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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是中國文化發生和初創的時期，是中國文學上古期的第一段。這時所確立的文化精神對後世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先秦文學作爲先秦文化的一部分，以其獨有的魅力，昭示著中國文學强大的生命力。先秦文學尚未從當時渾沌一體的文化形態中分離出來，先秦文學的特徵與這時特殊的文化形態有著密切的關係。
第一節 中國文學的源頭
傳說時期的文學 早期文字與書面文學的産生 詩樂舞緊密結合
中國文學的産生可以一直上溯到文學産生以前的遠古時期。原始的神話傳說和歌謠，在人們口頭代代流傳，經過漫長的時間，才用文字記下一鱗半爪。由于時間久遠口耳相傳導致變異，後世見諸文字記載的原始文學很難說是其原貌。這些遠古歌謠和神話，我們稱之爲傳說時期的文學。
遠古時期的歌謠和神話傳說，在古籍中時有記載。據說神農時代出現的《蠟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禮記·郊特牲》）這大約是一首農事祭歌。至于傳說爲堯舜時期的《擊壤歌》、《康衢謠》、《卿雲歌》、《堯戒》、《賡歌》、《南風歌》等，從其思想內容和語詞來看，顯然都是後人的僞托。倒是有些簡單質樸的韻語，可能是原始歌謠的遺留。如《吳越春秋》卷九所載的《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宍，古肉字）”反映的是原始人製造彈弓和狩獵的過程，語言古樸，但已經具有韻律，顯然是一首十分古老的歌謠。《呂氏春秋·音初篇》所載禹時塗山氏之女所歌的“候人兮猗”，雖衹有一句，卻是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比較可信的夏代詩歌的遺文。屬于遠古時期的神話傳說，反映了生産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先民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後來的文字記錄大多是片斷零散的，有些已經被後人改造，中國神話的原始形態沒有很好地保存下來。
文字産生以後，中國文學才脫離了傳說時期。文字的出現，是社會文明的標志之一。漢字的起源，歷來有若干推斷，至今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古籍中關於文字起源的記載頗多。如《易·繫辭下》提到上古結繩而治，被認爲是文字產生前之記事方法。戰國晚期的《荀子》、《呂氏春秋》、《韓非子》等，提到了倉頡造字的傳說。還有把八卦說成文字起源的，如鄭樵《通志·六書略》有此說。｝。隨著甲骨卜辭及殷商青銅器的不斷出土，探討上古文學有了可信的資料。甲骨文字和部分青銅器上的銘文，是現在所知最古的文字｛比甲骨文年代更早的與文字起源有關的考古材料是陶器上的符號。西安半坡、青海柳灣等地發現的仰韶文化的陶器符號，郭沫若等認爲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一部分學者認爲是夏文化的二里頭文化，其中陶器上的符號，形體已很像甲骨文。一般公認甲骨文爲現在所知最早的成熟的文字。1954年在山西洪洞縣坊堆首次發現西周甲骨文，以後在別處也有發現，其中以在扶風、岐山兩縣間周原遺址發現的數量最多。已發現的單字超過四千五百多個（參見于省吾《關於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載《文物》1973年第2期），這還不是當時所使用的全部的文字。｝。甲骨文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字，已經發展爲相當成熟的文字系統。甲骨卜辭文句簡樸形式單一，僅有少量的記事文字；商代中期的青銅器銘文也衹有兩三字，直到商代晚期，銘文仍很簡單。然而甲骨文和金文的産生卻具有重大的歷史文化意義，爲口耳相傳的文學發展成爲書面文學提供了條件，標志著中國書面文學的萌芽。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出現了一些較長的鐘鼎銘文｛成王時的“令彝”187字，康王時“小盂鼎”390字。最長的銘文是西周宣王時“毛公鼎”共33行，497字。｝，這表明具有文學因素的文本出現了。從此，文學的各種形式在語言文字的不斷成熟過程中分途發展。
詩歌是最古老的文學形式之一。中國最初的詩歌是和音樂、舞蹈結合在一起的，這在我國古籍中有明確的記載。《呂氏春秋·古樂》云：“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葛天氏”應是傳說時期的一個部落酋長。這八闋可能是現在所知的最古的一套樂曲，有歌有舞，歌辭已經無可稽考，舞容極其簡單，僅三人手持牛尾，邊舞邊唱｛王襄在《簠室殷墟征文考釋》中，解釋甲骨文“OO”字說：“象兩人執犛牛尾而舞之形，爲舞之初字。”說明這個象形字，即沿襲原始時代的舞容而來。可見執牛尾而舞在上古常有之。｝。其內容從八闋樂曲的題目來推測，“載民”是歌唱始祖；“玄鳥”即燕子，可能是本部落的圖騰；“遂草木”歌唱草木茂盛；“奮五穀”歌唱五穀生長；“敬天常”即遵循自然法則；“達帝功”以下反映了原始人的宗教信仰。這套樂曲體現了上古時代詩、樂、舞一體的原始形態。《尚書·益稷》記載帝舜時的樂曲《大韶》云：“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簫韶》即《大韶》，九成即九章，是帝舜時樂官夔所作。這套樂曲也是詩、樂、舞三位一體的。演奏時，有鐘磬琴瑟管笙簫鼗鼓柷敔等樂器，有人唱歌辭，有人化裝爲各種鳥獸和鳳凰起舞。《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公子季札對其內容和意義的評論，認爲此曲“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據《論語·八佾》記載，孔子也曾稱贊說：“《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孔穎達疏云：“樂之爲樂，有歌有舞，歌以咏其辭，而聲以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這段話具體論述了《大韶》詩、樂、舞三者一體的盛大場面。《禮記·樂記》云：“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詩、樂、舞三者緊密結合，是中國詩歌發生時期的一個重要特徵。
詩歌和音樂、舞蹈相互結合的形式，在文字已經成熟幷廣泛用于文獻記錄以後，還存在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如《詩經》中的作品都是樂歌，而其中的頌詩，是祭祀時用的歌舞曲。約在春秋以後，詩歌從樂舞中逐步分化獨立出來，專向文學意義和節奏韻律方向發展。
第二節 先秦文學的形態
文史哲不分 成熟的文學作品的出現 作者和時代難以確定
伴隨著文字的産生而出現的先秦文學，幷非純文學。先秦時期，文化呈現一種綜合的形態。先秦有些文學作品是史學或哲學著作。史學和哲學著作也富有文學意味。春秋時期楚國的觀射父所說巫、祝、宗等職務，其職責範圍還難以分清，巫和祝都兼有史的職事，顯示了巫史不分的狀況｛原文云：“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懏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聖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神明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國語·楚語下》）｝。據司馬遷《太史公自序》云，顓頊曾命南正（官名）重掌管天，北正（官名）黎掌管地，即掌管天文、祭祀之事。從唐虞到夏商，重、黎的後代都承襲這一職守。而當周宣王之時，重、黎的後人失去了他們世襲的職守，成了司馬氏，司馬氏世世代代仍掌管著周史。從這裏可以看出史學與巫術的分化過程。根據《尚書·洪範》，我們可以知道商代已形成了“五行”思想體系，編定于周初的《易》卦爻辭，已經具備了“陰陽”的觀念。殷周之際，中國文化經歷了革命性的變化，萌芽于商代的“德”的觀念，在周代得以發展，形成了敬德保民的思想。春秋戰國時期，文化學術思想空前活躍，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局面。于是，探索宇宙人生、進行哲學思辨和關注社會政治、討論治國之道的諸子說理散文成熟了。這些史學和哲學散文具備相當强的文學性。《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歷史散文，內容豐富多彩，寫作中動用了多種文學手法，基本具有了叙事文學的特徵，奠定了我們叙事文學的傳統。大多數說理散文也不是抽象地進行哲學思辨或枯燥地討論政治、人生問題，而是在文章中表現出鮮明的個性，帶著濃郁的情感，具有豐富的形象，文學價值很高。
先秦詩歌經歷了一個明顯的發展過程，由宗教頌贊禱祝詩演進到政治叙事詩，再演進到言志抒情詩。宗教頌贊禱祝詩如甲骨卜辭中的韻文、《易》卦爻辭、鐘鼎銘文中的韻語等；政治叙事詩如大雅的大部分、小雅的小部分以及頌等；言志抒情詩如小雅的大部分和國風的全部。這些詩歌或追念先祖，或美刺時政，或吟咏性情，奠定了中國詩歌的發展方向。
和中原地區不同，南方楚國的青銅器出現較晚，而鐵器的出現卻先于中原｛根據先秦諸子的記載，春秋時鐵器已普遍使用了。但這一時期鐵器的出土卻不多，就已發掘的鐵器制品看，多屬吳、楚之器。其中引人注意者是春秋晚期楚國所制的含0．5﹪左右的優質鋼劍。說明楚國鐵器的制作當時是領先的。（參見《長沙新發現春秋晚期的鋼劍和鐵器》，《文物》1978年第10期。又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91年11月第2版，第262頁）｝。鐵器是當時最先進的生産力要素之一，它間接地促進了戰國楚文化的發展。從現在所能見到的漆器上的綫條，絲織品上刺綉的花紋以及帛畫看來｛目前出土的戰國帛畫有兩幅：一幅是1949年長沙陳家大山楚墓出土的人物龍鳳帛畫，“畫面中部偏右下方繪一側身佇立的婦女，其身著綴繡卷雲紋的寬袖長袍，袍裾曳地狀如花瓣，髮髻下垂，頂有冠飾。在她的頭部前方即畫的中上部，有一碩大的鳳鳥引頸張喙，雙足一前一後，作騰踏邁進狀，翅膀伸展，尾羽上翹至頭部，動態似飛。畫面左邊自下而上繪一隻張舉雙足、體態扭曲向上昇騰的龍。”另一幅是1973年重新整理的40年代出土於長沙子彈庫楚墓中的人物御龍帛畫，“畫面正中繪一側身執繮的男子，頭戴高冠，身穿長袍，腰佩長劍，正駕御著一條狀似舟形長龍。龍身高昂，龍尾上翹，龍身平伏供男子佇立，龍尾上部站著一隻長頸仰天的鶴，龍首下部有一向左游動的鯉魚，人物上方正中畫一華蓋。”（《中國大百科全書·美術》，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114頁~115頁）｝，其精美的製作工藝和藝術造型，都達到了相當高超的水平。正是這種文化孕育了“楚辭”。屈原說：“惜誦以致湣矣，發憤以抒情。”（《楚辭·九章·惜誦》）“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楚辭·九章·抽思》）在楚地民風、民俗、及民間曲調基礎上，屈原“依《詩》取興，引類譬喻”（王逸《離騷經序》），借鑒了《詩經》的藝術精神和手法，創作出琦瑋瑰麗的詩篇，與《詩經》一起，奠定了以風、騷爲基礎的傳統詩歌的創作規範。
先秦有些文學作品，幷非一時一人所作，它們或由集體創作，或經過後人加工修改，原始作者和創作年代都難以指實。《詩經》中衹有少數作品可以知道作者的姓名，多數衹能推測是由公卿列士所獻或採自民間，有些作品可能經過樂官的整理加工。散文的情況更爲複雜：《左傳》、《國語》的作者及創作時代歷來衆說紛紜，《尚書》、《戰國策》實爲後人所編；諸子散文雖然都標明了作者，但有許多幷不是個人的著作，如《論語》就是孔門弟子所記，《墨子》、《孟子》、《莊子》等書中也有很多篇幅出自他們的後學之手。此外，先秦文學作品在傳承過程中可能也有所損益。這包括兩方面的情況，首先是這一時期的作品的寫定，往往要經歷一段很長的時間，師說和後學之說，可能混雜在一起，師徒間代代傳授，難免有增删的情況。其次，先秦典籍經秦火以後，大多爲漢人重新編定，這就難免有訛誤。漢代傳授先秦經典的學派除了有古文、今文的分別外，師承也很多，因此，産生了很多異說。這些都模糊了先秦文學的本來面貌，使之存在許多可爭議之處，這也是先秦文學作品不同于後代作品之處。
第三節 先秦文學作者的流變
由巫到史 貴族文學的興起 士階層的出現及其文學活動
先秦經歷了一個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變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文化主要承擔者的身份、地位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文學作者也因之而不斷變化。
夏商時代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爲主，文化的主要承擔者是巫覡。巫覡在商代具有重要的地位，遠比在周代的地位高｛陳夢家說，商代，“自巫而史，而爲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雖爲政治領袖，同時仍爲群巫之長。”（《商代的神話與巫術》，載《燕京學報》第20期）張光直亦云：“巫的本事和巫在社會上的地位，在商代似乎遠較周代爲高。”（《商代的巫與巫術》，輯入《中國青銅時代》二集，三聯書店，1990年5月第1版，第44頁）｝。他們理所當然地也是文學的創造者。《禮記·表記》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前所列舉傳爲神農時的《蠟辭》，就是上古流傳下來的驅禍祈福的咒語歌謠。此外，今存甲骨卜辭、《易》卦爻辭，也是因占卜等巫術行爲而作，不過，它們應該出自宮廷或有身份的巫覡之手。其中有些作品，句法簡單整齊，偶爾協韻，是早期詩歌創作的萌芽｛甲骨文如“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卜辭通纂》第375片）在句式上就很有民歌風味。《易》作爲一部古老的占卜書，其卦爻辭，據《易》卷八《繫辭下傳》當作于殷末周初。進一步考察，如卦爻辭中之“喪羊于易”（《大壯》六五）、“喪牛于易”（《旅》上九），即記殷祖先王亥被有易氏奪取牛羊之事；“帝乙歸妹”（《泰》六五），則記殷末帝乙嫁妹于文王父王季之事；“高宗伐鬼方”（《既濟》九三），乃記武乙對外用兵之事。此皆足以說明卦爻辭爲殷商時之作。至於《易》之編定成書，則在西周初年。｝。巫覡都善于歌舞音樂｛夏商時代巫覡作爲一種社會職業並不明顯，春秋時楚觀射父曰：“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國語·楚語下》）似乎說在民間曾有過一個人人可以爲巫的時期。至於宮廷之中，如陳夢家所說：“王者自己雖爲政治領袖，同時仍爲群巫之長。”一般說來，隨著社會分工的加細，會有一個巫覡職業階層逐漸獨立出來的。如《周禮》中的春官集團，似乎主要就是職掌巫事的，此外，另有些巫覡在宮廷或官府之中領有行政職務。這些都模糊了巫覡的職業性。｝，巫覡祭祀降神的歌謠大多亡佚。可以想見，在夏商或周初，出于巫術祭祀目的而創制的韻文或歌謠是當時主要的文學作品。春秋以後，巫覡的地位或職業有所變化，巫術祭祀歌謠逐漸失去其原有的重要地位，但它幷沒有絕滅。《詩經》中一些祭祖的詩歌，如《大雅·生民》等，都是宮廷巫師的作品。總的說來，巫覡作爲文學的作者，隨著時代發展而逐漸衰亡。
上古巫史不分，史的職務起初也是宗教性的。《左傳·昭公二十年》云：“祝史祭祀，陳信不愧。”一般說來，史官除了從事宗教活動外，還從事有關錫命、册命、載錄氏族譜系等政治活動｛關於巫史職掌的論述，詳見徐復觀所著《兩漢思想史》卷三之《原史--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學的成立》（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9月初版）。｝。隨著商周之際鬼神地位的下降，人事受到重視，史官發展了人事方面的職能，幷從原始宗教中脫離出來，成爲新興文化的代表｛如江泉所說：“迄于後世，知識日增，知鬼神之事眇漠無憑，不如人事之爲重，於是史盛而巫衰，一切官職均以史爲之。”（《讀子巵言》卷一之《論諸子之淵源》）｝。史長于記人事、觀天象、悉舊典。《商書》中的《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諸篇，是史家最早的散文創作。史官世代傳業，儒家所傳的經書，多爲他們舊藏的典籍。這些經書的文辭可分質樸與文采兩類。史官所記錄的，如《周書》中的《大誥》、《康誥》、《酒誥》都是朝廷的誥誓，直錄周公口語，辭風質樸，不加文飾。史官自作的，如《周書》中的《洪範》、《顧命》等篇，都顯示出條理比較細密、文思比較清晰的特點。春秋時期，史官的文化活動達到了一個高潮，各國都有自己的史書，其中魯國的《春秋》留存至今。魯國史官左丘明採集各諸侯國的史記，作《春秋左氏傳》，文質幷勝，把史家散文推上了一個高峰，成爲後世散文創作的典範。
西周時期，學在官府，衹有貴族才有受教育的權利，文化爲貴族所壟斷。當時官學的內容，據《周禮·地官》記載有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這類官學，其後逐漸演變爲私人傳授，即父子代代相傳。貴族掌握了知識文化，才能進行文學創作，所以召公云：“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國語·周語》）其中的公卿、列士都是貴族。他們所獻、所箴、所賦、所誦之詩，即《詩經》中的三《頌》、《大雅》和《小雅》的一部分，用以美、刺王政。貴族成了西周、春秋時文學的主要創作者。周朝同時也有許多民間歌謠，這些歌謠的作者大都是平民。據說這些詩歌經過專人採集後｛據《漢書·食貨志》上記載：“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亦有到民間採詩之說。｝，由掌管音律的樂官、太師修正、加工，再演奏給天子聽，以觀風俗，知得失，這就是《詩經》中的十五國風。所謂“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文學價值很高。
春秋戰國之際，分封制度的解體，導致了上層貴族地位的下降和下層庶民地位的上昇。于是，在貴族和庶人之間興起了一個士階層，士的人數迅速增加，他們的社會作用也日益重要｛有關先秦士階層的興起，今人論述甚多，以余英時所著《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和發展》最爲詳備（載《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隨著貴族階級的衰落，官學或私家傳授出現了危機，于是民間聚衆講學之風應運而起，文化知識也由貴族轉移到士的手裏｛據《左傳·昭公十五年》記載周天子對籍談說：“且昔而高祖孫伯黡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周天子責備籍談不能像其先人那樣繼承籍氏的“大政”之學，遂使籍氏的家學失傳。這一事實頗能說明貴族家傳之學在春秋時漸至於衰落。｝。春秋末年，孔子在魯國講學，“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孔子世家》），幷發展成爲儒家學派。春秋戰國之際，墨家聚衆講學，幷形成了有組織的集團，當時稱爲墨者，後世稱墨家。到戰國時期，講學成爲時尚，士階層迅速擴大。士由于掌握了文化知識，而爲統治者所重視，一時“禮賢下士”之風大盛。統治者招徠幷敬重賢士，以謀富國强兵。各國有權勢的大臣也多養士爲食客，這些食客或爲主人出謀劃策，奔走游說；或代主人著書立說，如信陵君之編《魏公子兵法》，呂不韋之編《呂氏春秋》等。士的地位空前提高，推動了學術文化的發展。當時諸子幷起，代表不同階級、集團的利益，他們議論時政，闡述哲理，形成了“百家爭鳴”的盛況。
先秦文學作者的身份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變化，由巫到史，到貴族，再到士，其演變過程，與文學繁榮的趨勢是一致的。作者身份的多樣性，使文學在體裁、題材、風格等方面顯出了異彩紛呈的特性。
第四節 先秦文化與先秦文學發展的軌迹
原始文化與夏商文學 禮樂文化與西周春秋文學 百家爭鳴與戰國文學 楚地文化與楚辭
先秦文學伴隨著歷史的發展，在不同的階段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大致上可分爲夏商、西周春秋、戰國三個時期。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說：“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範》九疇，帝所以錫禹者，而箕子傳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爲名，而殷人承之矣。”（《觀堂集林》卷十）貫通夏商文化的不僅是某些相同的制度，最主要的是貫穿于這些制度背後的意識形態，都是以原始宗教爲主的。夏商文化以巫文化最有代表性，而夏商文學是與此時的原始宗教緊密聯繫的。
傳說南音起于塗山氏所咏《候人歌》，東音起于夏孔甲的《破斧歌》｛詳見《呂氏春秋·音初》。｝。可以相信，夏商時代已有較爲完整的詩歌出現。如《楚辭》中一再提及的夏啓時的《九歌》，當是夏代流傳下來的歌謠。據《山海經·大荒西經》記載，《九歌》是夏啓得自于“天”的，可以想見，古《九歌》與夏時的祭天活動有關，它應該是祭祀歌謠｛《山海經·大荒西經》說“夏后啟上三嬪於天”而得此《九歌》。郭璞注曰：“嬪，婦也，言獻美婦於天帝。”所以“上三嬪於天”應指用人牲之一事實，啟之所爲實是一起祭祀事件，古《九歌》應爲祭歌。｝。商代的詩歌如《詩經·商頌》五篇，是自商流傳至周的｛關於《商頌》五篇，亦有人認爲是周時宋國人所作，本書贊同古文家的說法，認爲出自商人之手。｝，這些詩歌頌咏祖先，歌舞娛神，都是用于祭祀的。它們在述功和頌聖方面，很近于周之二《雅》，有較高的表現技巧。商代韻文還包括《周易》中某些卦爻辭，這些卦爻辭多採用謠諺的形式，若捨去其中的“占斷辭”，便是簡短古樸的詩歌。詩歌內容或怨上刺世、申訴痛苦，或抒發愛情、歌咏勞動，運用象徵、比興、白描、疊咏等手法，用韻參差錯落，靈活多樣，顯示了我國古代詩歌萌芽狀態的特點。
巫史文化的昌盛，同時也促進了散文的發展。《尚書》所錄《禹貢》和《甘誓》兩篇，據說是夏代的遺文。《禹貢》列有九州，這種地理觀念夏人不可能有，可以推斷是周人補充進去的。《甘誓》記載夏啓伐有扈事，文字簡質，文義簡單，亦是後人所追記。商代出現了完整的散文作品，其代表爲《商書》。其中《盤庚》是可信的殷人作品，記錄盤康遷都于殷時發表的訓辭，文字古奧。《商書》中另外四篇經過後人的潤飾，已不是本來面貌。這些文章說明，巫史在政治、歷史等領域的作用越來越大。
隨著周初分封制的推行，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自周公“制禮作樂”到孔子“克己復禮”，舊的巫術宗教文化逐漸被取代，禮樂文化成了主流。也就是說，自西周開始中國進入了以禮樂爲標志的理性文明階段。“禮樂”的精神實質是對社會秩序自覺地認同，而這些“禮樂”概念或制度又是從前代原始巫祭文化，尤其是巫祭儀式中發展出來的，比如喪祭之禮、鄉飲酒之禮等等，這些禮儀的目的在于維護等級制度，它的核心是“德”、“仁”等一些政治倫理觀念。周代的文化改革家們正是通過這一“神道設教”的方法，巧妙地完成了理性文化對原始文化的突破。正如王國維所說：“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自其裏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觀堂集林·殷周制度論》）
周代敬禮重德的理性精神，使人類社會和人本身的地位得到了肯定，各種神靈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懷疑和否定，殷商時期那種濃厚的巫術宗教色彩減少了。周代文學更加關注歷史、關注社會、關注人生。對歷史的關注源于對現實的關注，當神靈不再作爲人們行爲的動力，不再給人們指示方向的時候，歷史的意義就顯現出來了。尤其是在社會變革時代，人們更需要從歷史中尋找行爲的根據和經驗教訓。因此，周代的歷史意識空前發展起來，史官原來的宗教職責迅速淡化，他們以自己的歷史知識和職業信念自覺地肩負著對現實的責任，所謂“史官文化”也因此而成熟。《周書》中的“誥”、“誓”以文獻的形式，記錄了西周初年征服商人的歷史，反映了周初的社會關係和周人的政治理想。春秋時期各國都有史書｛《墨子·明鬼》提到“周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百國《春秋》”，《孟子·離婁下》云“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可見，當時各國皆有史書。｝，而以魯國之《春秋》爲代表。現存魯之《春秋》是經孔子修訂的，它的基本精神是“道名分”（《莊子·天下》），即講社會倫理秩序，幷通過對歷史事實的選擇、以寓褒貶，寄托自己的社會理想｛“春秋筆法”由於受到後世儒家尤其是公羊家的過分渲染、穿鑿附會，它在現代受到了懷疑和否定。但我們認爲，《春秋》中的確寄寓了編修者的社會政治理想。｝。顯然，孔子是通過修史來表達對現實的關注。在春秋末年，還出現了《左傳》和《國語》｛韋昭《國語解·敘》以《左傳》爲《春秋》內傳，《國語》爲《春秋》外傳，雖未必切實，但說明了《左傳》、《國語》二書與《春秋》的承繼關係。｝，此二書繼承幷發揚了《春秋》的現實精神和表現手法，倡導儒家敬德崇禮、尊王攘夷、固本保民等思想。《左傳》是先秦史傳散文的頂峰之作，它記述史實，刻畫形象，以極爲高超的表現技巧把中國叙事文推向成熟，開《戰國策》、《史記》等史傳散文之先河。《國語》以記言爲主，其言辭典雅、精練，幷通過人物語言描繪情節和人物形象，文學成就雖略遜于《左傳》，也爲後世所推崇。
除了歷史著作外，春秋時期一些杰出的文化巨匠還將目光直接投向現實社會和人生，構建出種種不同的社會理想。說理散文因此得到長足的發展，出現了《論語》、《墨子》和韻散結合的《老子》。《論語》是孔子門人對孔子言行的記錄，是先秦禮樂德治思想最集中的體現，表達了孔子對現實熱切的關懷，它所昭示的儒家思想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石。《論語》文約旨博，言簡意賅，極有韻味。《墨子》站在小生産者的立場，倡導一種平等、簡樸、和平、宗教型的社會生活方式。《墨子》發展了文章的邏輯性，文風樸實無華。《老子》一書有見于社會的混亂和罪惡，提出了“無爲而治”的社會政治理想，表達對現實的反省和批判，直接導致了道家學派的成立，在中國文化史上有著十分巨大的影響。該書散韻相間，自然變化，不拘一格。
周代文學在精神和風格上都體現爲一種和諧、典雅的特質，一種婉而多諷的特徵，這一特點表現在各種文體之中，如《春秋》、《左傳》等歷史文獻中的“書法”，即體現了作者的良苦用心。《詩經》以“比興”爲主要的藝術手段，再加以復沓疊唱的結構形式，造成一種含而不露、回環往復的效果。劉勰概括道：“《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文心雕龍·宗經》）。這就是說《詩經》採用了比興手法，文辭優美，比喻曲折，最能切合人們的內心情懷。這種美學傾向爲後代其他文體所宗尚，所謂“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文心雕龍·宗經》）。
戰國是我國歷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變革時代｛王夫之《讀通鑒論·敘論》云：“戰國者，古今一大變革之會也。”顧炎武作《日知錄·周末風俗》從七個方面論述了戰國社會制度與春秋之不同，斷言“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當代許多歷史學家都認爲戰國是我國由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的轉折時期。｝。隨著周天子的衰微，西周、春秋時代的禮樂制度頽然崩潰，各個學派的代表人物，出于對社會的責任感和對人生的關懷，著書立說，批評時弊，闡述政見，互相論辯，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西漢初，司馬談曾把“諸子百家”總括爲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漢末，劉歆于六家之外，又增加了農、縱橫、雜、小說四家｛詳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及《漢書·藝文志》。｝。這些學派各自從不同的出發點，分別探討了自然、社會、人生、政治、學理等問題。就其各方面的影響而言，以道家的莊周、儒家的孟軻與荀卿、法家的韓非以及縱橫家最爲重要，他們雖主張各異，但都秉有戰國時代特有的文化氣質。
首先，他們立足于現實，著眼于現實，很少提及春秋時流行的“天命”等思想。莊子的思想雖然較爲玄虛，卻是建立在對現實的清醒認識的基礎上的，更不要說充滿了功利色彩的法家和縱橫家了，他們看重的是政治形勢和政治手段。儒家思想在戰國時代也有所發展，孔子“敬鬼神”、“畏天命”的思想在孟子那裏就很淡薄了，《孟子》談論的更多的是現實問題，是“保民”，爲社會設計一幅理想的藍圖。正因爲諸子具有更加清醒的現實意識，諸子散文所表現出來的對社會現實深刻的認識與尖銳的批判，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由于士人成爲文化甚至政治的中心，所以他們不再盲目認同某種既定的秩序，他們的自覺創作精神大爲增强。雖然他們所努力的方向不同，但他們都突破了春秋時溫文爾雅的風尚，時常表現出强烈的個性和激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和莊子。孟子自稱“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以仁義蔑視君王的富貴，幷以帝王師自居，因此行文極有氣勢，對待不稱心的君王，責駡爲“望之不似人君”，文章鋒芒畢露，富有激情。《莊子》文章如行雲流水，嬉笑怒駡，極盡渲染誇張之能事，無論是諷刺還是批判無不入木三分。縱橫家也都各具個性，有爭强好勝的蘇秦，也有狡詐善辯的張儀，還有潔身自好、卻强濟弱的魯仲連，等等。
就文學風格而言，此時是百花齊放。諸子的生活經歷不同，文化教養不同，所處的具體環境不同，政治觀點不同，文學觀念也不盡相同，因此文章便表現出不同的風貌。如莊子爲了表達對社會現實的嘲諷，表達玄妙精微的思想，創造性地運用了“寓言”、“重言”、“卮言”等文學手法，使其文章充滿了奇思逸想。他正是以“不言之言”、“不言之辯”，讓人們“得意忘言”，自覺運用一種言在此而意在彼，心神交匯的表現手法，從而達到“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與意之域”（《莊子·秋水》郭象注）的境界。孟子深切地關懷社會現實，救世心切，道義感和使命感使他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因此爲人爲文都極具氣勢。《孟子》之文縱橫捭闔，淩厲逼人，再加上生動形象的比喻，使得文風至大至剛，而又饒有韻味。《荀子》文風與《孟子》相近，有辯才，而述理更密，善于譬喻，長于鋪排，其總體風格，郭沫若以“渾厚”二字概括之｛見其所著《十批判書·荀子的批判》第219頁（東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縱橫家是戰國時代最活躍的政治力量，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務于合縱連衡，以攻伐爲賢”（《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積極參加諸侯國的政治、軍事和外交活動，因此語言的力量對他們顯得無比的重要。他們充分運用了誇張、排比、寓言、用韻等各種文學手法，務使其語言具有煽動性。《戰國策》一書由此顯得奇譎恣肆、雄隽華贍、姿態萬方。韓非子蔑視傳統的禮樂德治思想，幷對現實政治有深刻的認識，所論“勢”、“法”、“術”，顯示了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傾向。他的文章無所顧忌，峻峭犀利，入木三分，淋漓酣暢。戰國時期除諸子之外，楚國屈原別開一朵奇葩，照灼古今，大放異彩。屈原是我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文學家之一，他處在宗國傾覆的前夕，又身遭貶謫，報國無門，滿腔憤懣，無可告訴，發爲詩賦。屈賦以參差錯落的句式，奇偉瑰麗的詞藻，豐富奔放的想像，表現了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人格情操，是《詩經》之後的又一個詩歌高峰。
總而言之，戰國時期思想文化領域十分活躍，百家爭鳴的局面促進了文學的繁榮，産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風格各異的散文和詩賦。清人章學誠說：“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于戰國，而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義》內篇《詩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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