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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統一中國，結束了諸侯紛爭的局面，文學也隨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中國文學史上，秦漢文學是上古期的第二段。
然而，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幷沒有給文學的發展帶來生機，相反，由于秦王朝實行極端的文化專制政策，文學創作空前冷落。再加上秦朝時間短暫，所以流傳下來的文學作品屈指可數｛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秦文》僅一卷，絕大多數爲李斯的奏疏和刻石文。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僅錄秦始皇時民歌一首，即《長城謠》。｝。由呂不韋門客集體撰寫的《呂氏春秋》成書于秦王政八年（前239），這部著作體系完整，廣泛吸收諸子百家的觀點，客觀上反映了戰國末年即將實現國家統一的歷史趨勢。
秦代唯一有作品流傳下來的文人是李斯，他的《諫逐客書》鋪陳排比，縱橫議論，邏輯性强，富有文采。記載秦始皇巡游封禪的刻石銘文也多出自李斯之手，除《琅邪臺》銘文外，都是三句一韻的特殊詩體，質實雄壯，對後世碑銘文有影響。｛關於秦刻石的論述，可參閱公木的《李斯秦刻石銘文解說》，原載《吉林大學學報》1978年第1期，後收入張松如主編《先秦詩歌史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頁~416頁｝
兩漢王朝總共四百餘年，是中國歷史上的昌盛時期。漢代統治者認真總結秦朝迅速覆滅的歷史教訓，雖然在政治體制上沿襲秦朝，但在文化政策上有較大調整，採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學發展的措施；加之國力增强，社會進步，漢代文學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無論是作家的文學素養，還是文學作品的數量和種類、思想深度和藝術水平都很值得注意。漢代文學在價值取向、審美風尚、文體樣式等諸多方面爲後世樹立了典範。
第一節 漢代作家羣體的生成
解讀文學典籍的時尚 獻納辭賦的風氣 樂府、東觀、鴻都門學的設立 游學游宦的興盛
戰國時期以屈原爲代表的楚地作家的出現，産生了一批把文學創作當作生命寄托以實現人生價值的文人。文壇在經歷了秦代和漢初的沉寂之後，到西漢文帝和景帝時期作家羣體再度生成，幷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生不已，人才輩出。
作家羣體的生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需要多方面的條件，漢代社會爲作家羣體的持續生成提供了適宜的氣候和土壤。
漢代的官學和私學都以講授儒家經典--五經爲主，其中就有《詩經》這部文學作品。因此，師生在誦讀五經的過程中，自然受到文學方面的熏陶，提高自身的文學素養。事實上，漢代士人的閱讀範圍幷不限于五經，而是廣泛得多，尤其是解讀辭賦的社會風尚，對漢代作家羣體的生成起到催化作用。西漢時期，解讀楚辭是一種專門學問。嚴助向武帝推薦他的同鄉朱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漢書·朱買臣傳》）朱買臣同時向漢武帝講解《春秋》和楚辭，因此得到提拔。武帝還令淮南王劉安爲《離騷》作注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爲《離騷》傳。”（《漢書·淮南王傳》）宣帝修武帝故事，“征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漢賦和楚辭有很深的淵源關係，這種新文體確立之後，也和楚辭一樣成爲士人貴族的誦讀物，漢宣帝時還有過這樣的事情：王褒等人用誦讀奇文及自己作品的方法爲宣帝的太子、亦即後來的元帝治病解悶，其中的奇文當有楚辭類作品。這種精神療法效果明顯，不但太子得以康復，而且經他倡導在後宮形成了誦讀王褒賦的風氣。（事見《漢書·王褒傳》）到了東漢時期，人們誦讀辭賦的興趣依然很濃，就連貴族婦女也主動參與｛漢代貴族婦女誦讀《楚辭》，事見《後漢書》卷十《皇后妃》：“明德馬皇后諱某，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卷五十五《章帝八王傳》：“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善史書，喜辭賦。”（《後漢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407~409頁，第1803頁。）｝，出現了像王逸《楚辭章句》這樣的專門著作。誦讀辭賦在漢代是一種高雅的活動，是士人文化素養的標志。雖然誦讀辭賦者幷未都成爲辭賦作家，但漢代許多人確實是從誦讀辭賦開始而順理成章地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揚雄少而好學，“顧嘗好辭賦”（《漢書·揚雄傳》），他誦讀屈原的《離騷》、司馬相如的賦，幷且加以摹擬，他本人也成了漢代重要的作家。王逸著《楚辭章句》行于世，他還創作詩賦等作品多篇。漢代解讀辭賦的社會風尚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因此，漢代的文人也以辭賦家居多。
漢代採用推薦和考試相結合的辦法錄用人才，爲作家羣體的生成提供了許多機遇。西漢朝廷詔舉賢良方正，州郡舉孝廉、秀才，東漢又增加敦樸、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等科目，廣泛搜羅人才。兩漢選拔人才注重學問品行，也不排斥對有文學創作才能者的錄用，許多作家之所以能够脫穎而出，主要幷不是他們經通行修，而是在于他們的文才。儘管以文才錄士在兩漢用人制度中幷不居于主導地位，而僅是一種補充手段，但它對兩漢作家羣體的生成卻起到了推動作用。漢代不僅中央朝廷、諸侯王，甚至有些身居要職的外戚都以文才取士。
漢初以招致文士聞名的諸侯王有吳王劉濞、梁孝王劉武、淮南王劉安。“漢興，高祖王兄子濞于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于文、景之際。”（《漢書·地理志》）投奔吳王劉濞門下的文士有枚乘、鄒陽、嚴忌，他們都擅長辭賦。後來吳王謀反，枚乘、鄒陽等人見劉濞不聽勸諫，一意孤行，就離開吳地而投奔梁孝王。梁孝王待他們爲上賓，司馬相如也棄官前往梁國，賓主相得，過著文酒高會的生活。參加梁園唱和文人還有羊勝、路喬如、公孫詭、韓安國等。“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漢書·地理志》）流傳下來的《淮南子》就是出自劉安的賓客之手。《漢書·藝文志》著錄淮南王賦82篇，淮南王羣臣賦44篇。顯然，淮南王羣臣不但著書立說，而且還是一個從事辭賦創作的羣體。漢初幾位諸侯王以文才取士，聚集在他們周圍的辭賦家則是以文會友，他們置酒高會，游賞唱和，漢初作家羣體首先在幾位諸侯王那裏生成。
西漢武、宣、元、成諸帝都是文學愛好者，其中武帝還有詩賦傳世。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他們出于本身的興趣，大量招攬文士，許多人就是因爲有文才而得以在朝廷任職。因擅長文章辭賦而被錄用的著名作家，武帝朝有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宣帝朝有王褒，成帝朝有揚雄等。有些人雖然不是靠文學創作才能而進入仕途，但是，他們成爲朝廷命官之後，在天子的倡導下也加入了辭賦創作的行列。自武帝起，創作辭賦成爲西漢朝廷一大雅事，許多高官顯宦都參與其間，由此形成了向天子進獻辭賦的制度。東漢光武帝、明帝都不好辭賦，但是，興起于西漢的進獻辭賦之風依然在東漢延續，基本上保持了它的連貫性，許多文人就是因文才出衆而倍受青睞｛東漢繼續以文取士，《後漢書》卷八十《文苑列傳》多有記載。杜篤因誄辭典雅而免刑受賞，劉毅、傅毅、李尤獻文上賦而被朝廷錄用。（《後漢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2595、2613、1616頁）｝。
東漢政權長期被外戚把持，那些身居顯位的外戚大量招納賓客，東漢許多著名作家都當過他們的幕僚。杜篤曾任車騎將軍馬防的從事中郎，戰歿于射姑山；傅毅任軍司馬，馬防以師友之禮待之。（《後漢書·文苑列傳》）馬融先後依附大將軍鄧騭、梁冀。（《後漢書·馬融列傳》）在那些顯赫的外戚中，竇憲網羅的文人最多，“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爲主記室，崔駰爲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爲司馬，班固爲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于當世。”（《後漢書·文苑列傳》）當時幾位著名作家都在竇憲府供職，成爲歷史上一件盛事。
漢代諸侯王、天子和外戚對文人的招納任用，對廣大士人具有很强的號召力，使他們把文學創作當成博取功名的一種手段，幷借助上層貴族的權勢而聚集起來。漢代作家羣體的持續生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兩漢某些文化機構的設立，爲穩定已經生成的作家羣體發揮了積極作用。樂府是西漢長期設置的機關，它的職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謠樂曲，同時也組織文人創作詩歌，司馬相如等幾十名作家曾經爲樂府寫過詩賦。後漢的洛陽東觀也是文人薈萃之處，許多著名作家曾在那裏供職。東觀是文人嚮往的地方，“是時學者稱東觀以爲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後漢書·竇融列傳》）東觀任職人員的主要工作是校仇經書，不過，既然衆多作家彙集在一起，當然少不了詩文唱和之類的活動。鴻都門學是靈帝光和元年（178）在洛陽設立的皇家學校，專門學習辭賦書畫。學生由州郡選送，一度多達千人。靈帝下詔，爲在鴻都門就學的樂松、江覽等32人圖像立贊，用以激勵學者。這種專門培養文學和藝術人才的學校，在歷史上是首創，是漢代作家羣體生成期的一件大事。｛關於鴻都門學，見於《後漢書》的有如下記載。卷六十《蔡邕列傳》：“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卷七十七《酷吏列傳》：“陽球，......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勑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後漢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991、1998、2499頁）｝
漢代時斷時續的游宦風氣，也爲作家羣體的生成注入了活力。西漢早期，文士的游宦活動主要是在諸侯王之間進行的。武帝朝至東漢初期，游宦之風稍衰。東漢中、後期，游宦又成爲社會時尚。“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途者更相薦引。”（《後漢書·王符列傳》）有些文人通過游宦進入仕途，相當一部分成爲侍從文人、幕僚文人。而那些不能入仕的文人則是大量的，絕大多數沒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他們或滯留太學，或窮居野處，和侍從文人、幕僚文人鼎足而立，是漢代作家羣體的重要成分。
第二節 漢代文學的基本態勢
包括宇宙、總攬天人、貫通古今的藝術追求 立功揚名的價值取向和聖主賢臣理想 對機遇和命運的感慨 批判與贊頌的更迭 文人的獨立和依附 從浪漫到現實 民間創作和文人創作的相互促進
漢代文學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
漢朝經濟的繁榮、國力的强盛、疆域的擴展，使那個時代的作家充滿勝利的喜悅和豪邁的情懷。反映在文學上，就是古往今來、天上人間的萬事萬物都要置于自己的觀照之下，加以藝術的再現。司馬相如說過：“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攬人物。”（《西京雜記》卷二）司馬遷稱，他撰寫《史記》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司馬相如和司馬遷，一個是辭賦大家，一個是傳記文學巨匠，他們處于文學創作的不同領域，卻不約而同地提出了基本相同的主張，對作品都追求廣大的容量、恢宏的氣勢，欣賞那種使人産生崇高感的巨麗之美。在大賦中，凡是能够寫入作品的東西，都要囊括包舉，細大無遺，無遠不届。在史傳文學中，天文地理、中土域外、經濟文化等面面俱到，遠至黃帝，近至當世，從帝王將相到市井細民，三教九流、諸子百家，各類人物紛至沓來。就是篇幅有限的郊祀歌，也具有兼容幷包的性質。漢代文學的巨麗之美，體現的是對大一統帝國輝煌業績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現對象、領域和範圍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
漢王朝處于歷史的上昇期，其中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是太平盛世。漢代文人生活在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普遍具有朝氣蓬勃的進取精神，懷著强烈的建功立業的願望。他們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漢代文人貴于名行，爲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們可以忍辱負重，赴湯蹈火，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正因爲如此，漢代文學作品中貫穿著一種自强不息、積極向上的精神，保持著激揚高昂的格調。西漢盛世的作品自不必言，就是到了東漢王朝的衰落期，文人們念念不忘的依舊是建功立業，揚名後世。雖然從西漢末年開始，謹于去就的思潮有所抬頭，甚至出現一批隱遁之士，幷在文學中有所反映，但所占比重不大，不是主要潮流。“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于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于斯行矣。”（《後漢書·黨錮列傳》）漢代文人積極的入世精神，好高尚義、輕死重氣的品格，在漢末再一次放出異彩，幷産生了許多憤世嫉俗、鋒芒畢露的作品。
古代士人的宦達是和君主的權力聯繫在一起的，漢代文學在表現士人的進取精神時，把聖主賢臣的結合作爲自己的理想，王褒的《聖主得賢臣頌》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士人的命運還和所處的時代、形勢密切相關，漢代文學對歷史機遇和個人命運的關係作了形象的展示和精闢的論述，《史記》及許多抒情賦在表現歷史發展必然性和個人命運偶然性兩者的關係方面有較大的深度。對于古代士人來說，在仕途上成功的少，失敗的多，成功者固然有成功的喜悅，失敗者難免有落魄的感慨。在抒發人生的失意和抑鬱之情時，漢代文學也顯示出歷史上昇期的特點。這些作品雖然表達了創作主體的幽怨和不滿，但罕有悲觀失望的沒落情調。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漢代文人所感慨的內容也在發生著變化。在西漢昌盛時期，失意文人感嘆生不逢時，董仲舒的《士不遇賦》、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都是以“遇”和“不遇”爲主題。而從西漢後期開始，文人的慨嘆更多地集中在命運方面，正如揚雄所說“遇不遇命也”（《漢書·揚雄傳》），由西漢昌盛期的重視外在情勢、機遇，轉到對自身命運的關注。到了東漢的衰落期，文人們則由功名未立而嗟嘆生命的短促，《古詩十九首》中的一些作品就屬于這種類型。
西漢朝廷是在秦朝滅亡之後，經歷短暫的楚漢相爭而建立起來的。批判秦朝的暴政，總結秦朝迅速滅亡的教訓，對歷史進行高屋建瓴的反思，是漢初文學的重要內容。從賈誼的政論、司馬相如的《哀二世賦》，到司馬遷的《史記》，都貫穿著對歷史的批判精神。從武帝開始，思想界由對歷史的批判轉入本朝理論體系的構築，與此相應，文學也由對歷史的批判轉入對現實的關注，歌功頌德、潤色鴻業成爲西漢盛世文學的主要使命，大賦是這種使命的得力承擔者。從東漢開始，文學界的批判潮流再度涌動。從王充、王符等人的政論，到酈炎、趙壹、蔡邕、禰衡等人的詩賦，批判精神日益强烈。批判的對象包括神學目的論、讖諱宿命論、鬼神迷信、社會的黑暗腐朽，以及傳統的價值觀、人生觀。漢代文學以歷史的批判發軔，經由昌盛期的歌功頌德，最後又以現實的批判而告終，完成了一次循環。不過，和前期的歷史批判相比，後期對現實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廣度和力度。
和漢代文學所走過的批判--贊頌--批判的發展道路相一致，漢代文人的地位也經歷了一個從獨立到依附、再到獨立的演變過程。漢初的枚乘、莊忌、鄒陽等人游食諸侯間，爲大國上賓，他們來去自由，具有獨立的人格，兼有文人和縱橫家的品性。從武帝開始，朝廷對文人以倡畜之，侍從文人很大程度上爲迎合天子的口味而創作。東漢時期被外戚招納的幕僚文人，有時也要犧牲自己的人格爲主人唱贊歌，他們和宮廷侍從文人一樣，都是不自由的。這些依附于天子、外戚的作家，多數是文人兼學者的類型，王褒、揚雄、劉向父子、班彪父子都是如此。從西漢末年起，向慕人格獨立的精神又在文人隊伍中萌生，揚雄、班固、張衡等人自覺或不自覺地、程度不同地擺脫侍從文人、幕僚文人的依附性，努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從事創作。東漢後期的趙壹、禰衡等人，任性使氣，耿介孤傲，從他們身上可以更多地看到黨人的影子。從漢初出處從容、高視闊步于諸侯王之間的枚乘、鄒陽等人，到漢末趙壹、禰衡等近乎狂士的文人，漢代文人在經歷了一段屈從、依附之後，又向個性獨立回歸，幷且達到更高的層次。
漢代文學和先秦時期的楚地文學有很深的淵源關係，所以，漢代文學從一開始就具有濃郁的浪漫色彩。西漢時期的文人一方面對現實世界予以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幻想到神仙世界去遨遊，以分享那裏的歡樂，許多作品出現了人神同游、人神同樂的畫面，人間生活因和神靈世界溝通而顯得富有生氣。進入東漢以後，文學作品的浪漫色彩逐漸減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强。把司馬相如、揚雄的辭賦和班固、張衡的同類作品相比，把《史記》和《漢書》相比，都可以看到浪漫和現實的差異。當然，東漢有些文學作品不乏奇幻的想像，甚至也有神靈出現，但從總體上看東漢文學的浪漫氣息遠遜于西漢。道教的興起和佛教的傳入，幷沒有使東漢文學走向虛幻，相反，它按照自己的規律向前發展，作品的現實性得到進一步强化。在辭賦創作中，出現了像班彪的《北征賦》、班昭的《東征賦》、蔡邕的《述行賦》、趙壹的《刺世疾邪賦》等現實性很强的作品。文人詩歌創作也罕見虛幻成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樂府詩發展到頂峰。至于像王充《論衡》那類以“疾虛妄”爲宗旨的政論，在東漢也問世了。
漢代文學的民間創作和文人創作都呈現興旺的景象，二者相互促進，有力地推動了漢代文學的發展。民間創作和文人創作的互滲互動，在漢代詩歌中體現得尤爲明顯。兩漢時期存在採詩制度，通過採集民間歌謠用以充實樂府的樂章，有時也用來考察政治上的得失及民風民俗。五言歌謠大量採入樂府，成爲樂府歌辭。這種新的詩歌樣式對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們在自己的創作中有意地加以模仿，于是出現了文人的五言詩，流傳下來的樂府詩中也有文人的作品。民間五言詩在文人五言詩的影響下，又日益走向成熟。除詩歌外，漢代史傳文學也留下了民間創作和文人創作相融彙的痕迹，《史記》、《吳越春秋》都把許多民間傳說寫入書中，增加了這兩部作品的傳奇色彩。
第三節 漢代文學與經學的雙向互動
作家羣體中的經師儒士 鋪張揚厲的文風和繁瑣的解經習氣 文學的重摹擬和經學的固守師法家法 文學和經學的從繁到簡 經學與漢代文學思潮
兩漢是經學昌明的時代，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經學博士相繼設立，經學大師層出不窮，宗經成爲有漢一代的社會風氣。漢代文學和經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它們的交流是相互的，經學作用于文學，文學也影響經學，二者彼此滲透，雙向互動，呈現出許多相似的特徵。
西漢的學校教育是在武帝時期經公孫弘倡導後蓬勃發展起來的，朝廷置博士官，立太學，郡國置五經率史。成帝時太學弟子3000人，東漢後期太學生多達30000人。除官辦學校外，遍布于各地的私學也大量招收生員。漢代經學教育爲的是培養經師和各級官吏，幷不期待就學人員成爲作家，但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卻具備了從事文學創作的能力。自公孫弘倡導經學教育之後，“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漢書·儒林傳》）。漢代多數作家都受過經學教育，他們成爲溝通文學和經學的重要媒介，漢代文學和經學的互滲互動，主要是通過他們得以實現的。
漢代文學以鋪張揚厲著稱，無論是辭賦、詩歌還是散文，也不管是出自文人之手還是樂府民歌，都普遍存在這種傾向，從而形成漢代文學的唯美之潮。漢代文學對現實的一切都懷著極大興趣去描繪、去表現，而且漫無節制地鋪陳擴展。進行羅列時不忌堆砌，不避重復，描寫叙述過程中靡麗誇飾、多閎衍之辭，許多作品因此顯得笨拙、呆板。和漢代文學鋪張揚厲風氣相映成趣的是漢代經學的繁瑣解讀習尚，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解釋經書上的五個字要用二三萬字。更有甚者，秦近君解釋《尚書·堯典》標題兩字之義，竟至十萬言。漢代文學和經學在語言文字的運用上都是不厭其繁，多多益善，鋪天蓋地而來。這使得某些文學作品篇幅過長，如同辭典字書，令人不能卒讀；經學也因其過于細碎繁瑣、牽强附會而無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漢代文學作品經常出現神仙世界的畫面，人和神靈可以自由往來，許多作品都流露出長生不死的幻想。漢代文學具有浪漫性，漢代經學也帶有很大的虛幻性。漢代經學以陰陽災異解說時事政治，後來又一度興起讖緯之學，“于是五經爲外學，七緯爲內學，遂成一代風氣。”｛皮錫瑞《經學歷史》，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09。七緯，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孝經》七經之緯。｝五經之義皆以讖決，用圖讖來附會人事。漢代經學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神化，是建立在天人感應基礎上的虛妄之學。漢代經學和經學思維機制有相通之處，都以想像溝通天和人，架起現實生活和彼岸神靈世界的橋梁。劉勰稱緯書“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文心雕龍·正緯》），這話有一定道理。漢代神秘化的經學爲浪漫文學提供素材和動力，而神秘化的經學也借鑒了浪漫文學的精神和表現手法。
漢代文學重摹擬，缺少創造性，許多文人不但摹擬前代的作品，而且同時代的文人也相互模仿。這種摹擬有題材方面的，也有文體方面的，甚至具體的謀篇布局也多有雷同之處。流行于漢代的大賦、騷體賦、七體、九體、設辭等，都留下了前後蹈襲的痕迹｛周勛初《王充與兩漢文風》一文對漢代文學摹擬之風與經學的關係有深入論述，並附列增訂後的《兩漢摹擬作品一覽表》。（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22~140頁）｝。漢代文人在摹擬他人作品過程中也有創新，但在整體格局上的因循守舊是顯而易見的。漢代經學重承襲，前漢重師法，後漢重家法，都是强調傳授先師之言。不依先師之言而斷以己意，就會被視爲輕侮道術，受到學界的譴責。漢代經學的傳授方式造成墨守成規、抱殘守缺的惰性，使人受到很大束縛。漢代文學的摹擬風氣和經學注重師法家法的習氣互爲表裏，本質是相同的。衹有那些在經學上不守章句、不拘師法家法的博通之士，在文學創作上才真正有所建樹；漢代有創造力的文人，確實也都突破了經學傳授上陳陳相因的傳統。
從總體上看，漢代文學經歷了一個由繁到簡的發展過程。作爲大漢天聲的辭賦，從東漢中期起，大賦呈現衰微趨勢，代之而起的是抒情小賦。正統的史傳文學作品也出現由繁到簡的趨勢。把《漢書》和《史記》相比，班固删去了司馬遷許多精彩細緻的叙述和描寫，篇幅大爲減少。從文學樣式上看，短小精練的五言詩從附庸變爲大國，最終取代了辭賦的文壇霸主地位。漢代經學的演變和文學類似，從東漢初期起，經學界悄然興起删繁就簡之風｛東漢經學出現由繁入簡趨勢，《後漢書》多有記載，略舉如下：卷三十二《樊宏列傳》：“（樊）鯈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卷三十六《張霸列傳》：“（張）霸以樊鯈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卷三十七《桓榮列傳》：“初，（桓）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桓）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卷七十九《儒林列傳》：“伏恭，......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鐘興，......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後漢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125、1242、1256、2571、2579頁）｝，爲的是便于傳授。有的是一删再删，解經文字大幅度精減，是對以往煩瑣之風的有力矯正。
漢代經學對漢代文學思潮也有很深的影響，兩漢文學思潮很少超越經學的藩籬，文學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經學的延伸和具體化，許多作家兼有經師和文人的雙重身份。《毛詩序》闡述的基本觀點，成爲漢代文學思潮的靈魂和主調。｛又稱《詩大序》。漢代解說《詩經》有齊、魯、韓、毛四家，後來前三家失傳，僅存毛詩。毛詩在《詩經》各篇名下都有解釋詩義的序言。首篇《關雎》下有一篇總綱式的序論，比較全面地闡述了詩歌的性質、作用、體裁和表現方法。《經典釋文》引舊說：“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又引沈重說：“案鄭（玄）《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子夏）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又引或云：“小序是東海衞敬仲所作。”現存《毛詩正義》所載《詩譜》，不言序爲誰所作。《後漢書·儒林傳》載：“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敬仲）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有關《毛詩序》作者問題的異說尚多，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崔述《通論詩序》（見《叢書集成》本《讀風偶識》卷一）。《毛詩序》究屬何人所作，目前尚無定論。｝《毛詩序》主張詩歌要“發乎情，止乎禮義”，用儒家的倫理道德來規範情感的表現。它强調詩歌的諷諫教化作用，將其功能歸結爲“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有很濃的“工具論”色彩。漢代文學批評主要是以《毛詩序》的上述觀點爲尺度，對各種文學現象作出判斷。漢人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對漢賦的評價，都存在著深刻的分歧｛漢人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論，主要見於《史記·屈原列傳》，《漢書·揚雄傳》，《楚辭》卷一所載班固的《離騷序》、《離騷贊序》（《四部叢刊》本），王逸的《楚辭章句》。漢人對漢賦的論述主要見於揚雄《法言·吾子》，《漢書》的《王褒傳》、《藝文志·詩賦略論》、《司馬相如傳》。班固的《兩都賦序》，《四部叢刊》本《文選》卷一。｝，各家的褒貶毀譽不同，但都是從經學的基點上立論，以經論屈騷，以經論漢賦，在這點上幷無根本的差異。即使像王充那樣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評論各種文學現象的時候也經常以儒家經典爲依據。漢代文學思潮還有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側面，這就是司馬遷繼承屈原的“發憤以抒情”而提出的“發憤著書”說｛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主要見於《史記》的《屈原列傳》、《太史公自序》，《漢書·司馬遷傳》所錄《報任安書》。｝，他把文學創作視爲抒發抑鬱之情的一種方式，是遭受壓抑以後的情懷爆發。但是，在經學風氣彌漫的漢代，司馬遷的這種文學理論難以得到發展，因爲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經學思想的超越和衝擊。
第四節 漢代文學樣式的嬗革及分期
賦的多源性 辭賦的分工與合流 從《史記》到《吳越春秋》 五、七言詩的孕育 漢代文學的分期
兩漢是文學體裁發生重大變革的時代，許多重要的文學樣式都在這個階段孕育産生，形成豐富多彩的文學景觀。
賦是漢代文學最具有代表性的樣式，它介于詩歌和散文之間，韻散兼行，可以說是詩的散文化、散文的詩化。漢賦對諸種文體兼收幷蓄，形成新的體制。它借鑒楚辭、戰國縱橫之文主客問答的形式、鋪張恣肆的文風，又吸取先秦史傳文學的叙事手法，幷且往往將詩歌融入其中。僅從所採用的詩歌形式來看，既有傳統的四言，又有新興的五言和七言。漢賦的文體來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種綜合型的文學樣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頗强的表現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枚乘的《七發》標志著新體賦的正式形成，司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體賦的最高成就。西漢後期新體賦的主要作家是揚雄。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是東漢新體賦的兩篇力作。同時，張衡的《歸田賦》突破舊的傳統，開創了抒情小賦的先河。
楚辭體作品的創作在漢代沒有新的發展，許多作品在內容和形式上有意摹擬屈原的《離騷》、《九章》，有些則衹是襲取楚辭體的形式。西漢劉向曾編集屈原、宋玉的作品和漢人摹擬之作，署名《楚辭》。其中被收錄作品的漢代作家有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嚴忌、王褒、劉向。東漢王逸作《楚辭章句》，又附加了自己的《九思》。除此之外，揚雄、馮衍、蔡邕、趙壹等人也有楚辭體作品傳世。漢代盛行解讀楚辭的風氣，許多文人對屈原一往情深｛漢代許多文人情系屈原，略舉事例如下：《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升淚，想見其爲人。”“賈生即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爲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乃渡湘水，爲賦以吊屈原。”（見[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3872、3859頁）《漢書》卷五十七《揚雄傳》：“（揚雄）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離騷》，又辨《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漢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515頁）《後漢書》卷三十四《梁統列傳》：“（梁）竦，......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悼騷賦》，系玄石而沉之。”卷四十八《應奉列傳》：“乃黨事起，（應）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卷六十四《延篤列傳》：“（延篤）後遭黨事禁錮，永康元年，卒於家。鄉里圖其一盤散沙於屈原之廟。”（《後漢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170、1609、2108頁）｝，因此，許多楚辭類作品都依傍于屈原，和新體賦形成了大體明確的分工：新體賦主要用于正面的贊頌諷諭，而楚辭類作品重在咏物抒情，而且抒發的多是抑鬱之情，格調和《離騷》相近。在發展過程中，楚辭類作品逐漸與新體賦合流，總稱爲辭賦，楚辭類作品稱爲騷體賦，有時也以賦命名，賈誼的《吊屈原賦》即是其例。
兩漢叙事散文在文體上有較大發展。司馬遷的《史記》以人物爲中心來反映歷史，創立了紀傳體史書的新樣式，也開闢了傳記文學的新紀元。《漢書》繼承《史記》的體例，幷且使之更加完善。《吳越春秋》則進一步强化史傳作品的文學性，是歷史演義小說的濫觴。東漢時期大量出現的碑文，是品核人物風氣推動下走向成熟的新文體。至于馬第伯的《封禪儀記》，可視爲現存最早的較爲完整的游記。漢代政論文承先秦諸子散文的餘緒，在形式上沒有大的突破。以主客問答形式構制的設辭類作品，在風格上和賦相近，後人往往把它歸入賦類。
先秦的主要詩歌樣式是四言，這種體裁在漢代繼續沿用，但已不再居于主導地位。漢代産生了新的詩歌樣式--五言詩。這種詩體西漢時期多見于歌謠和樂府詩，文人五言詩在東漢開始大量出現，班固、張衡、秦嘉、蔡邕等人對五言詩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都有這類作品流傳下來。東漢的五言詩已經成熟，叙事詩有《孔雀東南飛》這樣的長篇钜制，《古詩十九首》則是五言抒情詩的典範，樂府詩也有許多五言名篇。西漢時期，七言句子大量出現在鏡銘、識字課本等載體中，有的已是標準的七言詩句。漢代辭賦中往往參雜七言詩句或七言段落，有些已可視爲首尾完整的七言詩｛以七言詩融入漢賦者，主要有班固的《竹扇賦》、張衡的《思玄賦》、馬融的《長笛賦》、王延壽的《夢賦》，分別見於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398、498、534頁。其中班固的《竹扇賦》所存部分純爲七言句。｝。附屬于漢賦的七言詩通常是句句用韻，反映了早期七言詩的特點，後來曹丕的《燕歌行》採用的就是這種詩體。
漢代文學的發展，大體可劃分爲四個時期。
自高祖至景帝，是漢代文學的初創期。多種文體基本上沿襲戰國文學的餘緒，同時又有新的因素萌生，出現了像《七發》那樣爲漢賦體制奠定基礎的作品。漢初政論受戰國說辭和辭賦的影響，大多氣勢磅礴，感情激切。楚聲詩歌廣爲傳播，幷且用于宮廷祭祀，成爲廟堂之曲。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家是賈誼和枚乘，他們的辭賦和政論都有較高的成就。
從武帝至宣帝，是兩漢文學的全盛期。代表漢代文學最高成就的新體賦在此期間定型、成熟，出現了以司馬相如爲首的一大批辭賦作家。史傳文學也發展到高峰，不朽的傳記文學名著《史記》由司馬遷撰寫完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逐漸定于一尊。因此，政論散文也由越世高談轉爲本經立義，在風格上向深廣宏富，醇厚典重方面發展。樂府的强化，使大量民歌被採集、記錄下來，宮廷文人也競相創作樂府詩。
從元帝到東漢和帝，是兩漢文學的中興期。辭賦創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相繼涌現出揚雄、班固等著名的辭賦作家。班固的《漢書》在此期間問世，成爲繼《史記》之後又一部重要的傳記文學作品。由于經學的日益深入人心，文壇的模擬風氣日趨嚴重。王充的《論衡》卻以其“疾虛妄”的批判精神，和當時陳陳相因的不良傾向形成鮮明的對照。
從安帝到靈帝是漢王朝由盛轉衰的時期，也是漢代文學的轉變期。張衡集中體現了漢代文學的歷史轉變，從他開始，抒情短賦陸續出現，京都大賦也發展到頂點。趙壹、蔡邕、禰衡等人的辭賦更加貼近現實，批判精神很强。五言古詩進入成熟階段，《古詩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詩的最高成就。作家在詩文中對人的生命、命運及價值的重新發現、思索和追求，詩文的日趨整飭華美，預示著一個文學自覺時代的即將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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