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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王朝到武帝時期臻于鼎盛，文學創作也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在政論散文和辭賦得到長足發展的同時，歷史散文也出現了里程碑式的杰作，這就是由司馬遷撰寫的《史記》。《史記》代表了古代歷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魯迅稱它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要》）。《史記》是西漢散文由前期向後期轉變時出現的，其風格兼有前期的氣勢磅礴、感情激切和後期深廣宏富、醇厚典雅的特點；其內容既有前期歷史反思的餘緒，又有後期溝通天地人的嘗試。司馬遷是漢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他那淵博的學識、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揮灑自如的神來之筆，令後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載之下依然可以想見其雄風。
第一節 司馬遷與《史記》的成書
家鄉景觀與童年生活 家學淵源與轉益多師 博覽羣書與漫游交往 從立言不朽到發憤著書
司馬遷（前145－？）｛關於司馬遷的生年，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爲他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見《史記》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的張守節《正義》，王國維的《太史公行年考》，載於《觀堂集林》卷十一。一種認爲司馬遷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見《史記·太史公自序》的司馬貞《索隱》，李長之持此說，著《司馬遷生年爲建元六年辨》（載《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9頁~23頁）。本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國內學術界關於司馬遷的生年有過兩次大討論，具體情況可參閱張大可《史記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頁~102頁。｝，字子長，生于夏陽龍門（今陝西韓城）｛《史記》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稱：“遷生龍門。”關於司馬遷的確切出生地，有陝西韓城和山西河津兩種說法。《太史公自序》裴駰《集解》引徐廣說：“馮翊夏陽縣。”張守節《正義》：“遷即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曰韓城縣。”（見《史記會注考證》，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5195頁）北宋治平元年（1064），韓城芝川修建司馬遷的廟宇，通常都認爲那裏是司馬遷的出生地。有人認爲司馬遷出生在韓城高門村西的龍門寨，見吉春的《司馬遷生地淺探》一文（載《人文雜志》1984年第3期）。司馬遷生於山西河津的說法見於黃乃管的《司馬遷出生在今山西河津縣說》一文（載《晉陽學刊》1983年第6期）。文中引元代王世誠《河津縣總圖記》之文：“遷生龍門，居於太和坊。”並稱：“太和坊，就是現河津縣太陽鄉西辛封村。”本書取韓芝川說。｝。那裏南臨黃河，北面50裏是著名的龍門山。長河名山，氣勢雄渾，同時又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底蘊。相傳大禹曾在龍門鑿山治水。韓城古稱少梁，春秋時先屬秦，後屬晋，戰國屬魏，後又入于秦，屢爲秦晋、秦魏戰地，不少著名的戰役都發生在那裏。司馬遷的童年是在家鄉度過的，他“耕牧河山之陽”（《史記·太史公自序》），與農夫牧童爲伴，在飽覽故鄉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相關的歷史傳說和故事，鄉土文化培育了司馬遷的豪邁靈秀之氣。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前110），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奮的學者。司馬談多方求教，“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太史公自序》）｛《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唐都系天文學家，能觀星象。《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列傳》：“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淄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城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楊何是景帝、武帝時期的《易》學大師，許多著名學者出自他的門下。《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傳》：“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日本瀧川資言《考證》：“《史公自序》云：’太史公習道論於黃子。‘黃生學黃老，黃老之學祖述黃帝，不憲章湯、武。”（見《史記會注考證》，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4905~4906頁）｝唐都是天文學家，漢武帝初年曾被詔測定二十八宿的角度和距離，後來又和司馬遷等人一道制定太初歷。楊何是《易》學家，元光元年（前134）曾被朝廷徵聘，官至中大夫。黃子，又稱黃生，司馬談向他學習的是道論，亦即當時流行的黃老之學。司馬談知識廣博，他身爲太史令，但對諸子百家學說有深入系統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錄了他的《論六家要指》一文，文中分析了先秦到漢初六個主要學術流派的得失，精闢深刻，切中肯綮。司馬談在學術觀點上的兼容幷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傾向，對司馬遷有直接影響。
司馬遷在史官家庭中長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自幼就養成了讀書的習慣，據《太史公自序》的陳述，“年十歲則誦古文”，從10歲開始誦讀用籀文寫就的文獻。漢代通行的是隸書，籀文是先秦古文字，當時已不易讀懂，司馬遷從小就打下了堅實的古文基礎。他還轉益多師，向儒學大師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向董仲舒學習公羊派《春秋》｛《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滕》諸篇多古文說。”（《漢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607頁）孔安國任諫大夫期間，司馬遷曾向他學習古文《尚書》。《史記》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稱：“余聞董生曰”，引董生論孔子作《春秋》之語，與《春秋繁露·俞予》一文多類似，此處董生當指董仲舒，司馬遷曾得到他的教誨。｝。後來擔任太史令，他又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翻閱由國家收藏的各種文獻資料。從《史記》提供的綫索來看，司馬遷閱讀的範圍是非常廣泛的，上至古老的有關三代的典籍，下至西漢盛世司馬相如等人的辭賦，他都有涉獵。至于諸子百家的著作，春秋戰國到秦漢之際的史料，乃至朝廷的公文檔案，都是他的閱讀對象。司馬遷對于上述文獻不是浮光掠影式地瀏覽，而是認真地鑒別真僞，比較同異。比如，對于九州山川的記載，他認爲《尚書·禹貢》是可靠的，而《山海經》等書則不可信。司馬遷讀過魯恭王壞孔子宅所發現的古文，認爲其中關于孔子弟子的記載基本合乎事實。司馬遷還在閱讀文獻的過程中主動和古人溝通，讀其書，識其人，做到知人論世。他不止一次地廢書而嘆，幷且産生了爲書的作者立傳的衝動。
司馬遷在20歲時有過漫游的經歷，到過東南一帶許多地方｛關於司馬遷青年時代漫遊東南的材料，散見於《史記》的《五帝本紀》、《河渠書》、《齊太公世家》、《魏世家》、《孔子世家》、《伯夷列傳》、《孟嘗君列傳》、《魏公子列傳》、《春申君列傳》、《屈原賈生列傳》、《淮陰侯列傳》、《樊酈滕灌列傳》、《龜策列傳》，而以《太史公自序》的記載最爲詳盡。對司馬遷青年時代東南漫遊路線有多種推測，看法不一。多數學者認爲衹是一次，程金造則懷疑東南漫遊可能是三次：“《太史公自序》此一段文字，所述遊方不同，時事亦當自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鴻、湘‘，爲一方，爲連續之事，或爲一時。’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爲一方，爲連續之事，或又爲一時。’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此又爲一時之事。”（見程金造《史記管窺》，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頁）司馬遷青年時期東南漫遊曾到過楚地，《春申君列傳》稱：“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楚地，劉大傑釋爲姑蘇（今江蘇蘇州），他寫道：“（司馬遷）再到姑蘇，參見了春申君的宮室遺址，爲五湖的風光所陶醉。”（見其所著《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上冊第162頁）案，楚，當指西漢楚國，《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楚國，......縣七：彭城、留、梧、傅陽、呂、武原、甾丘。”其地在今江蘇徐州一帶。西漢梁國與楚國相鄰，梁在西，楚在東，故《太史公自序》中有“過梁、楚以歸”之語。姑蘇遠在吳地，與梁懸隔，楚地非指姑蘇甚明。《史記》卷七十八《春申君列傳》：“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並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史記會注考證》，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3692~3693頁）春申君初封淮北12縣，15年後纔遷往蘇州。司馬遷所見春申君故城宮室，位於淮北，是春申君前期所建。｝。在會稽（今浙江紹興）探訪大禹的遺址，在長沙水濱憑吊屈原，在登封瞻仰許由的墳墓，在楚地參觀春申君的宮殿。在劉邦發迹的豐沛之地，司馬遷參觀蕭何、曹參、樊噲、夏侯嬰等人故居，聽故老講述楚漢相爭時這些開國功臣的軼聞逸事。在漫游過程中，司馬遷流露出對傳統文化極其深厚的感情。“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余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泪，想見其爲人。”（《屈原賈生列傳》）司馬遷有很强的好奇心，喜歡對歷史真相探根求源。游覽韓信故里時，他聽當地人講，韓信年輕時就胸懷大志，儘管家境貧寒，仍然把故去的母親安葬在高敞地。司馬遷實地考察了韓信母親的墓地，那裏果然地勢開闊，旁可置萬家，證實了傳說的可信。在戰國時魏國的首都大梁（今河南開封），他打聽到所謂的夷門就是城東門，魏公子信陵君枉駕屈尊所請的侯嬴，曾經當過夷門監，即城東門的守護人。長途漫游使司馬遷直接感受到各地民風習俗的差異，加深了對某些歷史記載的理解。置身齊地領略到民性闊達，有大國之風。過薛地所見多暴桀子弟，而鄒魯多搢紳之士，兩者大相徑庭。司馬遷入仕之後，曾出使西南，遠到昆明。又侍從武帝東達于碣石，見到了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肅平凉），搜集黃帝的傳說；到過北部邊塞，登上了秦時所築的長城；還參加了武帝帶領羣臣負薪塞河的活動｛司馬遷入仕以後的遊歷地域，見於《史記》的《五帝本紀》、《河渠書》、《蒙恬列傳》、《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在廣闊的地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視野，爲《史記》的寫作搜集了許多新鮮的材料，他在游覽過程中的真切體驗和親身感受後來也一道寫入書中。
司馬遷在漫游和在朝廷任職期間，有機會接觸到各個階層的人物，從他們那裏得到許多歷史知識。周霸向他講述過項羽的傳說，公孫秀功向他講述過荊軻刺秦王的具體情節，朱建之子和他評議過陸賈其人，至于衛青不肯招賢薦士的情況，則是蘇武之父蘇建向他介紹的。除此之外，樊噲之孫樊他廣向他談起過漢初幾位開國功臣發迹的故事，賈誼之孫賈嘉和司馬遷有書信來往，馮唐的兒子馮遂和司馬遷是至交。司馬遷還親眼見過名將李廣、大俠郭解，幷和李廣之孫李陵同在朝廷任職｛司馬遷的上述交遊，分別見於《史記》的《項羽本紀》、《刺客列傳》、《酈生陸賈列傳》、《衞將軍驃騎列傳》、《樊酈滕灌列傳》、《屈原賈生列傳》、《趙世家》、《游俠列傳》、《李將軍列傳》。｝。上述交游進一步豐富了《史記》的材料來源，加深了對某些歷史人物的印象和理解，從而使入傳的人物維妙維肖，富有生活氣息。
司馬遷的父親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爲自己神聖的使命，可惜壯志未酬而與世長辭。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前往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司馬談因病滯留洛陽，無法參加。這時，剛剛出使西南返回的司馬遷匆匆趕到洛陽，接受了父親的臨終囑托。司馬談固然對于無緣參加封禪大典而無比遺憾，更使他報恨終生的還是未能完成修訂史書一事。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勉勵他完成自己未竟的事業。他拉著司馬遷的手泣不成聲，殷切地說道：“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俯首流涕，向父親表示：“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在與父親生死訣別之際接受了修史的囑托，修史的決心從此下定。三年後，司馬遷繼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他在參與制定太初歷以後，就開始了《太史公書》亦即後來稱爲《史記》的寫作｛《史記》在東漢中期以前稱《太史公書》、《太史公記》，或直稱《太史公》。東漢後期始稱《史記》。有關這一問題，陳直《太史公書名考》一文考證嚴密，文中共列九證，多有發明，據東海廟碑文字斷定，東漢桓帝永壽元年（155），司馬遷的這部著作已稱爲《史記》。陳文原載《文史哲》1956年第6期，後收入歷史研究編輯部編的《司馬遷與〈史記〉論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8~214頁。｝。但是，事出意外，天漢三年（前98），李陵戰敗投降匈奴，司馬遷因向漢武帝解釋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獄，幷處以宮刑，在形體和精神上給他造成極大的創傷。出獄後，司馬遷任中書令，他忍辱含垢，繼續寫作《史記》。至征和二年（前91），他在寫給任安的信中稱：“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漢書·司馬遷傳》）｛司馬遷《報任安書》的寫作時間，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定於武帝太始四年（前93），郭沫若、李長之俱主此說。郭說見於《〈太史公行年考〉有問題》一文，原載《歷史研究》1955年第6期，後收入歷史研究編輯部編的《司馬遷與〈史記〉論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186頁。李長之文見於《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20頁。程金造斷定，《報任安書》寫於征和二年（前91），見《史記管窺》（陝西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4~136頁。《史記會注考證·太史公年譜》亦持此說。後一處說法本於清人趙翼，見其所著《廿二史札記》卷一（商務印書館1985年本）：“此書正安坐罪將死之時，則征和二年間事也。”本書取後一種說法。｝《史記》一書的寫作至此已經基本完成，從太初元年（前104）正式開始寫作算起，前後經歷了14年。司馬遷大約死于武帝末年，即公元前87年前後｛關於司馬遷的卒年，有死於武帝時期和武帝之後兩種說法。見程金造《司馬遷卒年之商榷》一文，《史記管窺》（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123頁。｝。
司馬談在向兒子講述自己立志修史的動機時說道：“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司馬談有感于自孔子作《春秋》之後再無系統的歷史著作出現，戰國至秦漢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未能寫入史書，因此，他要修定一部歷史著作，一方面繼承古代史學傳統，同時也弘揚有漢一代的輝煌。司馬遷開始修史時，也是出于同樣的動機和目的。他在和壺遂討論修史的宗旨時引述父親的觀點，把修史看作是載“明聖盛德”、述“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太史公自序》）。此時的司馬遷之所以修史，爲的是給西漢及前代歷史作總結，頌揚聖君賢臣的德行功績，是潤色鴻業的自覺行動｛美芝加哥大學余國藩在《歷史、小說與對中國敘事的解讀》一文中，將司馬遷寫作《史記》的動機說成是和希羅多德的修史宗旨基本一致：“希羅多德式的記錄方式，以一種自覺的博學手法，描摹了希臘以及其他民族的豐功偉績，用來保留對於過去的記憶，並對抗時間的毀滅性（chrono exitela_希羅多德，第1卷第1節）。這種方式在中國偉大史學家司馬遷（公元前145？~90？）那裏找到了回應。他在《自序》中說：’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之不述‘，那他就’罪莫大焉‘。他對自己的不朽事業作出了如下的著名描述：’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史記》卷一百三十），由是觀之，它所表明的大多是他本人婉然拒絕把自己的經歷比作孔子編纂《春秋》的行爲，而是希望強調自身寫作的真實性質。”（見樂黛雲、陳珏編選《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0頁）｝。經歷李陵之禍以後，司馬遷的形體精神受到摧殘，心情發生了很大變化，他的修史動機也有所調整充實。他在列舉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韓非等人著書立說的動因時稱：“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太史公自序》）。他認爲自己也屬于發憤著書的類型，是在經歷磨難之後通過著書抒發心中的抑鬱和不平。司馬遷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宮刑，不再把修史僅僅看作是對以往歷史的總結、對西漢盛世的頌贊，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嘆聯繫在一起，融入了較重的怨刺成分，許多人物傳記都寓含著作者的寄托，磊落而多感慨。司馬遷修史過程中前後心態的巨大變化，賦予《史記》這部書豐富的內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帶著心靈肉體創傷所作的傾訴。
第二節 《史記》的叙事藝術
溝連天人、貫通古今的結構框架 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叙事脉絡 因果關係的探索展示 對複雜事件和宏大場面的駕馭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在綜合前代史書各種體制的基礎上，創立了紀傳體的通史。全書由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組成。雖然這五種體例各有區別，但它們卻是相互配合，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其中十二本紀是綱領，統攝上自黃帝、下至西漢武帝時代3000年的興衰沿革。十表、八書作爲十二本紀的補充，形成縱橫交錯的叙事網絡。三十世家圍繞十二本紀而展開，用司馬遷自己的話來說，世家與本紀的關係，猶如“二十八宿環北拱，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太史公自序》）。如果說本紀是北斗，那麽，世家就是環繞北斗的二十八宿；如果說本紀是車轂，那麽，世家就是彙集于車轂的輻條。至于七十列傳，則是歷史天宇上北斗、二十八宿以外的羣星。《史記》由五種體例相互補充而形成的結構框架，溝連天人，貫通古今，在設計上頗具匠心，同時也使它的叙事範圍廣泛，展示了波瀾壯闊的社會生活畫圖。十二本紀按帝王世代順序記叙各朝興衰終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國間大事，八書是有關經濟、文化、天文、曆法等方面的專門論述，世家主要是貴族之家的歷史，列傳是不同階層、不同類型的人物傳記。《史記》這部紀傳體通史著作，在體例上衝破了以往歷史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內容納入其中，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總體風貌。
《史記》一書最有文學價值的是人物傳記。司馬遷在編排人物傳記時顯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動地體現了歷史和邏輯的統一，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叙事脉絡。
本紀、世家的傳主基本上都是傳說或歷史上真實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據政治地位決定他們入本紀還是入世家。但情況又不儘然，西漢惠帝雖然當了幾年天子，實際上有職無權，沒起什麽作用，所以本紀中沒有他的地位。項羽是秦漢之際主宰天下的人物，呂後是惠帝朝的發號施令者，他們雖然沒有天子稱號，卻被列入本紀。孔子沒有侯爵，陳勝是自立爲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爲他們的歷史地位堪與王侯相比。司馬遷的上述安排可謂獨具慧眼，是對歷史事實的充分尊重，也是合乎邏輯的歸納。
《史記》各層次人物傳記的排列基本是以時間爲序，但又兼顧各傳記之間的內在聯繫，遵循著以類相從的原則。如：司馬穰苴、孫武、吳起、伍子胥都是軍事家，所以，他們的傳記前後相次。蘇秦、張儀是戰國策士，他們的傳記也緊緊相連。再看西漢人物傳記：韓長孺、李廣、衛青、霍去病都是抗擊匈奴的將領，故韓長孺、李廣傳記後面插入《匈奴列傳》，然後是衛青、霍去病的傳記。公孫弘、主父偃都以伐匈奴，通西南夷爲非，曾上書諫止，他們二人傳記列在衛青、霍去病之後，接著是《西南夷列傳》。司馬相如曾奉命出使西南，所以，他的傳記在《西南夷列傳》之後，通過叙述西漢中央王朝與周邊各民族的交往，使幾位相關人物的傳記以類相從，前後相次，發展輪廓非常清晰，司馬遷對人物傳記次序的巧妙編排，造成了《史記》一書婉轉多變的叙事脉絡，在明滅起伏中體現了歷史和邏輯的統一。
《史記》的人物傳記有分傳，有合傳。分傳即人各一傳，合傳是把幾個人的傳記合在一起，寫成一篇傳記。合傳都是以類相從，把某些相同類型的人物放在一起，《游俠列傳》、《佞倖列傳》、《滑稽列傳》、《循吏列傳》、《酷吏列傳》、《貨殖列傳》等，都是爲專門人物設立的合傳。在人物合傳中，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有時達到天衣無縫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廉頗藺相如列傳》首叙廉頗事迹，很快又引入藺相如，然後叙述兩人的交歡恩怨，中間又插入趙奢、李牧傳記，最後以廉頗事終結。這篇傳記叙述的都是趙國將相的事迹，可謂以類相從，是合乎邏輯的歸納；通過叙述這四位將相的事迹，又生動地展現了趙國興亡的歷程，具有高度的歷史真實性。《張丞相列傳》是以御史大夫一職聯綴諸人，其中的傳主有張蒼、周苛、周昌、趙光、任敖、曹窟，他們都曾任御史大夫，最後又以張蒼任御史大夫終結，勾勒出了西漢前期御史大夫任職情況的變遷軌迹，涉及一系列相關的事件。《酷吏列傳》叙酷吏十人，錯綜聯絡，總成一篇文字，寧成傳附郅都事，稱寧成治效郅都；張湯傳附趙禹事，義縱傳附寧成事，楊仆傳附王溫舒事。各傳之間血脉貫通，前後回應，全面地反映了始于景帝而盛于武帝的酷吏羣體。通過叙述某一類型人物的所作所爲，描繪出特定領域的總體風貌，人物合傳以這種方式集中體現了歷史和邏輯的統一。
《史記》的叙事沒有停留于對表面現象的陳述，而是追根溯源，揭示出隱藏在深層的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司馬遷非常重視對事件因果關係的探究，具有敏銳的目光和正確的判斷力。他批判項羽“天之亡我，非戰之罪”的說法，認爲項羽失敗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奮其私智”、“欲以力征經營天下”（《項羽本紀》）。在分析造成吳起亂箭穿身悲慘結局的原因時，認爲這緣于他的“刻暴少恩”（《孫子吳起列傳》。以上見解都是很精闢的。當然，司馬遷在探尋因果關係的時候，往往也誤入宿命論的歧途｛日本學者今鷹真《〈史記〉中所表現的司馬遷的因果報應思想和命運觀》一文對於這個問題有深入論述，見徐興海、今鷹真、尚永亮主編的《司馬遷與史記論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290頁。｝。司馬遷對于事件發展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原始動因，在叙事時反復加以强調，成爲貫穿人物傳記的主綫。在叙述李廣事迹時，突出這位名將的不遇，寫他總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敗。而對于大將軍衛青，則以“天幸”二字爲叙事主宰。講述衛子夫如何得到武帝寵愛、立爲皇后，以及衛青尚平原公主等事，都突出衛家的幸運。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側重于所謂的天意。黃石公授張良兵書是天意，張良稱劉邦成功是天授，自己有機會爲劉邦出謀畫策也是天授。司馬遷本人也深有感慨地說：“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司馬遷對許多歷史事件、人物命運因果關係的判斷幷不完全正確，但是，他對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覺揭示，使得人物傳記血脉貫通，各篇都有自己的靈魂，有統攝全篇的主導思想。
《史記》叙事有詳略之分，一般情況下，司馬遷對于事情發展的起因，往往都詳寫；而對于這種原因所引發的最終結果，往往是略寫。《李斯列傳》開頭寫了李斯這樣一件事：“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厠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各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于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這是一件生活瑣事，但卻集中反映了李斯的人生觀、價值觀。他爲了擺脫厠鼠的處境而成爲倉鼠那樣的食利者，于是向荀子學帝王之術。學成之後前往秦國游說，在和荀子告別時又說道：“故詬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這兩句話說得非常坦率，和他把厠鼠、倉鼠進行對比時所發的感慨一脉相承。苦于貧賤而貪戀富貴，是李斯人生觀、價值觀的核心，這種思想是他人生之夢得以實現的動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禍根。《史記》人物傳記寫了許多生活瑣事，司馬遷之所以對這些生活瑣事詳加叙述，就在于它們在人物的活動中帶有原始動因的性質，是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史記》各篇都有貫穿始終的主綫，和主綫相關的事件都是詳寫的對象。《商君列傳》一文以任法爲綫索，司馬遷認爲這是決定商鞅命運的根本原因，他的成功源于變法用法，他的人生悲劇也由此而引發。文中詳寫商鞅以刑名之學游說君主，在秦國掌權之後又主持變法，太子犯法他繩之以法，最終又因推行變法而被殺。商鞅在被追捕過程中，因爲由他制定的秦國刑法異常酷烈，竟然無人敢收留他，商鞅自己也喟然嘆息：“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而對于商鞅身亡家滅的結果，司馬遷衹作簡單的交代，沒有過多的鋪叙。總之，《史記》許多篇章的詳寫與略寫，往往和對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關｛日本學者櫻井龍彥著有《〈史記〉的構思和結構--以’物盛則衰‘爲中心史觀而觀之》，其中對《史記》敘事詳略有所論述。（見徐興海、今鷹真、尚永亮主編的《司馬遷與史記論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頁）｝。
司馬遷有很强的駕馭材料的能力，與韓信將兵一樣，是多多益善。無論是頭緒衆多的歷史事件，還是人物錯雜的重大場面，他寫起來都條理清晰，顯得游刃有餘。如《陳涉世家》，把秦末農民起義風起雲涌的形勢、千頭萬緒的事件非常清晰地勾勒出來。西漢前期的重大事件莫過于諸呂之亂和七國之反，這兩個事件分別見于《呂後本紀》、《孝文本紀》、《絳侯周勃世家》、《吳王濞列傳》等篇目。在叙述這兩個事件的原委及經過時，司馬遷對天下大勢瞭如指掌，對事態的輕重緩急明于心而應于手，成功地運用了順叙、倒叙、正叙、側叙等手法，使人應接不暇而又無不了然。《史記》的場面描寫也很精彩。寫荊軻刺秦王是險象環生、驚心動魄（《刺客列傳》）；寫鴻門宴是劍拔弩張，一觸即發（《項羽本紀》）；寫灌夫駡座和東廷辯論則或冷或熱，對比鮮明（《魏其武安侯列傳》）；寫長樂宮諸侯君臣始朝儀，則秩序井然，莊嚴肅穆（《劉敬叔孫通列傳》）。不同場面有不同的氣氛，司馬遷採用白描、鋪陳、渲染等筆法，傳達出了各種宏大場面的實況及自己的獨特感受。《史記》固然時而穿插生活瑣事，但司馬遷更善于寫複雜事件、重大場面，這也是《史記》一書的厚重之處。
第三節 《史記》的人物刻畫
閭巷之人的入傳 人物個性與共性的展現 複雜人格的多維透視和旁見側出筆法
《史記》中的“紀”、“傳”是以人物爲中心的紀傳散文，通過展示人物的活動而再現多彩的歷史畫面。本紀、世家、列傳中的人物來自不同階層，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市井細民，諸子百家、三教九流，應有盡有，所涉人物四千多個，重要人物數百名。《史記》的人物傳記之所以有如此廣大的覆蓋面，和司馬遷進步的歷史觀及開闊的視野密不可分。司馬遷本人“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後”（《報任安書》），希望借助于《史記》一書而揚名後世，實現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出于這種心態，司馬遷對那些在歷史上雖有卓越表現、終因無人獎掖而難以揚名的布衣平民懷有深切的同情，爲他們鳴不平。他在《伯夷列傳》中寫道：“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顔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司馬遷清楚地看到，一個人知名度的高低，乃至他是否能够青史留名，固然和他本身的業績有關，同時也和是否有人宣揚提携密不可分。他在《游俠列傳》中也有類似的論述。在司馬遷看來，戰國四公子（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或憑藉王者親屬的血緣優勢，或身居卿相之位，有的是二者兼備，他們顯名諸侯，猶如順風而呼，事半功倍。“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司馬遷對儒墨等學派由于門戶之見排斥這些出自平民的俠客而深感不公。司馬遷在按照慣例爲帝王將相立傳的同時，也把許多下層人物寫入書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俠、商人、方士等，使得《史記》所收的人物非常廣泛，幷且都刻畫得栩栩如生。
《史記》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態，都有自己鮮明的個性特徵。不但不同類型的人物迥然有別，就是同一類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聞名的貴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有高下之別，而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風貌。同爲戰國策士，蘇秦主要是一位發奮者的形象，而張儀身上更多的卻是狡詐權謀。張良、陳平同是劉邦的重要謀士，但司馬遷筆下的張良令人莫測高深，帶有幾分神異；而陳平這位智囊卻富有人情味，沒有張良那種仙風道氣。《史記》同類人物形象之間尚有如此明顯的區別，不同類型人物形象之間更是形成巨大的反差，鮮明的對照，人物的個性在差異、區別中得到充分的顯示。
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能準確地把握表現對象的基本特徵加以渲染，使許多人物形象的個性非常突出。《萬石張叔列傳》突出石奮祖孫三代的謹小慎微，唯命是從。《樊酈滕灌列傳》寫到夏侯嬰時，主要叙述他對劉邦一家的精心呵護，他和劉邦家庭的特殊關係，多次提到他的太仆之職。《李將軍列傳》在描寫李廣時著意表現他高超的祖傳射藝，他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馬將、射追擊者、射獵、射石、射敵方裨將，百發百中，矢能飲羽。《史記》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各具風采，就在于司馬遷充分地展示了他們的個性特徵。
司馬遷在表現人物的個性特徵時，能充分注意到他們的家庭出身、文化教養、社會經歷等各方面的因素，給以恰如其分的表現，不但展現出人物的個性特徵，而且對形成人物個性特徵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顯示，有時一開始就爲人物性格的發展作了鋪墊。蕭何是刀筆吏出身，故能謹守管鑰，因勢奉法。陳平年青時貧而好學，所以始終有讀書人的氣質，見識高遠，在皇帝面前對答如流；周勃最初從事雜藝，沒有什麽學問，執政之後就顯露出知識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樊噲發迹前以屠狗爲業，成爲將軍以後保留那種莽撞豪爽之氣，他大塊吃肉，大杯飲酒，對劉邦、項羽也敢于直言直語、大聲大氣。寫竇嬰是一副老年失勢的窘態，寫田蚡則是少年得志的猖狂。總之，影響人物個性的許多重要因素，司馬遷都充分注意到了，因此，他使《史記》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說話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齡、身份和教養。
《史記》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風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時，他們身上還表現出許多帶有普遍性的東西，即得到社會廣泛認可、幷對後代産生深遠影響的某些共性。這是《史記》在刻畫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史記》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知恩圖報，以德報德。蘇秦之于宗族、朋友，劉邦之于蕭何，陳平之于魏無知，韓信之于漂母、亭長，王陵之于張蒼，都是受人之惠而報人之恩。蘇秦佩六國相印後，“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蘇秦列傳》）劉邦爲泗水亭長時，前往咸陽行役，一般的小吏都贈錢三百，唯獨蕭何送給劉邦五百錢。漢初封侯，劉邦爲蕭何益封二千戶，用以報答先前多送二百錢的恩惠。（《蕭相國世家》）韓信爲布衣時從人寄食，一位漂母曾接濟他數十日，韓信封楚王之後，“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淮陰侯列傳》）魏無知向劉邦引薦陳平，漢初剖符定封，陳平列舉魏無知拔擢之功，魏無知得到劉邦賞賜。（《陳丞相世家》）王陵對張蒼有不殺之恩，“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張丞相列傳》）類似這樣知恩圖報的人物在《史記》中有一大批，他們百倍、千倍地報償恩人，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負人。二是以牙還牙，以怨報怨。這是和知恩圖報、以德報德相對應的一種行爲，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廣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賓客，採取的都是這種做法。伍子胥父兄均被楚平王無辜殺害，伍子胥奔亡吳國，借吳之力攻入楚都，“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伍子胥列傳》）李廣免官時夜行而遭霸陵尉呵斥，逼令李廣宿于亭下。李廣拜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李將軍列傳》）主父偃爲齊相，到達齊地之後，向昆弟賓客散發五百金，從此和他們斷絕關係，不許再入家門，用以報復他在貧困時所遭到的冷遇。（《平津侯主父列傳》）知恩圖報和以怨報怨是相互聯繫的兩個側面，往往在一個人的身上同時體現出來。蘇秦對于借給自己百錢的人以百金相償，而對在危困時幾次要離開自己的隨從則一文不賞。（《蘇秦列傳》）范雎奉行的人生哲學是“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因此，對迫害過他的魏齊、須賈，或令其死，或令其辱，而對搭救過他的王稽、鄭安平，都請求秦王委以重任。（《范雎蔡澤列傳》）三是士爲知己者死，爲報答知遇之恩而赴湯蹈火，甚至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這是知恩圖報的昇華，是它的極端形式。司馬遷在《刺客列傳》和《報任安書》中兩次提到“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他本人是贊成這一信條的。《刺客列傳》中的專諸、豫讓、聶政、荊軻等人都是爲知己者死；《孟嘗君列傳》中的得粟者，《魏公子列傳》中的侯嬴，《張耳陳餘列傳》中的貫高，也都是爲知己者而死。《史記》人物形象還普遍存在富貴還鄉的想法，這是他們共同的理想和追求。項羽在焚燒秦都咸陽後一心想東歸，說道：“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綉夜行，誰知之者？”（《項羽本紀》）項羽的這番話很有代表性，道出了絕大多數人的心理。司馬遷也寫了許多人衣錦還鄉的場面，蘇秦、劉邦、司馬相如、主父偃等人的傳記都有這方面的記載。蘇秦富貴還鄉，笑視兄弟妻嫂前恭後踞的變化，抒發對世態炎凉的感慨。（《蘇秦列傳》）劉邦當了天子之後回到故鄉，慷慨悲壯高唱《大風歌》，坦露對故鄉刻骨銘心的思念之情。（《高祖本紀》）
《史記》中的人物既有鮮明的個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與個性完美的結合。《史記》中有許多人物所做的事情相近，但是怎樣去做，卻是各人有各人的選擇，各人有各人的方式。同是衣錦還鄉，韓信顯得雍容大度，不計私仇，主父偃卻心胸狹小，報復心極强。同是知恩圖報，豫讓、貫高先是忍辱負重，頑强地活下去，關鍵時刻又死得極其壯烈；而侯贏、田光等義士，卻是痛快地以自殺相謝。人物的共性寓于鮮明的個性之中，二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採用多維透視的方法，他筆下的人物顯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徵，有血有肉，生動豐滿。項羽是司馬遷著力最多的一位英雄人物，在他身上就可以發現多重人格。他喑噁叱咤，又言語嘔嘔。他愛人禮士，又妒賢嫉能。他是殘暴的，焚燒咸陽，坑殺俘虜；他又是仁愛的，鴻門宴有惻隱之心，不殺劉邦，還時常慮念百姓疾苦。他有時與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時又非常吝嗇，已經刻好的官印不肯發給功臣，放在手裏反復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場面，則兼有風雲氣和兒女情。這些相互對立的因素有機地集于項羽一身，使得人物形象具有豐富的內涵和深厚的底蘊，而且非常真實。對于李斯這個人物，司馬遷反復刻畫他外似剛愎而內實游移的矛盾狀態：在農民起義風起雲涌的形勢下，他想知難而退，卻又貪戀富貴，下不了決心；在趙高廢立之際，開始像是要以身殉國，經趙高勸之以利害，馬上退縮妥協；對于秦二世的無道，本想犯顔直諫，一旦二世責問，立刻苟合求容。李斯的雙重人格表現得非常充分，一個內心分裂的可悲形象躍然紙上。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徵，同時對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給予充分的重視，多側面地展現人物的精神風貌。
司馬遷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筆下的人物形象的豐富性、複雜性，有的是在一篇傳記中同時寫出人物性格的幾個側面，有的則採用旁見側出的方法，通過多篇傳記完成對某個人物形象的塑造。旁見側出法，又稱互見法，即在一個人物的傳記中著重表現他的主要特徵，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徵則放到別人的傳記中顯示。《高祖本紀》主要寫劉邦帶有神異色彩的發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對他的許多弱點則沒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傳記中，卻使人看到劉邦形象的另外一些側面。《項羽本紀》通過范增之口道出劉邦的貪財好色，《蕭相國世家》、《留侯列傳》表現他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傳》、《酈生陸賈列傳》揭露他慢而侮人，詈駡諸侯臣如奴僕。《樊酈滕灌列傳》還披露了這樣一件事實，楚漢相爭時，劉邦戰敗逃跑，爲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幾次把親生兒女推到車下，後來的惠帝、魯元公主有賴于夏侯嬰的保護才幸免于難。司馬遷對漢高祖劉邦之所以採用旁見側出的寫法，顯然是有所忌諱，不得不如此。信陵君是司馬遷最欣賞的一位人物，在《魏公子列傳》中稱公子者凡147次，寫了他一系列禮賢下士的事迹，塑造出了一個光彩照人的形象。緊接著，在《范雎蔡澤列傳》中，有一段和信陵君相關的故事：秦昭王爲范雎報仇，追捕魏齊甚急。魏齊走投無路，和趙相虞卿一道向信陵君求援。“信陵君聞之，畏奏，猶豫未肯見。”魏齊聽到這個消息自剄身亡，等到信陵君聽從侯嬴的勸告決定接納魏齊時，已經爲時過晚。司馬遷對信陵君愛之過深，他沒有把這個有損于信陵君光輝形象的事情寫入本傳，而是採用旁見側出法加以處理。《史記》人物形象具有多方面的性格特徵，要把相關傳記聯繫起來加以觀照才能全面地把握。
第四節 《史記》的風格特徵
宏廓畫面和深邃意蘊 濃郁的悲劇氣氛 强烈的傳奇色彩
《史記》的叙事寫人都圍繞“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宗旨，司馬遷雖然也從瑣碎的生活細事寫起，但絕大多數的人物傳記最終都在宏偉壯闊的畫面中展開，有一系列歷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間，他所選擇的題材多是重大的。司馬遷不是一般地描述歷史進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對歷史規律和人物命運進行深刻的思考，透過表像去發掘本質，通過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規律。這就使得《史記》的人物傳記既有宏偉的畫面，又有深邃的意蘊，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風格。
司馬遷善于把筆下的人物置于廣闊的社會背景下加以表現，在叙述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的過程中，展示個人命運偶然性中所體現的歷史必然性。在《蘇秦列傳》和《張儀列傳》中，司馬遷對于戰國諸侯間微妙複雜的利害關係反復予以演示，以七國爭雄爲背景展開了廣闊的畫面。蘇秦、張儀準確地把握了當時形勢的特點，抓住了機遇，相繼幹出了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成爲那個時代的傾危之士。陳平年輕時就胸懷大志，足智多謀，適逢秦末動亂和楚漢相爭，于是他大顯身手，屢獻奇計。他設計離間項羽和范增，使楚霸王失去“亞父”這位謀士。滎陽被困，他令二千女子夜出東城門迷惑楚軍，劉邦得以出西城門脫險。是他暗示劉邦封韓信爲齊王以穩定形勢，又是他建議劉邦僞游雲夢澤而借機擒韓信。劉邦在平城被匈奴圍困七日，又是陳平出奇計化險爲夷。陳平所獻五計，無一不是關係到劉邦的生死存亡、關係到天下的興衰安危。陳平這位謀士的形象，也就在駕馭歷史風雲的過程中日益豐滿。《史記》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瑣、或偉岸；有的先榮後辱，有的先辱後榮；有的事業成功，人生幸運，也有的雖然事業成功卻命運悲慘。司馬遷既把他們寫成重大事件的導演、演員，又把他們寫成重大事件的産兒，通過描寫、叙述他們對時勢、潮流的順應與抗拒、對歷史機遇的及時把握與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筆勾勒出歷史和人生的壯廓畫面，點出其中蘊含的哲理。
司馬遷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運是悲劇性的，《史記》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劇人物形象｛據韓兆琦計算，《史記》全書寫悲劇人物大大小小約有一百二十多個。（見韓兆琦等著《史記通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頁~131頁）｝，使全書具有濃郁的悲劇氣氛。
《史記》中的悲劇人物有多種類型。按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論，有些悲劇主人公身上體現的是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矛盾。這類悲劇人物是歷史的先行者，他們的行動具有超前性。儘管他們的主張是正確的，但由于當時的條件還不成熟，他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有的甚至獻出了生命，推行變法的吳起、商鞅，主張削藩的賈誼、晁錯，都是這類悲劇英雄。還有一類悲劇人物儘管死得非常壯烈，但他們的悲劇性不是體現了無法實現的歷史必然要求，而是他們相信舊制度的合理。田橫是司馬遷著力描寫的英雄人物，他兵敗之後不願意投降漢朝而自殺，其隨從和東海五百義士也相繼殉難，涌現出的是一個悲劇羣體。從本質上看，田橫所要維持的不過是諸侯稱雄、列國割據的局面，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田橫相信已經過時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幷爲之而奮鬥拼搏，這就決定了他必然成爲悲劇人物。《史記》中許多反抗中央朝廷的諸侯王，都屬于這類相信舊制度合理性的悲劇人物。《史記》中的悲劇人物按其品格劃分，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兩類。《趙世家》中爲保護趙氏孤兒而付出巨大犧牲的義士公孫杵臼、程嬰，《刺客列傳》、《游俠列傳》中的刺客游俠，都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獻身精神的英雄，他們的所作所爲幾乎無可挑剔，是把身上最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劇英雄。還有一些悲劇人物的品格存在明顯的弱點，由這些弱點而導致的失誤最終毀滅了自身。但由于他們終歸是英雄，所以其毀滅也是悲劇性的。這類缺失型悲劇英雄以項羽爲代表，他生前戰功赫赫，死得慷慨壯烈，他的弱點也暴露得非常明顯，衹是他自己沒有意識到本身的缺欠。
司馬遷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運是悲劇性的，他爲衆多悲劇人物立傳，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他贊揚棄小義、雪大耻，名垂後世的伍子胥，塑造出一位烈丈夫形象。他筆下的虞卿、范睢、蔡澤、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窮愁中著書立說，或歷經磨難而愈加堅强，或身被刑戮而自負其材，欲有所用。所述這些苦難的經歷都帶有悲劇性，其中暗含了司馬遷自己的人生感慨。
司馬遷在探討人物悲劇的根源時，流露出對天意的懷疑，以及命運不可捉摸、難以把握之感。他在《伯夷列傳》中慨嘆“天道是邪，非邪！”在《外戚世家》中反復强調“人能弘道，無如命何”、“豈非命也哉！”對于像蕭何、陳平那樣的幸運兒，司馬遷認爲他們的人生偶然性中體現出歷史的必然性，自身才能、對歷史潮流的順應使他們扮演英雄的角色，命運對于這些人來說不是難解的謎。而從那些悲劇人物身上，司馬遷更多感受到的是歷史和人生的不確定、不公平和難以理解。司馬遷還通過爲悲劇人物立傳。揭示了異化造成的人性扭曲。吳起爲了當上魯國將軍而殺妻，未爲卿相而母死不歸，名繮利鎖把他變成一個刻暴少恩之人，最終也因此亡身，政治上的巨大功績與人性的嚴重異化形成直接衝突。張耳、陳餘早年爲刎頸之交，後來卻反目爲仇，也是利欲把他們拆開。
《史記》富有傳奇色彩。司馬遷喜歡獵奇，把許多傳說故事寫入人物傳記中，造成一種神秘感。寫秦始皇晚年行迹，穿插許多怪異反常的事情，以及神靈的出沒，用以預示秦王朝末日的到來。寫漢高祖發迹，則用劉媼感蛟龍而生子，劉邦醉斬巨蛇等傳說以顯示他的靈異。除了類似荒誕不經的傳說之外，《史記》所寫的許多真人真事也帶有傳奇色彩。魯仲連爲人排患解難而無所取，超然遠引，終身不復見，是一位奇士。《留侯世家》中的張良是位傳奇人物，文中出現的商山四皓同樣來得突兀，恍若神仙。《史記》中的許多故事都疏離常規，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也富有傳奇性。《外戚世家》中的薄夫人因遭冷落而大富大貴，竇姬本欲入趙王府而宦官誤賜代王，她卻陰錯陽差成了皇后。這些宮廷故事也是表現人生命運的不可捉摸，但它釀成的不是悲劇，而是喜劇。《田單列傳》的傳主田單是一位智謀之士，這篇傳記寫了一系列的奇謀奇計，尤其是用火牛陣大破齊軍一節，更是精彩絕妙。傳記贊語又附奇士王蠋、奇女君王後的事迹，可謂奇上加奇。《史記》的傳奇性還源于司馬遷叙事寫人的筆法。司馬遷爲文疏蕩多變，忽起忽落，其來無端，其去無迹，起滅轉接，令人莫測端倪。《伯夷列傳》是爲伯夷、叔齊作傳，但卻以議論開篇，又引許由、卞隨、務光等人爲伯夷、叔齊作陪襯，幾乎使人不辨賓主。叙伯夷、叔齊事迹後，在議論中引出顔淵、盜跖，從正反兩方面說開。結尾點題，指出砥行立名者必附青雲之士才能流傳後世。通篇意到筆隨，縱橫變化，煙雲繚繞，撲朔迷離。《史記》的章法、句法、用詞都有許多獨特之處，它別出心裁，不蹈故常，搖曳回蕩，跌宕有致，以其新異和多變而産生傳奇效果。
第五節 《史記》的地位和影響
傳記文學的開端 先秦文學傳統的繼承融彙 人文精神的弘揚 後代散文、小說、戲劇與《史記》的淵源關係
《史記》是我國紀傳體史學的奠基之作，同時也是我國傳記文學的開端。中國古代史傳文學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初具規模，記言爲《尚書》，記事爲《春秋》，其後又有編年體的《左傳》和國別體的《國語》、《戰國策》。但是，以人物爲中心的紀傳體史學著作，卻是司馬遷的首創。《史記》的出現，標志中國古代史傳文學的發展已經達到高峰。
《史記》是傳記文學名著，但它具有詩的意蘊和魅力。《史記》指次古今，出入風騷，對《詩經》和《楚辭》均有繼承，同時，戰國散文那種酣暢淋漓的風格也爲《史記》所借鑒，充分體現了大一統王朝中各種文學傳統的融彙。
《史記》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它爲後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營養和强大的動力。
司馬遷作爲偉大的歷史學家和文學家，在《史記》一書中大力弘揚人文精神，爲後代作家樹立起一面光輝的旗幟。《史記》所滲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爲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積極入世精神，忍辱含垢、歷盡艱辛而百折不撓、自强不息的進取精神，捨生取義、赴湯蹈火的勇于犧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喚世間真情的人道主義精神，立志高遠、義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史記》中一系列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從不同側面集中體現了上述精神，許多人物成爲後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對象，給他們以鼓舞和啓迪。
《史記》是傳記文學的典範，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寫作技巧、文章風格、語言特點，無不令後代散文家翕然宗之。從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後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對《史記》推崇備至，他們的文章也深受司馬遷的影響。《史記》在語言上平易簡潔而又富有表現力，把許多詰屈聱牙的古書詞句譯成漢代書面語，還適當地引用口語、諺語，顯得生動鮮活。《史記》語言多是單行奇字，不刻意追求對仗工穩，亦不避諱重復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正因爲如此，歷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評駢儷文的形式主義傾向和糾正艱澀古奧文風時，都要標舉《史記》，把它視爲古文的典範。
《史記》的許多傳記情節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爲後代小說創作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小說塑造人物形象的許多基本手法，在《史記》中都已經開始運用，如：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語言，通過具體事件或生活瑣事顯示人物性格，把人物置于矛盾衝突中加以表現。從唐傳奇到明清小說，在人物塑造、情節安排、場面描寫等方面都可以見到《史記》的痕迹。同時，古代作家還從寫法上探討《史記》與小說的關係，得出了許多精闢的結論。
《史記》的許多故事在古代廣爲流傳，成爲後代小說戲劇的取材對象。元代出現的列國故事平話，明代出現的《列國志傳》，以及流傳至今的《東周列國志》，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當一部分取自《史記》。明甄偉的《西漢通俗演義》，也是大量利用《史記》中的材料。《史記》的許多人物故事相繼被寫入戲劇，搬上舞臺，據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所載，取材于《史記》的劇目就有180多種。據李長之統計，在現存132種元雜劇中，有16種採自《史記》的故事｛李長之所列現存元雜劇取材於《史記》的16種劇目是：《元曲選》中的《楚昭王》、《趙氏孤兒》、《誶范叔》、《賺蒯通》、《伍員吹簫》、《凍蘇秦》、《氣英布》、《馬陵道》、《元槧古今雜劇三十種》中有《周公攝政》、《晉文公火燒介子推》、《蕭何追韓信》，《脈望館鈔本元曲》中有《圯橋進履》、《豫讓吞炭》、《伊尹耕莘》、《卓文君私奔相如》、《澠池會》。還有逸套見於《雍熙樂府》中者2種：《范蠡歸湖》、《漢張良辭朝歸山》，未計入16種之內。（見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304頁）｝。後來的京劇也有不少劇目取材于《史記》。總之，《史記》成爲中國古代小說、戲劇的材料寶庫，它作爲高品位的藝術礦藏得到反復地開發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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