故及之。”在《賀新郎·病中有感》詞裏，自我剖析：“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臨死仍不忘反省：“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應填補，總比鴻毛也不如。”自怨自艾，後悔不迭。吳偉業是真誠的，以詩自贖確實是其心音的流露，《梅村家藏稿》以仕清分前後兩集，“立意截然分明”，表示他不回避和掩飾自己的污點，死時遺命家人斂以僧裝，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用以表明身仕二姓的悔恨與自贖的真心。這類詩歌對我們認識在理想與現實、感情與理智的困擾與衝突裏掙扎的人生悲劇，有著啓迪作用。
吳偉業以唐詩爲宗，五七言律絕具有聲律妍秀、華艶動人的風格特色。而他最大的貢獻在七言歌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說：“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韻爲深，叙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爲勝，韻協宮商，感均頑艶，一時尤稱絕調。”他是在繼承元、白詩歌的基礎上，自成一種具有藝術個性的“梅村體”。它吸取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和元稹《連昌宮詞》等歌行的寫法，重在叙事，輔以初唐四杰的採藻繽紛，溫庭筠、李商隱的風情韻味，融合明代傳奇曲折變化的戲劇性，在叙事詩裏獨具一格。梅村體的題材、格式、語言情調、風格、韻味等具有相對穩定的規範，以故國愴懷和身世榮辱爲主，“可備一代詩史”，又突出叙事寫人，多了情節的傳奇化。它以人物命運浮沉爲綫索，叙寫實事，映照興衰，組織結構，設計細節，極盡俯仰生姿之能事。“梅村體”叙事詩約有百首，如《永和宮詞》、《蕭史青門曲》、《鴛湖曲》、《圓圓曲》、《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等，把古代叙事詩推到新的高峰，對當時和後來的叙事詩創作起了很大的影響。《圓圓曲》是“梅村體”的代表作，也是吳偉業膾炙人口的長篇歌行，它以吳三桂、陳圓圓的悲歡離合爲綫索，以極委婉的筆調，譏刺吳爲一己之私情叛明降清，打開山海關門，淪爲千古罪人。全詩規模宏大，個人身世與國家命運交織，一代史實和人物形象輝映，運用追叙、插叙、夾叙和其它結構手法，打破時空限制，不僅重新組合紛繁的歷史事件，動人心魄，也使情節波瀾曲折，富于傳奇色彩。細膩地刻畫心理，委婉地抒發感情，比喻、聯珠的運用，歷史典故與前人詩句的化用，增强了詩歌的表現力。而且注重轉韻，每一轉韻即進入新的層次。詩人畫龍點睛般的議論穿插于叙事中，批判力量蓄積于錯金鏤彩的華麗辭藻中，“慟哭六軍俱縞素，沖冠一怒爲紅顔”，精警隽永，成了傳頌千古的名句。
吳偉業歌行成績突出，譽滿當世，袁枚說“公集以此體爲第一”（《吳梅村全集》卷第二附“評”）。趙翼評吳偉業詩：“以唐人格調，寫目前近事，宗派既正，詞藻又豐，不得不爲近代中之大家。”（《甌北詩話》卷九）受其影響寫作“梅村體”的吳兆騫（1631～1684）因丁酉科場案，遣戍黑龍江寧古塔，《秋笳集》描寫塞外風光和鬱憤情懷，蒼凉激楚。吳兆騫的《榆關老翁行》、《白頭宮女行》，以“老翁”和“宮女”的身世遭遇和榮辱變遷，反映家國滅亡，感慨沉淪，與“梅村體”詩歌一脉相承。至清末王闓運《圓明園詞》、樊增祥前後《彩雲曲》、楊圻《天山曲》、王國維《頤和園詞》等，都是“梅村體”的遺響。
第五節 詞的中興和納蘭性德
詞的中興 陳維崧和陽羨詞派 朱彝尊和浙西詞派 納蘭性德和“京華三絕”
經過元明兩代的沉寂，詞在明清易代之際擺脫柔靡，出現了中興的氣象。當時的朱彝尊說：“詞雖小技，昔之通儒钜公往往爲之，蓋有詩所難言者，委曲倚之于聲，其詞愈微，而其旨益遠，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子之言，通之于《離騷》、變雅之義，此猶不得志于時者所宜寄情焉耳。”（《紅鹽詞序》，《曝書亭集》卷四十）詞人雲集，高才輩出，僅順、康兩朝就逾二千家，詞作五萬餘首，綻開色彩各異的奇葩。
揭開清詞帷幕的陳子龍（1608～1647）于詞推尊五代北宋，以“婉暢濃逸”爲宗，滄桑變後，其《湘真詞》抒寫抗清復明之志和黍離亡國的哀思，突破閨房兒女的纖柔靡曼，“上接風騷，得倚聲之正”。接著是遺民詞，王夫之、屈大均、今釋淡歸等爲其代表。王夫之有《船山鼓棹詞》初、二集和《瀟湘怨詞》。其詞以順治八年分界，前期詞愴懷故國，宛轉多思，如《滿江紅·新月》托意圓滿的未來，表達復國信念；《憶秦娥·燈花》象徵南明殘局，寫自己孤忠；《昭君怨·咏柳》以千絲萬縷，訴亡國悲哀，等等，比興寄托，寓意深邃。後期歸隱衡陽，有《摸魚兒》“瀟湘小八景”8首，摹寫河山秀麗，緬懷故國，激勵鬥志。康熙十年再寫“大八景”，表達志節，抱定“石爛海還枯，孤心一點孤”（《菩薩蠻》）的意志，體兼騷、辨，芳菲纏綿，特多曲隱寄托情味，風格遒上。他以辛棄疾《摸魚兒·暮春》情韻，兼宋末王沂孫《碧山樂府》遺意，不時突破音律的限制，熔鑄“字字楚騷心”的蘊藉蕭瑟的風格。屈大均《道援堂詞》，又稱《騷屑》，縱橫跌宕，豪健雄放，《長亭怨·與李天生冬夜宿雁門關作》，純以白描的潜氣內轉，抒發矢志復明之心。《紫萸香慢·送雁》咏物抒情，觸發身世和處境的憂危，聲情激越，都有辛詞的氣骨。《夢江南》和《木蘭花慢》一字一泪，感傷凄婉，飽含遺民的亡國悲懷。自他們愛國之詞出，便扭轉了詞風發展的軌轍。今釋淡歸（1614～1680）有《徧行堂詞》，作于剃發出家之後，蒼勁悲凉，沉痛凄厲。他喜次稼軒、竹山韻，如《賀新郎·感舊次竹山兵後寓吳韻》等，但比辛棄疾、蔣捷詞多苦澀之味。《滿江紅·大風泊黃巢磯下》感嘆身世，綰結黃巢，題新詞益新。《沁園春·題骷髏圖》七首等，聯章疊韻，動輒數首或數十首，也開詞壇未有之局，爲雄放一派的翹楚。遺民詞或寫懷念故明，或記抗清復國，或咏物言志，表示不仕二姓的氣節，或以古喻今，寄托回天無力的悲憤，鼓蕩起詞風向現實靠攏的勢頭。
清初詞壇，流派紛紜，迭現高潮，出現了以陳維崧爲首的陽羨詞派、朱彝尊爲首的浙西詞派和獨樹一幟的著名滿族詞人納蘭性德，後者又與曹貞吉、顧貞觀合稱“京華三絕”。
陽羨詞宗陳維崧（1625～1682）字其年，號迦陵，江蘇宜興人。其父陳貞慧，爲明末著名復社文人。陳維崧少有才名，入清後出游四方，晚年舉博學鴻詞科，官翰林院檢討。他學識淵博，性情豪邁，才情卓越，兼以過人的哀樂，學習蘇、辛，使豪放詞大放異彩，平生所作一千八百餘首，居古今詞人之冠。他尊詞體，以詞幷肩“經”“史”，擯棄“小道”和“詞爲艶科”的傳統觀念，繼承《詩經》和白居易“新樂府”精神，敢拈大題目，寫出大意義，反映明末清初的國事，無愧“詞史”之稱。《夏初臨·本意，癸醜三月十九日用明楊孟載韻》、《尉遲杯·許月度新自金陵歸，以〈青溪集〉示我感賦》等，眷懷故國，悲悼明朝滅亡；《賀新郎·縴夫詞》、《八聲甘州·客有言西江近事者，感而賦此》等，記賦役征丁、兵燹破壞之苦；《南鄉子·江南雜咏》、《金浮圖·夜宿翁村，時方刈稻，苦雨不絕，詞紀田家語》等，寫苛捐雜稅、自然災害，抒民生之哀，均可存“史”，幷衝破“詩莊詞媚”的畛域，對詞的發展有重要意義。其風格導源于辛棄疾，但開疆辟遠，比辛詞抑鬱悲哀更重。他也學蘇軾逸懷浩氣，卻因生活沉重，沒有蘇詞的灑脫曠達。感傷故國之情于悲憤苦澀裏盤旋曲折，如《夏初臨·本意》中“驀然卻想，三十年前，銅駝恨積，金穀人稀”，“許誰知，細柳新蒲，都付鵑啼”。使上闋所寫“山市成圍”的景觀納入“銅駝”、“金穀”、“鵑啼”的氛圍，籠罩悲悼家國的陰影，令人黯然神傷。名詞《醉落魄·咏鷹》咏物言志，抒發壯志難酬的悲壯襟懷，個性更爲突出：
寒山幾堵，風低削碎中原路。秋空一碧無今古。醉袒貂裘，略記尋呼處。男兒身手和誰賭？老來猛氣還軒舉。人間多少閑狐兔？月黑沙黃，此際偏思汝。
描寫鷹睥睨一切的雄姿，比喻作者像鷹搏擊人間“狐兔”，卻難以奮飛，苦悶感慨，詞氣激烈。以豪情抒悲憤，是陳詞的風格特徵。他在唐宋之後異軍突起，成爲清詞的一面旗幟，集結萬樹、蔣景祁、史唯園、陳維岳等大批陽羨派詞人，爲詞的振興作出重要貢獻。
隨著清朝統一全國，走向鼎盛，陽羨派悲慨健舉、蕭騷凄怨之聲，漸成難合形勢要求的別調異響，以朱彝尊等爲代表的浙西詞派順應太平，以醇正高雅的盛世之音，播揚上下，綿亘康、雍、乾三朝。
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竹垞，晚號小長蘆釣魚師，浙江秀水（今嘉興）人。康熙十八年應博學鴻詞試，出仕清廷。博通經史，工詩詞古文，尤長于詞，有《江湖載酒集》等詞集4種，是浙西詞派開創者，與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龔翔麟號爲“浙西六家”，和陳維崧幷稱“朱陳”，執掌詞壇牛耳，開創清詞新格局。他推尊詞體，崇尚醇雅，宗法南宋，以姜、張爲圭臬，自述“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題詞集》），還與汪森輯錄《詞綜》，推衍詞學宗趣和主張。他在清朝步入盛世時，提出詞的功能“宜于宴嬉逸樂，以歌咏太平”（《紫雲詞序》），投合文人學子由悲凉意緒轉入安于逸樂的心態，也適應統治者歌頌昇平的需要，故天下向風，席捲南北。
朱彝尊詞集裏“宴嬉逸樂”的歡愉之辭，有《靜志居琴趣》寫男女愛情，《茶煙閣體物集》和《蕃錦集》的咏物集句。其中情詞爲世稱頌，獨具風韻，如《高陽臺》“橋影流虹”，《無悶·雨夜》“密雨垂絲”，《城頭月》“別離偏比相逢易”，《鵲橋仙·十一月八日》等，感情真摯，圓轉流美。《桂殿秋》描寫心心相印的男女愛情，含蓄不露，情致深婉，是情詞的佳作：
思往事，渡江幹。青娥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聽秋雨，小簟輕衾各自寒。
因他身逢易代，故國滄桑，也提出詞中十之一“言愁苦者”，要“假閨房兒女之言，通之于《離騷》、變雅之義”，織進時代的悲哀與亡國的感慨，將磊落不平之氣和吊古傷今之情，化爲歌兒檀板。所以《江湖載酒集》中的詞作，時見憤激，哀婉沉鬰，如《長亭怨慢·雁》、《風蝶令·石城懷古》、《百字令·度居庸關》、《金明池·燕臺懷古和申隨叔翰林》等。《賣花聲·雨花臺》撫今追昔，感慨物是人非，寫得視野開闊，精警有力，最能體現他的才情和風格：
衰柳白門灣，潮打城還。小長幹接大長幹，歌板酒旗零落盡，剩有漁竿。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壇。更無人處一憑欄。燕子斜陽來又去，如此江山。
句琢字煉，清醇高雅。浙西派在其影響下，標舉清空醇雅風格，蘊藉空靈，無輕薄浮穢之弊，也不落濃艶媚俗。即使艶情咏物，也力除陳詞濫調，獨具機抒，音律和諧。但他重在字句聲律上用功夫，限制了創造的天地，也給浙西派帶來堆填弄巧的風氣。
清詞振興的碩果是納蘭性德（1654～1685），他原名成德，因避諱改名性德，字容若，滿洲正黃旗人，太傅明珠長子。康熙進士，官至一等侍衛，深受寵信，但他厭倦隨駕扈從的仕宦生涯，産生“臨履之憂”的恐懼和志向難酬的苦悶，再目睹官場的腐敗，日夕讀《左傳》、《離騷》自我排遣，失望和煩惱讓他“讀《離騷》，洗盡秋江日夜潮”（《憶王孫》），隨處宣泄勃鬱侘傺的心情，如他扈駕外出所寫的《蝶戀花·出塞》：
今古河山無定據，畫角聲中，牧馬頻來去。滿目荒凉誰可語，西風吹老丹楓樹。從前幽怨應無數。鐵馬金戈，青冢黃昏路。一往情深深幾許？深山夕照深秋雨。
綴景荒凉，設色冷淡，個人命運的“幽怨”和回顧歷史引發的惆悵，同悼亡的心靈創傷融爲一體，釀成哀鬱凄婉的情調，貫穿他的全部詞作。如《好事近》“馬首望青山”，《望海潮·寶珠洞》等的思古傷今，《金縷曲·贈梁汾》、《金縷曲·簡梁汾時爲吳漢槎作歸計》等對人才落魄的悲憤，《憶王孫》“西風一夜剪芭蕉”等抨擊黑暗，都透現出詞人的極度煩悶和不平，也折射出他“羈棲良苦”的悲哀與怨憤。
納蘭論詞主情，崇尚入微有致。愛情詞低回悠渺，執著纏綿，是其詞作的重要題材，有《相見歡》“落花如夢凄迷”，《蝶戀花》“眼底風光留不住”等。與原配盧氏伉儷情篤，而他必須護駕扈從，輪值宮廷，難以忍受別離與相思的痛苦，孰料婚後3年，盧氏死于難産。爲愛妻早逝所寫悼亡詞，如《金縷曲·亡婦忌日有感》、《蝶戀花》“辛苦最憐天上月”等，一字一咽，顙泪泣血，不僅極哀怨之致，也顯示了純正的情操，可與蘇軾《江城子·記夢》相比。納蘭詞標出悼亡的有七闋，未標題目而詞近追戀亡婦、懷念舊情的有三四十首。既有“唱罷秋墳愁未歇，春叢認取雙棲蝶”（《蝶戀花》）的傾訴，也有《山花子》的夢見亡妻，醒來惟見遺物的無限哀傷：
欲話心情夢已闌，鏡中依約見春山。方悔從前真草草，等閑看。環佩只應歸月下，鈿釵何意寄人間。多少滴殘紅蠟泪，幾時幹。
納蘭詞真摯自然，婉麗清新，善用白描，不事雕琢，運筆如行雲流水，純任感情在筆端傾瀉。他還吸收李清照、秦觀的婉約特色，鑄造出個人的獨特風格。《惠風詞話》的作者況周頤甚至把他推到“國初第一詞人”的位置。
曹貞吉（1634～約1698）咏物懷古、哀生傷逝之詞，寄托遙深，如《百字令·咏史》、《賀新郎·再贈柳敬亭》、《滿庭芳·和人潼關》等，雄深蒼渾，法度謹嚴又能出以新意，幷折射世事。《留客住·鷓鴣》是其“絕調”名篇，爲世所重。顧貞觀（1637～1714）爲救科場案發配寧古塔的吳兆騫寫的兩首《金縷曲》，純以性情結撰而成，極爲著名。所著《彈指詞》以情取勝，宛轉幽怨。此外吳偉業、彭孫遹、毛奇齡等，也寫有優秀詞作，蔚成羣星閃爍的燦爛景觀。
第六節 王士禛與康熙詩壇
“錢王代興” 王士禛的神韻說和其神韻詩 入蜀使粵詩的變化 康熙朝的其他詩人
繼遺民詩人之後崛起的詩人有王士禛、朱彝尊、施閏章、宋琬、趙執信、查慎行等人，最負盛名的是王士禛。
王士禛（1634～1711）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今桓臺縣）人。他出身世家大族，順治進士，官至刑部尚書。他受家庭的熏陶，自幼能作詩，幷有詩名。順治十六年選爲揚州推官，其詩受到詩壇盟主錢謙益的稱贊，幷希望他代已而起，主持風雅。錢謙益去世後，王士禛成爲一代正宗。他論詩以神韻爲宗。早在南朝時人們就用神韻來品評人物，評論繪畫。用來論詩，其主旨與錘嶸《詩品》的“滋味”說、司空圖的“韻外之致”（《與李生論詩書》）大體相同，而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十四詩品》）和“羚羊挂角，無迹可求”（嚴羽《滄浪詩話》）爲最高境界，《蠶尾續集序》說：“梅止于酸，鹽止于咸，飲食不可無酸咸，而其美常在酸咸之外，酸威之外者何？味外味也；味外味者，神韻也。”指出所謂神韻，是要求詩歌具有含蓄深蘊、言盡意不盡的特點。以此爲宗旨，對清幽淡遠、不可湊泊而富有詩情畫意的詩特別推崇，唐代王維、孟浩然的詩正是其創作的典範。
王士禛的詩歌創作，早年從明七子入手，“中歲逾三唐而事兩宋”，晚年又轉而宗唐，但是在這三次轉變中，提倡’神韻說“是貫穿始終的。在他的詩作中，風神獨絕的神韻詩占了主流，尤其是模山范水、批風抹月的”山水清音“，沖和淡遠，風致清新，繼承王維、孟浩然一派的家數，含情綿渺而出之纖徐曲折，慘淡經營卻不露斧鑿痕迹，詞句明隽圓潤，音節流利跌宕，代表了其詩的主要成就和特色。24歲在濟南大明湖所賦《秋柳四首》，爲其成名之作，大江南北和者不下數十家。詩中博取秋柳雕傷的自然意象和歷史興廢的人事意象，把對秋柳的感傷推向了歷史、空間的無限，使人感到秋柳無時不關情，秋柳無處不銷魂，秋柳無人不傷神，表達了易代之後人們普遍的物是人非、盛景難住的幻滅感。此後他在南京作的《秦淮雜詩》20首、在揚州作的《冶春絕句二十首》都委婉地表現了朝代更替的悲哀，如《秦淮雜詩》第一首：
年來腸斷秣陵舟，夢繞秦淮水上樓。十日雨絲風片裏，濃春煙景似殘秋。
這些詩含蓄空靈，把鼎革後的失落與迷茫，轉向超脫和玄遠，追求幽靜淡泊之美，强化了詩的審美特徵。代表作《再過露筋祠》：
翠羽明璫尚伊然，湖雲祠樹碧于煙。行人系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
還有《寄陳伯璣金陵》：
東風作意吹楊柳，綠到蕪城第幾橋？欲折一枝寄相憶，隔江殘笛雨瀟瀟。
前者描繪水鄉河湖縱橫的寧謐景色，宛然如畫，特別是風神清秀的白蓮，既實寫祠外之景，又虛應神像與貞女，”不即不離，天然入妙“，引發讀者想像和聯想的翅膀，餘音裊裊。後者思念孤居南京的朋友，不直陳其情，借”楊柳“、”殘笛“和”瀟瀟“細雨，譜出悠悠思念的心曲，言近意遠，令人低遐想。
入蜀使粵詩的變異，是王士禛宗宋的反映和結果。康熙十一年（1672）典試四川和二十四年（1685）祭告南海所作《蜀道集》、《南海集》，如施閏章所說：“往日篇章清如水，年來才力重如山。”（《學餘詩集》，《施愚山全集》卷三十九）意境開闊，氣概不凡，風格蒼勁雄放。如《晚登夔府東城樓望八陣圖》、《定軍山諸葛公墓下作》、《南陽》、《滎澤渡河二首》等，即景感懷，吊古傷今，格調激越，氣韻沉健。如《登白帝城》：
赤甲白鹽相向生，丹青絕壁鬥崢嶸。千江一綫虎須口，萬里孤帆魚復城。躍馬雄圖餘壘迹，臥龍遺廟枕潮聲。飛樓直上聞哀角，落日濤頭氣不平。
憑吊歷史古迹，刻畫名城形勝，抒發興亡感慨，聲情悲壯，風格接近杜甫。此外，清新自然如《茅山進香曲》，輕捷明快如《大風渡江四首》，格調激越如《蟂磯靈澤夫人祠二首》，旖旎柔媚如《悼亡詩·哭張宜人作》等，表現出多方面的藝術造詣。但神韻詩爲其獨擅，實踐了自己的詩歌理論主張，也開創了神韻詩派，成員中較爲著名的有吳雯、洪昇、宗元鼎等人。
康熙詩壇上，朱彝尊和王士禛幷稱“南朱北王”；施閏章、宋琬也稱“南施北宋”，四人由明入清，在新朝應舉仕進，統領詩壇。衹有查慎行和趙執信于清朝定鼎後出生，是大家中的後勁。
朱彝尊的成就主要在詞，詩也卓然名家，被尊爲浙派開山祖。他早年生活貧困，遭逢喪亂，參加抗清鬥爭，《祁六座上逢沈五》、《祁六紫芝軒席上留別》。《梅市逢魏壁》等可見抗清活動的蛛絲馬迹。詩歌感慨滄桑，沉痛激切，如《同沈十二咏燕》：“節物驚人往事非，愁看燕子又來歸。春風無限傷心地，莫近烏衣巷口飛。”咏物抒懷，借飛燕表達亡國之悲；筆觸所及，反映社會矛盾和民生疾苦。《捉人行》、《馬草行》、《曉入郡城》等，揭露兵火亂後的蕭條景象和統治者的殘酷野蠻，有較濃郁的生活氣息。登臨游覽吊古傷今，如《雁門關》、《鴛鴦湖棹歌》100首等，可稱佳篇。隨著應試博學鴻詞，入仕清廷，“一著朝衫底事差”，創作跌入低谷，歌功頌德、交際應酬之作連篇累牘。歸田後描寫自然山水如《天游觀萬峰亭》、《延平晚宿》等生動形象，清麗可讀。作于康熙四十年（1701）的《玉帶生歌》，以吟咏文天祥遺硯，推崇民族英雄文天祥及其抗元氣節，曲折流露自己的心緒，是前期詩歌的回聲。他的詩以學力、辭藻見長，用筆雄健，嘆息故國淪亡，感慨民生疾苦，俯仰艱難身世，大抵蒼凉悲壯，鬱怒激烈，但後期格調平和，追求醇雅，安于恬淡，師法也從學唐到兼取兩宋，詩歌風格的轉變，比較鮮明地反映了清初詩壇演變的趨勢，帶有典型的過渡意義。
施閏章（1618～1683）比較關心現實生活和民間苦難，詩歌鋪叙時事，嘆息民艱，如《賣船行》、《臨江憫旱》、《牧童謠》、《浮萍兔絲篇》、《病兒詞》等，寫到“君看死者仆江側，夥伴何人敢哭聲”（《百支行》），“不見西南戰地赤，殺人如草鳥不食”（《棕毛行》），也極爲真摯沉痛。他宗法唐人，反對浮華，但格調平緩，溫柔敦厚，缺少“唯殺恚怒之音”。他認爲“興朝治寬大，文禁尚疏略”（《携李遇計甫草》），詞場無須“兵氣”，應當溫婉和氣，即使上述反映民瘼的作品，也終和且平。工于五言，風格空靈淡泊，如《燕子磯》：“絕壁寒雲外，孤亭落照間。六朝流水急，終古白鷗閑。樹暗江城雨，天青吳楚山。磯頭誰把釣？向夕未知還。”描繪長江磯石一帶空闊寂寥的景色，雖有滄桑易代之感，但沖淡閑遠，委婉忠厚，較多文人高雅的格調和詩教的品質，反映出他與遺民詩人的區別。
宋琬（1614～1673）詩突出反映“中丁家難，晚遭逆變”的傷時嘆世之感，《庚寅獄中感懷》、《晨星嘆》、《九哀歌》、《詔獄行》等，寫其受誣系獄，“百口若卵危，萬端付瓦裂”（《寄懷施愚山少參》）的不幸遭遇，抒發盤鬱胸中的哀痛愁苦。施閏章讀後說：“摧折驚魂斷，哀歌帶血腥。”關注民生的如《同歐陽令飲鳳凰山下》、《漁家詞》等，感慨沉重。憑吊故國如《趙五弦齋中䜩集限郎字》、《長歌寄懷薑如須》等，蒼凉激宕。寫山水風光的如（登華山雲峰臺》、《登西岳廟萬壽閣》等，詩風雄健，別開一境。其詩由學明七子上溯到宋、唐。他擅寫七言詩，風格雄深磊落，雖迭遭變故，困厄多于歡愉，時發激昂悲憤之音，但總的表現委婉中正，怨而不怒，“境事既極，亦復不盭于和平”，與施閏章詩歌具有共同傾向。
查慎行（1650～1727）受學于黃宗羲，詩歌學蘇、陸，尤致力蘇軾，得宋人之長，是浙派承前啓後的大家。趙翼對其評價極高，說：“功力之深，則香山。放翁後一人而已。”（《甌北詩話》卷十）詩歌擅長白描，氣求調暢，詞務清新，入深出淺，時見精妙。如《蕪湖關》、《麻陽運船行》、《白楊堤晚泊》等鋪寫時事，慷慨憤激；《閘口觀罾漁者》、《蘆州行》、《憫農詩》等，刻寫民瘼，情辭真切。旅途紀游和登臨懷古，佳什聯翩，短章如《舟夜書所見》：“月黑見漁燈，孤光一點螢。微微風簇浪，散作滿河星。”極寫漁燈變幻之妙。長篇古風如《五老峰觀海綿歌》《中秋夜洞庭對月歌》等意境壯闊，筆墨雄放。近體凝練有力，如《題杜集後》：“漂泊西南且未還，幾曾蒿目委時艱。三重茅底床床漏，突兀胸中屋萬間。”頗有陸游之風。在清初學宋詩人中他的成就最高。
趙執信（1662～1744）著《談龍錄》推崇“詩中有人”之旨，詩歌注重反映現實，力去浮靡，揭露社會黑暗，申訴官吏罪惡，如《氓入城行》記述縣令帶爪牙鷹犬下鄉搜利，百姓奮起反抗，“一呼萬應齊揮拳”，極爲可貴。其他《道傍碑》、《吳民多》、《水車怨》等也“直而切”，或寫自然災害，或刺催科官吏，愛憎分明。罷官漫游和歸田閑居之作，也時露憤激和不平，《寄洪昉思》：“垂堂高坐本難安，身外鴻毛擲一官”；《涉淄水感懷》：“而今不作齊門客，才溯清淄最上流”；《感事二首》之二：“誰信武安作黃土，人間無恙灌將軍”等，都用語尖銳，思致清新。即使寫山水美景和田園風光，也色彩鮮明，自然真切，如《蓬萊閣望諸島歌》、《太白酒樓歌》等。在神韻詩風靡天下時，他“越佚山左門庭”，宗法晚唐，自寫性情，清新峭拔，不講含蓄，鑱刻發露，和神韻詩沖和淡遠異趣。在當時詩人的盛世之音裏，惟他似乎有不諧和的變調。其他彭孫遹、宋犖、顧景星等，也都以各自的成績，裝點清初詩歌繁榮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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