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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日甲午战争（１８９４）前后到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是近代后期。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相继发动了改良主义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文学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进行维新与革命斗争的武器，因此激起文学领域中的广泛“革命”，涌现了以黄遵宪、梁启超、柳亚子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最引人注目的是“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取得的成果，使诗文创作面貌一新，将近代诗文的发展推向了高峰，并为“五四”新文学革命准备了某些条件。本时期旧的诗文流派虽然仍在文坛上继续活动，但在充满近代精神的文学比照之下，愈显得黯然失色。
○ 第一节 黄遵宪与“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与黄遵宪的新派诗 厚重的历史现实内容 反映新学理、新事物与“吟到中华以外天” 黄遵宪描写艺术的拓展
近代后期由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更新带来的文学变革之一，是诗歌领域出现的“诗界革命”。鲜明提出“诗界革命”口号的是梁启超，而早已反映出诗歌变革趋向并获得创作成功，成为“诗界革命”旗帜的则是黄遵宪。
黄遵宪（１８４８～１９０５）早年即经历动乱，关心现实，主张通今达交以“救时弊”（《感怀》其一）。从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到二十年（１８９４），他以外交官身份先后到过日本、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地。经过亲自接触资产阶级文明和考察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他明确树立起“中国必变从西法”（《己亥杂诗》第四十七首自注）的思想，并在新的文化思想激荡下，开始诗歌创作的新探索。他深感古典诗歌“自古至今，而其变极尽矣”，再继为难。但他深信“诗固无古今也”，“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与朗山论诗书》）。他沿着这条道路进行创造性的实践，突破古诗的传统天地，形成了足以自立、独具特色的“新派诗”，被梁启超誉为“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饮冰室诗话》三二），成为“诗界革命”的巨匠和旗帜。
黄遵宪的诗“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人境庐诗草自序》），广泛反映了诗人经历的时代，具有深厚的历史内容。反帝卫国、变法图强是他诗歌的两大重要主题。在反帝方面，从抵抗英法联军到庚子事变，他的诗都有鲜明反映。特别是关于中日战争，他写下的《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渡辽将军歌》等系列诗作，反帝卫国思想尤为突出。诗人在这类主题的作品里颂扬抗战，抨击投降，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和深挚的忧国焦思。其中不少篇章，规模宏伟，形象生动，表现出诗歌大家的气魄和功力。如《冯将军歌》中写到：“将军一叱人马惊，从而往者五千人。五千人马排墙进，绵绵延延相击应。轰雷巨炮欲发声，既戟交胸刀在颈。敌军披靡鼓声死，万头窜窜纷如蚁。十荡十决无当前，一日横驰三百里。”将中法战争中爱国将领冯子材鸷猛无前的英雄形象和冯军排山倒海的气势，活现在纸上。
黄遵宪早在《感怀》、《杂感》、《日本杂事诗》等作品中即批判陈腐事物，赞赏派遣留学生和日本明治维新等新事物。后来他更以饱满的热情讴歌变法维新，期望能通过变革使中华民族重新崛起：“黄人捧日撑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赠梁任父同年》）戊戌政变发生，他作《感事》、《仰天》等诗痛惜新政夭折，忧虞国家前途，百感交集，情思深挚：“忍言赤县神州祸，更觉黄人捧日难”（《感事》其八）。但他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己亥杂诗》第四十七首说：
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这种坚信变旧趋新的历史潮流不可扼抑的精神，贯穿在他的诗作中。
值得注意的是，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黄遵宪的诗歌，较早地描写了海外世界以及伴随近代科学而涌现的新事物，拓宽了题材和反映生活的领域，写出了古典诗歌所没有的新内容。他的《今别离》四首分别吟咏在出现轮船、火车、电报、照相和已知东西两半球昼夜相反的条件下，离别的新况味，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如其一：
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中心忧。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统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其他如《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四十），诗人将新学理融入诗意内涵以表现同种一家等人生理想和事物变化转换之理，一新诗境，别饶兴味。诗人在这首诗里说“足遍五洲多异想”，他从一个封建国家踏进资本主义世界，事事物物都触动他的诗心歌绪，把古人不曾接触的海外世界反映到中国诗歌中来。《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以流美豪宕的笔墨，勾勒出太平洋上夜航独有的情境。至如各国奇异的风光，如日本的樱花（《樱花歌》），伦敦的大雾（《伦敦大雾行》），巴黎的铁塔（《登巴黎铁塔》），锡兰岛的卧佛（《锡兰岛卧佛》）等，无不收摄在诗人的笔下。海外诗篇也涉及外国民俗与时事政治。《日本杂事诗》从多方面反映了日本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纪事》诗富有风趣地描写了美国总统大选时，共和、民主两党千方百计宣传自己、激烈争夺选民的情景。
黄遵宪说“风雅不亡由善作，光丰之后益矜奇”（《酬曾重伯编修》其二），他深知诗歌的生命在于变化与创造。他的诗就是在广泛吸取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本着“善作”的精神，沿着“矜奇”的趋势，推陈出新，加以创造，形成自己的独特面目。首先，他的诗虽然常有一种前瞻追求的浪漫豪情，但更主要的方面是真切的写实。他有不少宏篇巨制，篇幅都超越古人，往往自成某一方面小史，如《番客篇》近于华侨南洋开发史，《逐客篇》堪称赴美华工血泪史，《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不啻作者的家族史与童年生活史。他善于以细致的笔墨叙事、状物、写景，铺排场面，勾画人物，既内容丰富，又形象生动。如《渡辽将军歌》形象鲜明地刻画出吴大这个人物。吴本是湖南巡抚，喜好金石，中日战争爆发，恰好购得一枚汉印，印文为“渡辽将军”，自以为是封侯之兆，遂请缨出师。开篇写其出征的盛气：“闻鸡夜半投袂起，檄告东人我来矣。此行领取万户侯，岂谓区区不余畀！”豪气冲天。篇中写其朝会诸将的场面：
……岁朝大会召诸将，钢炉银烛围红毡。酒酣举白再行酒，拔刀亲割生彘肩。自言平生习枪法，炼目炼臂十五年。目光紫电闪不动，袒臂示客如铁坚。淮河将帅巾帼耳，萧娘吕姥殊可怜。看余上马快杀贼，左盘右辟谁当前。鸭绿之江碧蹄馆，坐令万里销锋烟。坐中黄曾大手笔，为我勒碑铭燕然！
吴大言不惭之态，不可一世之概，活龙活现。然而“两军相接战甫交，纷纷鸟散空营逃”。前之气势如虎，后之怯懦如鼠，在强烈的反差中有力地勾画出其丑陋形象。其次，为了表现丰富的现实内容，作者比较注意吸取古人以文为诗的经验，所谓“以单行之神运俳偶之体”，“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人境庐诗草自序》）。但取其长而避其短，在篇章结构上，注意波澜曲折，长而不板；叙写上多用比兴与描写，减少抽象直陈；议论尽量精要，并安置于描写之后，使之有水到渠成、画龙点睛之妙。再次，作者广泛采摘语言资料，“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人境庐诗草自序》），同时又不排斥“流俗语”（《杂感》其二）。这使他的诗歌词汇丰赡，富于表现力，典雅之中多生气与变化。但他用典雅词语过多，不免带来艰奥晦涩的缺陷。黄遵宪的诗“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体现了由旧到新的过渡。
○ 第二节 梁启超与新文体
思想界的陈涉 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提倡者、鼓吹者别具魅力的新文体 散文新体散文的历史意义及其影响。
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催化的又一文学变革是“文界革命”。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既是“文界革命”口号的提出者，又是新文体的成功创造者。他在戊戌前追随康有为，大力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政变后，流亡国外，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更加热情地宣传资产阶级文化思想，致力于开通民智的“新民”工作，这都促使他立意使文学成为思想启蒙的工具，因此他成为诗文小说戏曲革命的全面倡导者。而就其创作实绩来说，贡献最为突出、影响最为广远则在“文界革命”方面。他所创造的“新文体”散文，以比较通俗而富有煽动力的文字运载新思想，使他成为“新思想界之陈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他的这种“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清议报〉一百册祝辞……》）的文章也形成浩大的声势，震撼了当时的文坛。胡思敬说：“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戊戌履霜录·党人列传》）这种略有变革的文体成为我国散文由文言向白话过渡的桥梁，在近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梁启超自称“夙不喜桐城派古文”，早年宗尚“晚汉魏晋，颇尚矜炼”，到了撰写报章文字后，乃“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大体说出了“新文体”的特点。他的《少年中国说》、《过渡时代论》、《呵旁观者文》、《说希望》以及《变法通议》、《自由书》、《新民说》中的一些篇章都堪称“新文体”的代表作。如（说希望）：
希望者，制造英雄之原料，而世界进化之导师也。……呜呼，吾国其果绝望乎？则待死以外诚无他策。吾国其非绝望乎？则吾人之日月方长，吾人之心愿正大。旭日方东，曙光熊熊，吾其叱咤羲轮，放大光明以赫耀寰中乎！河出伏流，狂涛怒吼，吾其乘风扬帆，破万里浪以横绝五洲乎！穆王八骏，今方发轫，吾其扬鞭绝尘，与骅骝竞进乎！四百馀州，河山重重，四亿万人，泱泱大风，任我飞跃，海阔天空。美哉前途，郁郁葱葱，谁为人豪？谁为国雄？我国民其有希望乎，其各立于所欲立之地，又安能郁郁以终也！
有如悬崖飞瀑，奔腾而下。读之不禁令人升起希望之火，振起精神，奔赴而前。他的《少年中国说》以高度的爱国激情将少年之中国寄托于当时之少年，充满对未来的信心与展望。《呵旁观者文》把缺乏主人翁思想者的表现归纳为浑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待时派六种，—一加以严厉批判，指出或“不知责任”，或“不行责任”，如此必无法使国家“立于世界生存竞争最剧最烈”的大舞台，发人猛醒。《过渡时代论》指出中国正处于过渡时代，而过渡就是弃旧而立新，引导人们参与变革与建设现实的斗争。
梁启超新文体散文的特点，首先是比传统的古文语言通俗，条理明晰，所谓“平易畅达”；其次，它不避俚语俗言，并吸收外国语法，不分骈散与有韵无韵，所以词汇丰富，句法灵活，艺术手段多种多样，大大提高了散文的表现力；再次，自由大胆地抒写己见，“纵笔所至不检束”，思想新警动人；最后，笔锋充满感情，往往用铺排的笔墨以加强文章的煽动力、感染力。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以其思想之新颖、形式之通俗、艺术上之魁力，影响几乎整整一代人，也对“五四”文学革命有着影响。郑振铎说新文体文章“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是“五四”时期“文体改革的先导”。（《梁任公先生传》）
○ 第三节 近代后期散文
近代后期散文概观 康有为的政论文 谭嗣同冲决罗网的笔锋 严复与林纾，章炳麟的革命檄文
由于散文是宣传新思想最有力的武器，近代后期散文在思想政治领域震动甚大，成为文坛上的活跃角色。从文字深浅的角度来说，大体有三派：一、“新文体”派，以梁启超为代表；二、古文派，包括桐城馀劲的严复、林纾和尊崇魏晋文的章炳麟，他们虽坚持古文格调，思想却不再是封建的一套；三、白话文派，以全新的形式宣传新思想。从文体说，三者有守旧、革新之别；从思想说，则普遍趋新。其中白话文一派反映着散文变革的必然趋势，但在当时还处于萌芽阶段。白话文体也主要被视为思想启蒙的手段，很少有人从散文美学价值上认识它。古文派虽然还占有相当的势力，毕竟已不能与时代潮流合拍。因此在文坛上最有震撼力的是“新文体”派。
新文体散文，梁启超成绩最为辉煌。此外康有为、谭嗣同都可以说是“新文体”散文的前导。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气魄宏伟，识见深敏。其政论文往往放言高论，瑰伟恣肆。文体上，析理深透，逻辑谨严，不拘骈散，明白晓畅，与新文体颇多相近之处，如《上清帝第二书》、《上清帝第三书》、《上清帝第五书》、《上海强学会后序》、《应诏统筹全局疏》、《日本书目志序》等。《上清帝第二书》即著名的“公车上书”，文中以深刻的析理、贴切的比喻、充分的事证、铺张的叙说，详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必要性，极富说服力和鼓动性。
谭嗣同（１８６５～１８９８）是改良派中的激进分子，文章思想大胆，笔墨泼辣。他的《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徵》两万多字，畅论变法，抨击各种陈腐旧制和守旧谬论，锋芒逼人。其《仁学》一书，呼号冲决“俗学”、“君主”、“伦常”等一切罗网，是对君主专制、封建伦理及旧学的猛烈冲击。如《仁学下·三十一》谈君主的一段文字引朝鲜人语：“地球上不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作者指出朝鲜不像法国有民主思潮而有此说：“岂非君主之祸至于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任受耶？”对君主之害的攻击力度，不减于革命派。
严复和林纾都是思想上倾向于改良主义、文学上坚守桐城古文的人物，又都是近代著名的翻译家。严复（１８５３～１９２１）翻译了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等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按着“信、达、雅”的译述标准，“即义定名”，所拟译词既善传西学新概念的本义，又符合古文规范，毫无生硬杈桠之态，成为他译笔散文的重要特色。从甲午战后到戊戌变法期间，在国家和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严复写下《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一批政论文，揭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抨击君主专制以及“无实”、“无用”的旧学之害，疾呼变法图强，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代表了他的政论文的成就。如《辟韩》之批判君主制：
……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胃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君主专制制度的反动本质及其为愚民弱国之源，揭露无遗。他还常将中西对比起来讲，如《论世变之亟》中以两两相对的语句列述中西之异，增强了文章的明晰性与说服力。
林纾（１８５２～１９２４）从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开始陆续译出外国小说一百八十馀种。他不懂外文，由通外文者口述，他以古文笔录。其译文虽不尽忠实原文，但简洁传神，时杂谐趣，颇能传达原著的情味。林纾推崇《左传》、《史记》、《汉书》、韩愈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陈希彭《十字军英雄记序》引），他的译笔之妙得力于古代叙事文的深厚修养。由于他精研过古文，在一些小说的译序中，常将中外为文之用心加以对比，较早对中外文学比较研究做出了贡献。林纾自称对文章“未尝言派，而眼膺惜抱（姚鼐）者，正以取径端而立言正”，即使在这样的话里，也可以看出他对桐城派的看重。不过他不满意桐城派过于拘挛“义法”，而更为强调“意境”，认为意境是“文之母”（《春觉斋论文》），这使他的文章更重视形象与情境。他的文章接近于归有光，突出的特色是善于以含蓄隽永的笔墨造境叙情。《先妣事略》、《苍霞精舍后轩记》等无不如此。如后者写母病时，夫妇治庖情事：
……宜人病，常思珍味，得则余自治之。亡妻纳薪于灶，满则苦烈，抽之又莫适于火候。亡妻笑。母宜人谓曰：“尔夫妇呶呶何为也？我食能几，何事求精，尔烹任岂亦有古法耶？”一家相传以为笑。寥寥数语，情境毕现，而子媳敬母之深情，夫妇间的恩爱谐洽，老母对子媳的慈爱体贴，尽在不言中。此外，他的《冷红生传》紧紧扣住一个“情”字，刻画出作者情深“至死不易志”的品格；《徐景颜传》以简洁的笔墨记述中日之战中的烈士事迹，都写得光气内敛，富有馀味。
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著名学者。与当时大论争的形势相关，他特别看重论辩文，因此于古人文章中最推崇魏晋，认为魏晋文“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国故论衡·论式》）。他鼓吹革命和批判改良主义的议论文，如《客帝匡谬》、《正仇满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代议然否论》等，都有明确的针对性，以学识为根，析理深切，重证尚质，辩难有力，言辞明快，都明显地发挥了魏晋文的长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康有为讴歌保皇、盛赞立宪、恫吓革命的种种谬论，逐条批驳，理足事胜，无浮辞叫嚣，而自有一种锐不可当之势，“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他的《革命军序》肯定邹容《革命军》的“叫兆恣言”，主张对不觉醒的人们“震以雷霆之声”，则显示了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他赞赏一种通俗而富有鼓动性的文风。
○ 第四节 近代后期诗歌
康有为的浪漫主义歌唱 丘逢甲的爱国歌声 女侠秋瑾 南社诗人柳亚子与苏曼殊 同光体的诗歌主张与创作湖湘派与晚唐派
近代后期诗，改良派作家大体笼罩在“诗界革命”之下，个别作者仍固守同光体，革命派则以高昂的激情发出民主革命的高歌。改良派的作家除黄遵宪外，主要有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蒋智由、丘逢甲等，陈三立、刘光第、林旭则属于同光体，严复、林纾也颇受同光体影响。康有为、丘逢甲的诗歌成就尤为突出。康有为作为改良派的政治领袖，表现出横扫陈腐诗坛、开拓诗歌新境的叱咤文坛的气概：“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著元明”，他要创造一种“悱恻雄奇”的境界，“飞腾作势风云起，奇变见犹神鬼惊”（均见《与菽园论诗……》），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胸怀与气势，如《出都留别诸公》其二：
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这是他第一次上书为顽固派所阻出都抒怀之作。面对国势阽危、壮志受挫的现实，他没有自馁，而以天龙为骑，万灵为仪卫，独立高山之上，抚剑长号，千山风雨都以呼啸与他呼应。在雄浑的意象中，有一个自负可以呼唤风云、旋转乾坤的高大的诗人形象在。其他如《秋登越王台》的“腐儒心事呼天问，大地山河跨海来”；《过昌平城望居庸关》的“云垂大野鹰盘势，地展平原骏走风”；《登万里长城》其二的“清时堡堠传烽静，出塞山川作势雄”等，无不表现出这种雄浑磅礴的意象。此外，他的《苏村卧病写怀》、《闻邓铁香鸿胪安南画界撤还却寄》、《戊戌八月国变纪事》、《闻意索三门湾……有感》等，都富有现实感，充满忧国伤时之情。他流亡国外后，写下许多登临之作，即景生情，结合外国风物以抒慨。如《望须弥山云飞……》、《罗马访四霸遗迹》、《过比利时滑铁庐……》、《登巴黎铁塔顶……》等。《登巴黎铁塔顶……》结尾写从高俯瞰大地之感说：“汤汤太平洋，横海谁攫。我手携地球，问天天惊愕。”构思奇伟，感慨深沉。康有为的诗富于浪漫主义色彩，重在抒发主观感受，而在抒情写怀中，高视阔步，气魄宏伟，感情奔放，艺术上又出以雄奇的想象，瑰丽的语言，磅礴的意象，有一种雄奇壮丽的美。所以梁启超说他的诗“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清代学术概论》三十一），汪国垣也说其诗“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光宣诗坛点将录》），颇有屈原、龚自珍的影响。
丘逢甲（１８６４～１９１２）是台湾省人，清廷割让台湾，他抗日失败内渡，所写诗歌突出反映了失台的悲愤和光复乡国的心志。诗中的切肤之痛，啼血之悲，填海之志，感人至深。如《送颂臣之台湾》八首，其一云：“故乡成异域，归客作行人”；其五云：“鬼雄多死别，人士半生降”；其六云：“弃地原非策，呼天傥见哀。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非台湾故土之人身经抗战、亲历漂泊不易有此深切之言。又如《春愁》与《去岁秋初抵它江，今仍客游至此，思之怃然》其二两首绝句：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沦落天涯气自豪，故山东望海云高。西风一掬哀时泪，流向秋江作怒涛。
前首有杜甫“感时花溅泪”之境，写出台湾四百万人失台之悲愤。后一首以隐约的意象表现出作者如江涛海潮般汹涌澎湃的恢复之志。其他如《铁汉楼怀古》、《往事》、《秋日过谒张许二公及文丞相祠》、《梦中》等，无不如此。所以柳亚子评他的诗说：“战血台澎心未死，寒笳残角海东云。”（《论诗六绝句》其五）丘逢甲自言“笔端浩气满乾坤，桑海归来义愤存”（《林氅云郎中鹤年寄题……遥答》其二），所以诗笔雄健凌厉，气足势刚，很受当时人的称誉。梁启超称他为“诗界革命一钜子”（《饮冰室诗话》），柳亚子甚至说：“时流竞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论诗六绝句》其五）。
２０世纪初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革命诗人，有章太炎、秋瑾、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黄节、马君武、周实、宁调元等。其中突出的是革命巾帼英雄秋瑾、南社领袖柳亚子和社员苏曼殊。秋瑾（１８７５～１９０７）是近代妇女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先锋，她在新思潮的鼓荡下，以一女子只身留学日本，投身于革命事业：“雄心壮志销难尽，惹得旁人笑热魔”（《感时》）。她的诗激荡着挺身救国的激情：“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杞人忧》），“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感事》）。她二十馀岁即怀抱为救国而不惜牺牲的壮志，曾说自庚子以来，已置生命于不顾。又说男子为革命而献身如沈荩、史坚如、吴樾“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致王时择书》），其献身精神与谭嗣同前后辉映。这种精神使她的诗充满壮烈情怀，常常表现出一种勇往直前，誓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撼人心魄的力量。如《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挤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其他如《吊吴烈士樾》、《宝刀歌》等无不显示了这样的特色。她的诗洋溢着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激情，既有坚定的理想追求，又有凌厉的气势，独具一种巾帼英雄的雄豪气概。所谓“朗丽高亢”，“有渐离击筑之风”（邵元冲《秋侠遗集序》）。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日益高涨，为了团结革命文学力量，“作海内文学之导师”（高旭《南社启》），宣统元年（１９０９）由陈去病、高旭、柳亚子发起，成立了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以“南”名社，对北而言，寓有对抗清朝政府之意。第一次雅集有１７人参加，其中１４人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前，社员发展到二百馀人；辛亥后，更剧增至一千多人，网罗了绝大多数革命文化人，成为民主革命派的文化大军。
南社的代表作家是柳亚子（１８８７～１９５８）。作为革命文学家，柳亚子在文坛上表现出极大的革新勇气。他对晚清几个守旧的诗派，无不给予尖锐的批评，指斥以王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派的刻板拟古“古色斓斑真意少”；以郑孝胥、陈三立为代表的同光体“枯寂无生趣”；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晚唐诗派“淫哇乱正声”（见《论诗六绝句》其一、其二）。他主张在革命洪流日益汹涌澎湃的时代里，应将“国恨家仇”“发为文章，噌镗答，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天潮阁集序》），也就是应使诗歌成为唤醒民众、鼓吹革命的武器。他之提倡唐音，就在于唐诗风调适于表现蓬勃的革命豪情，同时又可与当时遗老派诗人宗尚的同光体相对抗。
柳亚子的诗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号角，集中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题，充满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激情。作于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的《放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衰弱的根源在于专制统治：“上言专制酷，罗网重重强。人权既蹂躏，天演终沦亡。”他在诗中呼号吸收卢梭思想，实行民主革命：“《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昌。胚胎革命军，一扫秕与糠。”他的诗中充满对革命的焦灼渴望与期待。《元旦感怀》云：
希望前途竟若何？天荒地老感情多。三河侠少谁相识，一掬雄心总不磨。理想飞腾新世界，年华孤负好头颅。椒花柏酒无情绪，自唱巴黎革命歌。“巴黎革命歌”即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战歌《马赛曲》。为激励革命精神，他甚至超越一般局限，讴歌太平天国的革命业绩：“旗翻光复照神州，虎踞龙蟠拥石头。但使江东王气在，共和民政自千秋。”（《题太平天国战史》）他的《吊刘烈士炳生》、《吊鉴湖秋女土》于对革命烈土的沉痛哀悼中寓有奋发继成大业的豪情。如《吊刘烈土炳生》中说“尚有椎秦遗恨在，闻鸡起舞亦因缘”，“何时北伐陈师旅，拨尽阴霾见太阳”。辛亥革命后，他一心捍卫革命果实，当袁世凯愈来愈猖狂地向革命进攻时，诗人写下横眉冷对的诗作《孤愤》：
孤愤真防决地维，忍抬醒眼看群尸？美新已见扬雄颂，劝进还传阮籍词。岂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时。宵来忽作亡秦梦，北伐声中起誓师。直刺阴谋称帝的元凶以及谄附群小，不啻一篇讨袁的檄文。
柳亚子在南社成立的虎丘雅集上赋诗说：“莫笑过江典午鲫，岂无横槊建安才！”柳诗的基调正有横槊赋诗的气概。他的诗以近体为主，尤以七律七绝为多，喜欢用事，文辞典雅，但在严整的格律中有一股激昂豪宕之气，富于革命浪漫主义气息。
苏曼殊（１８８４～１９１８）是南社诗人中更富诗人气质的作家。他以小诗见长，或抒慨时之情，或写自然风物，清灵隽永，柔婉动人。前者如《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后者如《淀江道中口占》：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孤村隐隐起微烟，处处秧歌竞种田。羸马未须愁远道，桃花红欲上吟鞭。
诗情意缠绵，画面鲜明，但多感伤情调。
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前后，近代后期的一些学古诗派在诗坛上更加活跃起来。陈衍从光绪九年到十二年，日渐鲜明地打出“同光体”的旗号。光绪十二年王运在长沙创立碧湖诗社，汉魏六朝派开始壮大。同年，易顺鼎在苏州创立吴社联吟，一时颇盛，他与樊增祥齐名，皆以学晚唐香艳体为主，于是晚唐诗派也角逐诗坛。其中同光体诗人最多，影响最大，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白话诗兴起，仍以旧体诗的代表与之对峙发展。
“同光体”的代表作家有沈曾植、陈三立、陈衍等。陈衍（１８５６～１９３７）又是这一派的理论家。“同光体”是指“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一派诗人。所谓“不专宗盛唐”，有两方面含义，一是隐隐与专宗盛唐的明七子相对，所以它是道光、咸丰以来宋诗运动的继续；一是指其诗歌宗尚大大扩展，超逸盛唐，上探晋宋，下及中晚唐、北宋。陈衍提出“三元说”（《石遗室诗话》卷一），即上元盛唐之开元，中元中唐之元和，下元北宋之元。沈曾植提出“三关说”（《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即作诗要通过宋之元、唐之元和、南朝刘宋的元嘉三关。这个诗歌流派学古的主要宗尚在宋，而其学古的主要精神则强调创造。陈衍说“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馀地”（《石遗室诗话》卷一），“力破馀地”就是他们要发扬的主要精神。所以他们强调学古而不呆板摹古，要有开拓创造。同光体诗人因其具体宗尚不同，又有闽派、浙派、江西派之分（钱仲联《论同光体》）。陈衍将道光以来宋诗运动的诗歌分为“清苍幽峭”和“生涩奥衍”两派，前者“体会渊微，出以精思健笔”；后者“语必惊人，字忌习见”。（《石遗室诗话》卷三）大体说来，闽派近于前者，浙派、江西派近于后者。
同光体的突出作家当推江西派的陈三立、浙派的沈曾植、闽派的郑孝胥。他们都同情和拥护变法维新，也都写下一些富有现实内容的诗作，如陈三立（１８５２～１９３７）的《园馆夜集闻俄罗斯日本战争甚亟感赋》、《晓抵九江作》；沈曾植的《夜哭》、《简天琴》等，表现了忧国伤时的感情。艺术上则各有不同的特色。陈三立被近代宋诗派诗人推为宗师，他赞赏黄庭坚“刻造化手，初不用意为”（《漫题豫章四贤像拓本》其三），追求一种精思刻练、奇崛不俗而又能达于自然不见斧凿痕迹的境界。其《十一月十四夜发南昌月江舟行》曰：“露气如微虫，波势如卧牛。明月如茧素，裹我江上舟。”比喻、描写都超逸庸常，而又如出自然，不见刻炼之迹，反映了这种艺术努力的成果。不过，他的诗多数奇奥难读。沈曾植（１８５１～１９２２）曾被陈衍称之为“同光体之魁杰”（《沈乙庵诗序》）。他学识渊博，诗作突出体现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合一。张尔田说他的诗“以六籍百氏叶典洞笈为之溉，而度材于绝去笔墨畦町者，以意为︼，而以辞为辖”（《寐叟乙卯稿后序》），颇能得其要点。他的诗“雅尚险奥”，大多“聱牙钩棘”，其“时复清言见骨，诉真宰，荡精灵”（陈衍《沈乙庵诗序》）之作，颇能体现他作诗的功力。如《道中杂题》其一：“榆叶乾青柳叶黄，淡云斜日蜀东冈。秋心总在无人处，坐看凫翁没野塘。”用笔沉炼而文不奥衍。富有诗情意趣。郑孝胥（１８６０～１９３８）在闽派中艺术成就最高，陈衍说“清苍幽峭”一派，以他“为魁垒”（《石遗室诗话》卷三）。他主张诗歌要“兴象才思两相凑泊”（陈衍《海藏楼诗叙》），其诗富于兴象，而笔墨清隽峭硬。如《十一月二十三日出京道中杂诗》其十七：“扬州在何许？帆影乱烟树。南风且莫竞，我欲过江去。”
王运（１８３３～１９１６）是标举汉魏六朝的领袖人物。他认为“诗法既穷，无可生新”（《论作诗之法》），摹古是必然的，而认为汉魏六朝诗法最高，合于“以词掩意，托物寄兴”，而非“快意骋词”，“以供世人之喜怒”（《湘绮楼论诗文体法》），故以之为典范。但他主张模拟的是“诗法”，非全袭古意，所以提出“不失古格而出新意”（《论作诗之法》），故“其所作于时事有关系者甚多”（陈衍《近代诗钞·石遗室诗话》）。如名篇《圆明园词》即反映了英法联军侵华的大事件。但其诗毕竟规古过甚，面目陈旧，所以柳亚子批评他“古色斓斑真意少”（《论诗六绝句》）。汉魏六朝派诗人还有邓辅纶等。
晚唐诗派的代表人物是樊增祥和易顺鼎。他们都是有才华的人物，易才尤高。他们的诗主要是学晚唐香艳体，对仗工巧，辞藻华美，喜欢用事。二人亦有爱国情怀，不乏感伤时事之作。如樊增祥的《闻都门消息》写庚子事变，句云“犬衔朱邸焚馀骨，乌啄黄骢战后疮”、“娥眉身世唯青冢，貂珥门庭但落花”等，属对精工，不过笔墨过于雕琢刻镂，用以反映惨酷的现实，情味并不完全相宜。易顺鼎诗多为行役游览之作，反映时事的诗以甲午战争为最突出，如《感时四首》云：“有客南冠甘效死，泪痕盈毗血盈腔。”（其四）《自关入都道中八叠韵》之一曰：“薰天媪相空持国，割地儿皇尚纪年。”感情激愤，词语激烈。其诗过于追求对仗、用事等技巧，有时几乎流于文字游戏。
○ 第五节 近代后期词
近代后期词的创作倾向 “清季四大词人” 异军突起的文廷式
近代后期词，紧承前期的发展，出现冯煦、谭献、陈锐等词人。其间被称为“清季四大词人”的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以及异军突起的文廷式最为突出。近代后期词的创作基本是在常州词派理论的笼罩之下，推尊词体，既讲求词的传统艺术轨范，又重视词的厚重内容，不把词视为“诗馀”小道。清季四家面临更形阽危的国势，都具有爱国感情，又大都赞成变法维新，企望自强。他们在戊戌、庚子前后的词作不乏忧世伤时之慨。辛亥以后，则思想落伍，多有遗老情绪。
清季四家中，王鹏运（１８４８～１９０４）年岁最长，为词亦早，有领导风气的作用。中日战争时，侍御史安维峻上疏弹劾李鸿章，语涉对慈禧的微讽，被革职发往军台，王写下《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谪戍军台》一词：
荷到长戈，已御尽、九关魑魅。尚记得、悲歌请剑，更阑相视。惨淡烽烟边塞月，磋蛇冰雪孤臣泪。算名成、终竟负初心，如何是？天难问。忧无已。真御史，奇男子。只我怀抑塞，愧君欲死。宠辱自关天下计，荣枯休论人间世。愿无忘、珍惜百年身，君行矣。词中回忆他们清流议政的豪慨，对安维峻救国“初心”落空无限惋叹，面对“天难问、犹无已”的形势，大胆赞誉安敢斥重臣、触逆麟，是“真御史，奇男子”。“宠辱”二句尤见以国事为重的高尚品格。其他如《祝英台近·次韵道希春感》、《点绛唇·饯春》、《浪淘沙·心事共疏檠》等将感情与物象融化为一，境界浑成，表现了他词作的艺术成就。王词总的格调豪健疏畅，密而不涩，朱祖谋赞其“得象每兼花外永，起孱差较茗柯雄”（《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
朱祖谋（１８５７～１９３１）被叶恭绰称为“词学之一大结穴”（《广箧中词》卷二）。其《鹧鸪天·九日丰宜门外过裴村别业》、《减字木兰花》其五“盟鸥知否”都是伤悼“戊戌六君子”的刘光第。前者曰“红萸白菊浑无恙，只是风前有所思”，以极淡之语隐微地写出极深之情。其《鹧鸪天·庚子岁除》云：似水清尊照鬓华，尊前人易老天涯。酒肠芒角森如戟，吟笔冰霜惨不花。抛枕坐，卷书嗟。莫嫌啼煞后栖鸦。烛花红换人间世，山色青回梦里家。
他那“森如戟”的酒肠，“惨不花”的吟笔，正是国事撑胸的表现，末二句表现了失望思归的情绪。他的词较之王鹏运多些书卷气，词语刻练未免有伤自然。郑文焯（１８５６～１９１８）最精音律，作词讲求选辞切律，易顺鼎称他的词“体洁旨远，句妍韵美”（《瘦碧词序》）。如《浣溪沙·从石楼石壁往来邓尉山中》：“一半梅黄杂雨晴，虚岚浮翠带湖明，闲云高鸟共身轻。山果打头休论价，野花盈手不知名，烟峦直是画中行。”其庚子前后所写的《贺新郎·秋痕》、《汉宫春·庚子闰中秋》等感时伤事，都情足意满。
况周颐（１８５９～１９２６）更多名士气，早年填词主性灵。叶恭绰称他的词“寄兴渊微，沉思独往，足称巨匠”（《广箧中词》卷二）。其词炼意炼句而不失自然。如《南乡子》：“秋士惯疏萧，典尽裘饮更豪。况有鸾笙丹凤，良宵。不放青灯照寂寥。一笠一诗瓢。随分沧洲听雨潮。何止黄花堪插帽，娇烧。江上芙蓉亦后凋。”活画出一个狂放名士的形象。他的《苏武慢·寒夜闻角》、《水龙吟》“声声只在街前”则都是伤时之作。
文廷式（１８５６～１９０４）为爱国志士，“帝党”人物，因反对中日和议，支持变法维新而被革职，忧伤憔憔以终。他的词作更富有时代感。他论词反对“意多柔靡”，“声多单缓”，“用字则风云月露、红紫芬芳”，强调思想内容和气势，要写出“照天腾渊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极之志，甄综百代之怀”（均见《云起轩词自序》）的词作。他不尚苟同，不重戒律，不拘一格，自写胸臆，豪迈劲健，而又颇注意词的艺术表现，故能独张一帜。陈锐评其词“有稼轩、龙川之遗风，惟其敛才就范，故无流弊”（《Ｂ１碧斋词话》）。朱孝臧题其词集称“拔戟异军成特起”，“兀傲故难双”（《︹村语业》卷三《望江南》）。
文廷式反映时事的词，如《翠楼吟·岁暮江湖，百忧如捣，感时抚己，写之以声》：
石马沉烟，银凫蔽海，击残哀筑谁和？旗亭沽酒处，看大め、风樯轲峨。元龙高卧。便冷眼丹霄，难忘青琐。真无那、冷灰寒柝，笑谈江左。
一，能下聊城，算不如呵手，试拈梅朵。苕鸠栖未稳，更休说、山居清课。沉吟今我，只拂剑星寒，欹屏花妥。清辉堕，望穷烟浦，数星渔火。词中滚动着“感时抚己”的哀愤，心系朝廷国事，却不被容于朝廷，袖手江湖，又不能忘情国事，一边说“不如呵手，试拈梅朵”，一边还是“冷眼丹霄，难忘青琐”，声情凄厉感人。他的《广谪仙怨》词说“相臣狡兔求窟，国论伤禽畏弦”，尖锐地揭露出甲午战争后朝廷对舆论的压制与谋国大臣的卑琐。其《水龙吟》曰：
落花飞絮茫茫，古来多少愁人意。游丝窗隙，惊飙树底，暗移久世。一梦醒来，起看明镜，二毛生矣。有葡萄美酒，芙蓉宝剑，都未称，平生志。
我是长安倦客，二十年、软红尘里。无言独对，青灯一点，神游天际。海水浮空，空中楼阁，万重苍翠。待骖鸾归去，层霄回首，又西风起。志士不得施展报国之怀的无比压抑之感，喷薄纸上。末二句显有所指，当是影指慈禧的干政。其他如《贺新郎·赠黄公度观察》、《鹧鸪天·赠友》、《蝶恋花·九十韶光如梦里》等词，都感情激越，而表现得不率不露，将深忧大愤寓于悲凉凄怆的意象之中。胡先说：云起轩词，“意气飙发，笔力横恣，诚可上拟苏、辛，俯视龙洲。其令词丽婉约，则又直入《花间》之室。盖其风骨遒上，并世罕睹，故不从时贤之后，局促于南宋诸家范围之内，诚如所谓美矣善矣”。（《评文芸阁云起轩词钞·王幼遐半塘定稿剩稿》，《学衡》第２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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