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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文壇同西漢相比，變化很大。東漢士人失去了作爲文學侍從參與上層統治集團重大活動的條件，環境和地位的變化給予他們廣泛接觸社會的機會，現實生活的動蕩不定也給他們以極大的震撼。他們所關注的熱點已經跨出宮廷苑囿，從更廣闊的範圍尋找有價值的題材。于是，各個時期較突出的社會問題，往往成爲他們創作的直接、間接誘因。
與題材方面的變化相適應的，還有創作宗旨的變化。在司馬相如時代，賦的諷喻效果同賦家的主觀願望之間就存在著差距，以至于後來引起揚雄的批評。到了東漢，諷喻不僅不起作用，甚至還可能招來災難｛東漢作家因批評時政而招致不幸者，可見《後漢書》卷六十上《馬融列傳》：“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後漢書》卷八十上《文苑列傳》：“崔琦，字子瑋，......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為風。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見《後漢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954、1970、2168~2169、2622、2633頁）｝，這就迫使辭賦家們考慮如何看待和處理賦的社會作用問題。
另一方面，社會現實的黑暗以及統治集團所採取的“黨錮”等高壓政策，使士人普遍受到壓抑。物不得其平則鳴，他們越來越多地運用賦這種文學樣式抒發自己的不平。于是，東漢文壇上出現了一批感情激切的抒情賦。
世風的變化不僅導致賦的創作在題材選擇和宗旨的設定方面出現新的取向，在賦的藝術風格和表現形式方面也與以前有了較大的差異。昔日以鋪張揚厲、汪洋恣肆爲主調的風格和豪放昂揚的氣勢，已被深邃冷峻、平正典雅的風格所揚棄；散句單行的語言，演變爲駢儷對偶的句式。賦的風貌經歷了較大的變化。
第一節 京都賦的崛起
新舊時代交替 審美情趣轉變 新文學熱點形成 《兩都賦》的創新
兩漢之際的社會動蕩，導致東漢初期的社會生活乃至文化思想發生了較大變化。作家的審美情趣和藝術視野同漢賦發展的鼎盛時期相比産生了明顯的差異。光武帝定都洛陽，而不回遷長安，引起朝野震動，成了牽動全社會的中心問題，也爲文學家普遍關注。杜篤（？－78）作《論都賦》｛《漢書》卷八十上《文苑列傳》：“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見《後漢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2595頁）｝，假主客問答以論都洛衹是權宜之計，唯長安乃是“帝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主張返都長安。在這篇賦中，傳統的鋪陳手法和諷諭的宗旨都體現于對新的題材、新的對象的描摹中。他歷數漢王朝自高祖至平帝傳十一世的發展變化，指出，“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皆莫能遷于雍州而背于咸陽”，以此證明長安爲王氣之所在。作者又從幾個方面誇張地描寫了西都王氣的表現，最後歸結爲“利器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這篇作品是東漢賦風轉變的重要標志。它把以往天子、王侯生活的題材轉化爲關乎國家、社會的重大問題，作品中所表達的思想感情也具有更廣泛的社會基礎。
以都洛、都雍（即長安）爲題材的作品，規模宏大、別具特色、成就突出、影響最大的，當推班固（32－92）的《兩都賦》｛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人。少有才名，在其父班彪增補《史記》、撰《後傳》的基礎上重修漢史。被人告發私改國史，下獄。其弟班超上書力辨，明帝甚奇之，除蘭臺令史，遷爲郎，奉詔撰寫《漢書》。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征固爲中護軍。竇憲敗，固坐免官，旋被捕，死於獄中。除所著《漢書》外，尚有《白虎通義》、《兩都賦》、《幽通賦》等著作和詩文傳世。傳附《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列傳》後。｝，它開創了京都賦的範例。
《兩都賦》前有序，說明作賦原委和宗旨：一方面則是“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另一方面則是“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眷顧”。于是，他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這說明他作此賦的背景同杜篤是一致的，衹是兩人的觀點、感受正相反。他把西都、東都的選擇，人們感受、主張的差異，歸結爲法度的不同，從而賦予作品以較强的理性色彩。
《兩都賦》傳本分爲《西都賦》和《東都賦》兩篇，實爲上下章。作品虛擬“西都賓”、“東都主人”兩個人物，通過他們的談話構成過渡；同時，兩個人物分別代表都雍、都洛兩種不同的態度，而在賓主的設定之間，作者的立場已明晰可辨。
《西都賦》重在抒發“懷舊之蓄念”、“思古之幽情”。通過“西都賓”之口，盛贊長安形勝爲中土之最：周、秦、漢三代在這裏建立帝王基業，這是作爲國都得天獨厚的條件。西京具有東都無可比擬的物質基礎：建設之宏大，郊畿之富饒，堅城深池之固，士女游俠之衆，品物之盛，華闕崇殿之巨麗，掖庭椒房之尊貴，離宮苑囿之壯觀，皆冠于天下。在作者筆下，西京城市、宮殿的壯美別具特色；
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墻不露形。裛以藻綉，絡以綸連。隋侯明月，錯落其間。金缸銜璧，是爲列錢。悲翠火齊，流翟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于是玄墀扣砌，玉階彤庭。碝磩彩致，琳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
在衆多的宮室寢殿中，昭陽殿富麗堂皇達到空前絕後的程度。鑲金嵌璧，奇珍異寶，到處流光溢彩、馥鬱芬芳。這幅畫面集中展現了西都的豪華、豐腴，表現出化闕崇殿的壯麗之美。
長安形勝天人合應，宮殿巨麗冠于古今。這是以西土耆老爲代表的衆人所炫耀的，是“國家之遺美”。在漢賦中，被鋪張描繪的事物未必就是作者所肯定的，有時還恰恰是作者所要批評的。然而，從《西都賦》對長安熱情洋溢的贊美中可以看出，作者對這三代帝京所體現的巨麗之美還是非常欣賞的。衹是他對西京巨麗之美乃至京都之美的欣賞與肯定，同作品中“西都賓”所代表的西土耆老有所不同。在後者看來，京都衹能像長安那樣，否則便不配作爲都城。這是舊的京都意識，它以品物繁盛爲唯一標志。班固同西土耆老的分歧也正在于此。
班固的京都意識、京都美理想，集中體現在《東都賦》中，作者借“東都主人”之口，否定了“西都賓”所代表的舊的京都美理想和京都意識，他指出：“西都賓”之所以力主返都長安，就在于他們是秦人，他們不能站在天下主宰者的立場看問題，因此帶有明顯的狹隘性。同時，他又指出，這些人衹識秦昭襄王、始皇的京都之美，而不瞭解大漢的京都之美，他們過分看重宮廷、河山的品物繁盛。《兩都賦》的宗旨就在于批評舊的京都意識，確立新的京都觀。作品的立意在《東都賦》卷末表述得很充分。他指出，主張遷都長安的人“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他們明于知古而昧于察今，他們孤立地、片面地强調城池、宮廷建設的品物之美，而不知禮樂文明建設對于京都的重要性。他以充分體現出禮樂文明的新的京都觀，揚棄“西都賓”所代表的京都意識，這就是序言中所說的“折以今之法度”。而這，正是《兩都賦》宗旨的集中體現。
作品的諷喻對象可分爲直接針對者和間接諷喻者兩類。直接批評的是以西土耆老爲代表的堅持舊京都觀的人；間接諷喻的，也是作品最主要的諷喻對象則是天子及其周圍的決策集團。作品盛稱洛邑制度之美，固然希望天子不要遷返長安，而其深層意圖在于通過西京與東京的對比，對當前政治有所規諫。他的京都觀具有深刻的內涵，他要用光武帝、明帝在禮樂文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引導決策者沿著這個方向發展，以期在進賢修德，在完善文治方面超越古代聖王。
在《東都賦》中，他著力描繪了洛陽的法度，也就是後漢的制度之美。他盛贊光武帝重造綱紀的赫赫帝功，頌揚他遷都改邑的重要決策。作爲與西都的巨麗之美相對比而著力描繪東都法度之美，較多地體現在明帝朝。作品充分肯定明帝朝崇盛禮樂，修明法度，巡狩萬國，稽考聲教所取得的成就，在作者筆下，這是東都區別于西都的主要之點。體現了法度之美的東都在很多重要方面都表現出與西都的差異。在宮室苑囿建設中，它不追求令人登臨生畏的崇殿華闕，而是强調宮室光明神麗、“奢不可逾，儉不能侈”的中和之美；它不追求太液池的波濤浩渺、昆明湖的茫茫無涯，而要發萍藻以潜魚，使池沼得以化育生靈。天子定都洛陽之後的田獵，不是爲了“盛娛游之壯觀”，而是“簡車徒以講武”；其間也有浩大的聲勢、有勇猛的搏殺，但卻不是“風毛雨血、灑野蔽天”，不是“草木無餘，禽獸殄滅”，而是“樂不極盤，殺不盡物”，要在田獵中體現出禮制、法度，在與西都相同、相近的活動中表現出不同的旨趣。至于“目中夏而布德”，使得武帝所不征、宣帝所不臣的遠人，紛紛來朝；會同之期，盛禮興樂，慶賀承平，“班憲度”，“昭節儉”，布教化于海內，更是前代無法比擬。在新舊兩個都城的比較之中，作者的政治理想、審美情趣，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在他看來，京都就應該體現出天子的風範，而天子的風範應當集中地表現在重聲教、崇文德、尚禮治的法度之中。
《兩都賦》對天子風範的嚮往和描繪，帶有鮮明的理想化的色彩。然而這正來自他對京都和京都生活的認識和感悟，也是他賦予作品的較高的宗旨。這一宗旨與其同時代的杜篤、傅毅等人的有關作品相比，無疑要遠勝一籌。
《兩都賦》在藝術表現方面吸收了司馬相如和揚雄的成功經驗，如上下篇相互對比的結構，主客問答的過渡形式，劃分畛域、逐次鋪叙的展開過程等，然而，他的創新也很突出。
以往的賦，對所不贊成的社會現象常常是極盡鋪張描寫之能事，而作者的正面主張則在文章結尾處畫龍點晴，這被稱爲“勸百諷一”的表現原則。在《兩都賦》中，作者一改傳統表現方法中“勸”與“諷”篇幅相差懸殊的結構模式，其下篇《東都賦》通篇是諷喻、誘導。作者的主張、見解十分自然地融入對東都各方面事物的陳述中，表現出他的較爲進步的京都觀。這是他對賦的藝術表現和篇章結構關係的重大突破，也是他推動漢代文學思想發展的可貴貢獻。在展現京城的華美風貌時，既有大處潑墨的建章宮崇殿華闕、太液池浩瀚波濤，也有工筆描摹的昭陽宮墻、椒房玉階。作品的風格同其所描寫的內容契合無間，《西都賦》汪洋恣肆，氣勢和華彩充溢其間；《東都賦》則以平正典實見長，法度風範隨處可見。作者大量運用對偶句式也使作品增色不少。
在以都會或京都爲題材的作品中，具有一定的成就幷在賦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還有張衡（78－139）的《二京賦》｛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今河南南陽）人。少善屬文，精於天文曆算。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安帝時征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後爲侍中，出爲河間相。有《二京賦》、《思玄賦》、《南都賦》、《歸田賦》、《冢賦》、《髑髏賦》、《應閒》等賦傳世。《後漢書》卷五十九有傳。｝。張衡是東漢中期著名的科學家和文學家，他見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乃擬班固《兩都賦》，創作了《二京賦》。《二京賦》在結構謀篇方面完全模仿《兩都賦》，以《西京賦》、《東京賦》構成上下篇。《西京賦》假托憑虛公子對長安繁盛富麗的稱頌，叙長安地勢的有利，建都的必然，然後逐次描繪宮室的輝煌、官署宿衛的嚴整、後宮的侈糜，離宮苑囿，華美壯麗。縱獵上林苑，水戲昆明池，無不縱情殺戮以爲快事。其間又穿插商賈、游俠、角抵百戲、嬪妃邀寵等方面的描寫，展現出一幅繁榮富貴、窮奢極侈的京都景象。作品中所鋪叙的品物之盛，人們對待物質享樂的態度，都在極度誇張的描寫中見出其荒謬的方面，見出作者的否定之意。《東京賦》表現安處先生對西京奢糜生活的否定。在對東都城市構築、宮殿建設的描繪中，在對朝會、郊祀、祭廟、親農、大射、田獵、大儺等上層統治者的盛典禮會的陳述間，使人感受到東漢君主崇尚懿德，修飭禮教，奢未及侈，儉而不陋的禮治成就。
《二京賦》中安處先生的兩句話：“苟好剿民以偷樂，忘民怨之爲仇”，凝聚了作者的創作宗旨。這是較爲寬泛的諷喻，意在突出奢與儉的對比。這同班固的《兩都賦》及其前後産生的以京都爲題材的作品相比，都有所不同。作者務求在作品的體制、規模方面超越前賢，在鋪陳過程中面面俱到，而不追求素材的代表性與典型意義。儘管如此，《二京賦》以規模宏大被稱爲京都賦之極軌，緊隨班固之後，推動了以京都、都會爲題材的文學創作的發展。
在以京都、都會爲題材的作品中，較具特色的作品還有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後漢書》卷八十上《文苑列傳》：“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子延壽，字文考，有俊才。少游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見《後漢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2618頁）｝。《兩都賦》、《二京賦》、揚雄的《甘泉賦》都對宮殿的壯麗華美作了生動的描寫，王延壽則在這方面表現出獨特的藝術才能。王延壽少有異才，客游魯，見漢景帝子魯恭王所建的靈光殿巍峨壯美，且經王莽之亂後，西京宮室多廢壞，而此殿獨存。他既驚愕其崇高壯麗，又慨嘆其歷劫難而未毀，這成了作者藝術構思的精意所在。對于宮殿雄偉的外觀、豪華的殿內裝飾、精巧的棟宇結構，無不進行細緻的描寫。尤其是殿內精美絕倫的雕刻、繪畫，在延壽筆下栩栩如生。這篇賦的成功，爲延壽贏得了“辭賦英杰”的聲譽。
第二節 抒情賦的勃興
以賦抒情的傳統 紀行賦 述志賦 對人生的理性態度
以賦抒情，這是漢代作家對屈原藝術創作的直接繼承，自漢代初葉，就不斷地有作家將其憤懣、感傷訴諸賦中。衹是在西漢時，以司馬相如、揚雄爲代表的鋪陳之作成爲賦的正宗，而抒情賦則如涓涓細流，賈誼的《吊屈原賦》，司馬相如的《長門賦》，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揚雄的《逐貧賦》等，前啓後繼，不絕如縷。東漢時期，由于政治文化以及其他方面條件的變化，士人處于外戚、宦官爭權奪勢的夾縫中，志向、才能不得施展，憤懣鬱結，便紛紛以賦宣泄其胸中不平。于是，這涓涓細流逐漸汹涌奔騰起來，蔚爲大觀。
東漢抒情賦主要有紀行賦和述志賦兩類。
所謂紀行賦，就是通過記叙旅途所見而抒發自己的感慨。這類題材源于劉歆的《遂初賦》，東漢賦家時有續作。紀行賦以紀行爲綫索，兼有抒情述懷，寫景叙事，一般篇幅不太長，和那些鋪張揚厲的京都大賦明顯不同。紀行賦是漢賦發展過程中開闢出的一個新的境界，是賦家在抒情言志上別尋新途的一種大膽嘗試，是後代游記文學的先聲。
班彪（3－54）的《北征賦》作于兩漢交替的動亂之際｛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人。西漢末年動亂之際，先依天水隗囂避難，後又爲河西大將軍竇融的從事。光武帝時先後在司徒府任職，爲望都長。班彪才高而好述作，專心於史籍之間。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在《史記》的基礎上作《後傳》數十篇，爲其子班固撰寫《漢書》作了充分的準備。所著賦、論、書、記、奏事計九篇，有《北征賦》、《覽海賦》、《王命論》等作品傳世。《後漢書》卷四十上有傳。｝。班彪在王莽已亡、淮陽王劉玄失敗的時候從長安到天水避難，途徑安定郡城（今寧夏固原）時寫下了這篇作品。《北征賦》在體制上對劉歆的《遂初賦》多有摹擬，就途中所見的歷史遺迹抒發自己的感慨，主張以德化邊，反對以武禦邊，幷爲人民遭受的苦難而悲傷流涕。這篇賦四句一轉，曲盡其意，文辭典雅，頗具情韻。
班昭（？－120）的《東征賦》是她隨其子到陳留時所作｛《後漢書》卷八十四《列女傳》：“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臧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書、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贊》焉。”（見《後漢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2784~2785，2792頁）有《東征賦》、《七戒》等作品傳世。｝，其亂辭稱：“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這表明班昭的《東征賦》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賦》而作。賦中記叙自洛陽至陳留的經歷，對于孔子、子路、蘧伯玉等先哲前賢多有稱頌，都是觸景生情，發爲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賦》相比，《東征賦》的感情描寫更爲細膩，作者把自己內心的矛盾和苦悶曲折而真實地反映出來，强自開解而又無可奈何，低徊往復，而又有古淡的文風。
東漢紀行賦的殿軍是蔡邕（133－192）的《述行賦》｛蔡邕，字伯喈，陳留（今河南杞縣）人。少博學，喜好辭章、數術、天文、書法，妙操音律。校書東觀，遷議郎，將五經文字書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是爲熹平石經。因上書論朝政得失，獲罪，流放朔方。遇赦後，畏宦官迫害，亡命江湖十餘年。靈帝卒，董卓爲司空，強辟邕爲侍御史，遷尚書，拜左中郎將。及董卓被誅，邕亦下獄死。所著詩、賦、銘、碑、連珠及其他文章幾百餘篇。其賦今存《述行賦》、《青衣賦》等。《後漢書》卷六十下有傳。｝。
桓帝時，中常侍徐璜等擅權，聞蔡邕善鼓琴，遂强征其進京。邕不得已而上路，至偃師，稱疾而歸。他對朝政廢壞、朝中大臣互相傾軋，深致不滿，對自己被牽連進攻治漩渦耿耿于懷。遂以這次被迫赴京所經歷的地點爲綫索，聯想起前代興亡、善惡之事，抒發了內心的抑鬱不平。“登高斯賦，義有取兮；則善戒惡，豈云苟兮。”這正是他沿途所感，也是他取捨往事的原則和創作宗旨。
在他所走過的洛水兩岸，從夏王朝到春秋，有多少逆臣賊子擾亂朝政，旋即又遭到可耻的失敗。佛肸爲趙簡子管理中牟，卻率衆以叛；管叔、蔡叔非但不維護周王室的統治，反而勾結殷商後裔作亂；信陵君殺死晋軍主帥，奪取兵權，本是亂臣，卻被誤稱爲賢公子。蔡邕爲人們不能看清亂臣的本質而深感不平，而對那些正道直行之士，他總是懷著崇敬的心情，高度推許。在滎陽爲保護劉邦而慷慨赴死的紀信，在偃師伏劍自刎的田橫及其部下，都以浩然正氣彪炳千秋，蔡邕對他們無比景仰。每經過一地，古人的善惡行迹，山河氣象的陰晴晦明，他心中沉重的歷史感和對社會現實的關切，都要互相激蕩沖溉。壓抑在他心中的憤懣不平，在一地一事一景一物的記述中充分地表現出來。賦中直接指斥當時的東漢天子，所表現的膽識超越前人。
這篇賦感情痛切沉著，幽思婉轉。寫歷史上的人和事，幾乎件件指斥現實；寫山河雲雨，仿佛句句有所寄托，從而將歷史、現實，景物、情感有機地熔爲一爐。賦的前半篇爲吊古，後半篇爲傷今，層次非常清晰。全篇以秋天的淫雨作爲襯托，氣氛悲凉沉重。山行景色的點綴，也寫得生動傳神。
述志賦是東漢賦向抒情方面轉變的又一新發展。所謂述志賦，是指賦家在社會動亂、宦海沉浮中用以宣寄情志的作品。
馮衍的《顯志賦》是東漢早期述志賦的重要作品｛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人。幼年聰穎，長而博學。王莽末年，任更始將軍廉丹掾。後從劉玄起兵，玄死，降於光武帝劉秀，任曲陽令，轉遷司隸從事。後免官，歸故里。明帝時，又遭讒毀，潦倒而死。著有賦、詩、銘、說等50篇。《後漢書》卷二十八有傳。｝，這篇賦從他辭官西歸長安故里寫起，流露出强烈的不平。馮衍胸懷大志，富有才能，但卻英雄無用武之地，坎坷終身。賦中叙述了他在個人遭遇、家庭生活、後代早夭等多方面的不幸，既自責又對未來充滿恐懼，接著又在歷史的廣闊時空中馳騁，把退隱作爲自己的人生歸宿。《顯志賦》在精神上與屈原相近，但在形式上與《楚辭》類作品又稍有不同。
班固的《幽通賦》和馮衍的《顯志賦》在基本精神上多有相承，他追述自己的家族遭亂世而不泯的發展歷史，思考自己如何才能繼承父親的遺志，不辱沒先人。他靜思冥想，夢與神通，堅信自己對社會、人生變化的幽昧難明之理能够有所認識。古往今來，事業的興衰，家庭的成敗，接踪繼影地出現在他面前。他要探究其間的所以然，以“復心弘道”，“保身遺名”，作爲自己的人生選擇。這篇賦頗多幽深哲理的思考，文風典雅深邃，語言古奧。
爲述志賦注入巨大活力的當屬張衡。
張衡不僅創作了《二京賦》那樣表現出傳統特色的京都大賦，同時，他還寫作了《思玄賦》、《歸田賦》等抒情之作。和帝、順帝時，衡以特殊才能受到親幸，宦官共進讒言誣衊之。他每爲自己的處境苦惱，經常思考人生和社會問題，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遂將自己的感受寫成《思玄賦》。此賦篇幅較長，採用騷體句式，表現手法也較多地學習《離騷》。陳述自己遭詆毀卻不肯屈從俗輩，遂馳騁想像，遍訪古聖先賢，以探求人生玄妙之理，此賦帶有較明顯的摹擬成分。
張衡的《歸田賦》則表現出更多的創造性和藝術才能，使其成爲文壇上獨領風騷的作家。仕途的污濁使張衡鬱鬱不快，想游于紛亂的塵世以外又作不到，于是他憧憬那與官場形成鮮明對比的田園。他構想出一個充滿自然情趣的田園景象：“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鶬鶊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這百草和禽鳥都能任情舒展的田園，這充滿勃勃生機的境界，怎能不令他心馳神往！在這裏可以獲得賞覽自然景物的歡樂，還可以輕鬆自由地射釣。他的蓬廬遠離塵囂之外，在這裏彈奏前代名曲，讀聖賢之書，揮毫奮藻，盡情地陳述其對人生、社會的感受。他筆下的田園充溢著濃厚的生活興趣，體現出身心同外在環境的和諧，同時，也帶有鮮明的道家色彩。
張衡的大多數作品都表現出對現實的否定與批評。他探討人生玄妙哲理，也探尋合于自己理想與性格的生活空間。于是，田園的環境、心境，恰與官場、仕途形成對比。《歸田賦》的藝術表現形式和語言運用，也同他所展現的內容相稱。作者一反《思玄賦》等作品中的藝術表現習慣，此賦篇幅短小，語言清新自然。與作品所展現的環境、心情渾然一體。這些特點使《歸田賦》成爲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描寫田園隱居樂趣的作品，同時，它也是漢代第一篇比較成熟的駢體賦。無論從張衡的全部創作看，還是從漢賦的發展過程看，《歸田賦》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縱觀張衡的述志賦，《思玄賦》和《歸田賦》儘管表現手示有別，但其精神實質是一致的。賦中寫游仙，寫歸田，這些描寫都是用以排遣精神上的苦悶，幷不是真的以隱逸爲歸宿。賦家身在仕途，但卻蔑棄功名，不爲官場的勾心鬥角所困擾，而是嚮往閑逸，追求人身的自由，這就是《思玄賦》和《歸田賦》共同的心理根源。
東漢末年，趙壹創作的述志賦別具特色｛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今甘肅天水）人。體貌甚偉，恃才傲物，爲鄉黨所擯斥。屢次抵罪，幾至死，友人援救方得免。光和元年（178），舉郡上計吏，至京師。得到司徒袁逢、河南尹羊陟的賞識，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西歸，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均不就，終老於家。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16篇。其《窮鳥賦》、《刺世疾邪賦》今存。《後漢書》卷八十下《文苑列傳》有傳。｝。
趙壹恃才倨傲，不見容于鄉里。曾作《窮鳥賦》，以象徵的手法表達了自己像鳥困于樊籠般的窘境和苦惱，也對援救自己的人表達了由衷的感謝。更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他的《刺世疾邪賦》。他把壓抑在胸中的鬱悶和不平化爲激切的言詞，公諸世人。他用簡練的筆把那個污濁的社會現實勾勒出來。“舐痔結駟，正色徒行”；“邪夫顯進，直士幽藏”。他不同于一般文學家那樣譏咒前朝，頌美當今。他指出，德政、賞罰都不足以挽救社會，漢代也幷不比秦朝治理得好，反而每況愈下。他甚至于大膽地把批評的矛頭直指“執政”，即最高統治者。“原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這樣勇敢的批判精神和愛憎鮮明的語言，衹有趙壹寫得出。他竟然表示：“寧饑寒于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于當今之豐年”，他由刺世竟至于發展到同世道絕決的程度。此賦在抒發自己感情時直率猛烈，痛快淋漓，對時政揭露批判的深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有似一篇筆鋒犀利的討伐檄文。這篇作品在體制上活潑自由，不循常規，篇幅短小，語言剛勁樸素，是早期抒情小賦的名篇。
漢代的抒情賦通常都是理勝于情，東漢的紀行賦和述志賦也不例外。和西漢抒情賦稍有不同的是，西漢賦家把“悲士不遇”作爲抒情的主題，感慨自己未能遭逢歷史的機遇。而東漢的抒情賦則以知命爲解脫｛東漢抒情賦多以知命爲解脫，如：崔篆《慰志賦》：“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艮維。”“聊優游以永日兮，守性命以盡齒。”班彪《北征賦》：“夫子固窮，游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伸，與時息兮。”馮衍《述志賦》：“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班固《幽通賦》：“所貴聖人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復心弘道，惟聖賢兮。”班昭《東征賦》：“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脩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趙壹《刺世疾邪賦》：“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分別見於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256、262、345、366、555頁）｝，反映出對人生的理性態度，同時流露出個人無力把握自己命運的惆悵。
東漢抒情賦不時出現隱逸傾向，與此同時，積極參與現實，關心國家命運的思想情感也在涌動。馮衍的《顯志賦》仍沉緬于自身不幸的傾述，而對當時亂離之際的民生苦難卻基本沒有涉及。班彪的《北征賦》在“游子悲其故鄉”的同時，又“哀生民之多故”，把自身的坎坷和百姓的疾苦聯繫在一起。班昭的《東征賦》同樣表現出對時政民生的關注。至于蔡邕的《述行賦》，主要著眼點在于國家和人民，而不是自己的遭際。東漢抒情賦也由早期的自怨其生轉到爲社會伸張正義。趙壹的《刺世疾邪賦》和蔡邕《述行賦》在精神實質上是一致的，作者不僅僅是申訴自己的不幸，而是自覺爲社會伸張正義，表現出强烈的參與現實的入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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