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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１８４０）前后到中日甲午战争（１８９４）的近代前期是“千古未有之变局”的前一阶段。随着民族危机、封建统治危机的加深，经世思潮蓬勃发展，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复杂的分化。与此相应，诗词文创作也流派纷呈，新旧交错。在传统的文坛上，宋诗派兴起，常州词派继续发展，桐城派在努力扩大其影响领域后出现湘乡派。这些文学流派在新的形势下，虽然都有一定的变化和成就，但总体说来，思想基础比较陈旧，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及其诗文表现出反对封建文化的激进色彩，在天国势力所及的地域内给旧文化以重大冲击，但随着天国的被镇压而未能发生重要影响。本时期成就显著，反映了时代的新变化，并对后来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异军突起的一些经世派作家，他们以符合时代前进步伐的新思潮和高度的爱国激情，在诗词文各方面都唱出了新声，改变了文坛旧貌，翻开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龚自珍、魏源、王韬等是其代表，龚自珍尤为其中的佼佼者。
○ 第一节 龚自珍的思想与创作道路
张扬个性与理性的“尊情”与“尊史” 以“史官”自处的社会批判精神睥睨“乡愿”的“怪魁”
龚自珍（１７９２～１８４１）字瑟人，号定，别署羽岑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道光九年（１８２９）中进士。曾先后任宗人府及礼部主事等职，终其一生不出地位卑微的小京官。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因忤其长官辞官南归，两年后，暴卒于丹阳。有《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是在近代历史开端之际得风气之先的杰出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他的思想明显受到明中叶以来伸张个性思潮的影响，重情、重童心，强调“人”、“我”与“心之力”的作用（《壬癸之际胎观第一》、《第四》），反对压制与束缚，倡言“好削成，大命以倾”（《削成箴》），具有鲜明的个性解放倾向。在乾嘉汉学极盛的学术风气和家学传统的影响下，他在汉学方面也有一定造诣，但并不为其所囿。他崇尚经今文学，密切关注现实，讥切时政，在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中，崇史尊史，从历史中汲取理性，有很高的理性自觉：“虽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审而后许其然”。（《文体箴》）所有这些都表现出突出个性、自我与理性而与封建专制主义处于某种矛盾状态，富有叛逆色彩，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启蒙思想家。
龚自珍面对衰世，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他以当代的史官自居，激浊扬清，始终把文学作为批评现实的武器。他思想早熟，２５岁以前已经写出《明良论》、《尊隐》、《乙丙之际箸议》等文，揭露危机，鼓吹变革，呼唤风雷，憧憬未来，思想深刻，锋芒逼人。２９岁后步入官场，不能不稍敛锋芒，常常引起内疚，慨叹“文格渐卑”（《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其二）、“诗渐凡庸”（《己亥杂诗》六五）。实际上他写下的一系列大胆建白文章，诸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上大学士书》等，无不关系国家安危及内政改革的大事，贯穿着批评与变革精神。在相对自由的诗歌领域更是“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其十四），落笔便不能不尖锐。当他结束２０年仕宦生涯，辞官南归，还表示要“狂言重起廿年”（《己亥杂诗》十四），再度发挥２０年前在野的自由批评的锋芒。龚自珍的诗文是他社会批判的产物，紧密围绕社会政治这个轴心，彻底打破了嘉庆以来文坛的平庸风气，体现出时代精神，成为近代文学的开山。
龚自珍的个性，自尊自信，傲岸不羁，颇似李白，而又多一层“横霸”之气。他平视一切，常常几乎是站在与现实统治对等的立场上指手画脚。这自然不为当时社会所容，被视为狂怪。吴中名儒王芑孙针对他“病一世人乐为乡愿”的激烈态度，劝戒他不要作“怪魁”：“乡愿犹足以自存，怪魁将何所自处？”然而正是这远远超出庸俗士夫之上而不容于封建之世的“怪魁”，显示出了龚自珍的真实面貌与价值。
○ 第二节 龚自珍的散文
清代散文的转折 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抗争 危机与变革意识 个性解放的呼喊“横霸”之气与震撼力 诡异奇崛的风格
从清中叶以来，散文领域为桐城派古文所笼罩。桐城派古文理论的“义法”，限制了散文的活力。龚自珍受经世思潮的鼓荡，提倡古人“忽然而自言”，“毕所欲言而去”（《绩溪胡户部文集序》）的精神，主张摆脱一切束缚，畅所欲言。他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周秦诸子散文无所拘忌的创造精神，以自由活泼的体式大胆地抒写自己的真知灼见和真情实感，开创了经世散文的新风，标志着清代散文的转折。
龚自珍的时代，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已经衰朽，迫切需要变革，但专制统治压制言论，摧抑人才，造成官僚平庸，士风委靡，堵塞了变革新生之路。龚文的突出内容就是揭露专制统治的腐朽本质及其必然没落的命运，呼号变革，憧憬未来，反映了时代的重大课题。《明良论四》、《古史钩沉论一》、《京师乐籍说》、《乙丙之际箸议第七》、《乙丙之际箸议第九》诸文抨击专制统治者牵制手脚，摧锄士气，排摈议政，扼杀人才，从多侧面揭露出专制统治扼杀生机、阻碍社会发展的腐朽本质，并正告统治者变则存，不变则亡：“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
他的《尊隐》一文深刻地表现了对大变革的预见与憧憬。所谓“隐”是指失落在野的人物。文章首先提出“山中之傲民”与“山中之悴民”，前者隐居傲世，后者学识道德备于一身而徒憔悴于山中。作者显然不满意这二者的道路，提出“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其生者时也”，主张君子应该重“生”，要察“时”以“大乎其生”，即发挥“生”的价值。文章描写了士在国家初、盛、哀三个时期的遭遇，重点则放在衰世，着重描写这个时期代表现实统治的“京师”力量与被排挤在野而体现社会生机的“山中之民”力量的消长变化。“京师”一片“日之将夕”的垂死气象，不仅皇族、世宦之家不再生才，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也都被拒之门外，只有“丑类窳╃、诈伪不材”充斥其中。因此京师之气泄而聚于野，京师贫而四山实，国家的重心转移到了山中。终于山中有大声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这就是改朝换代的到来。文章结尾提出“横之隐”与“纵之隐”。山中之民“能大其生以察三时”，变革现实，在历史上占有一段空间，是“横天地之隐”，作者热情讴歌他们说“百媚夫不如一猖夫”，“百酣民不如一瘁民”，“百瘁民不如一之民（即‘山中之民’）”；而对于明察历史、掌握大道、知时知世而不能成为改造现实的物质力量的“纵之隐”，虽也持肯定与赞扬态度，却为其不被人所认识、不能有实际作为而感到孤独悲凉，表现了对像作者自己这样人物的惆怅之情。这篇文章出以寓言形式，汪洋恣肆，动人心魂。特别是描写衰世的一段文字，构思不凡，想象奇特，语言诡异，笔墨纵恣，将两种力量的对比，铺排至十几个层次，洋洋洒洒，一气而下，瑰奇动人，颇有《孟子》的气势，《庄子》的奇诡，《离骚》的瑰丽，突出表现了龚文奇谲壮伟的特色。
与反对专制束缚相关，龚自珍的散文也表现了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病梅馆记》是最集中的体现。文章采用比兴手法，以梅为喻，力斥为了“文人画士”的“孤癖之隐”，将梅斫正，删密，锄直，遏其生气，使之成为病梅。他立誓加以疗治，“解其棕缚”，必“复之全之”而后已，表现了反对摧残自然生机、保护个性自由的坚定态度。文章比兴贴切，生动引人。他的一些传记文如《记王隐君》、《吴之癯》等，着重刻画人物奇崛不俗的个性，反映了同样的精神。
龚自珍散文的主要特点是识深、气悍而风格瑰奇。他以“幽光狂慧”（《又忏心一首》）透视现实，认识深邃，多透底之言，发人猛醒，读之“若受电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他的散文在后来发生了重要影响，基础即在于此。龚自珍说他自己“气悍心肝淳”（《十月廿夜……书怀》），“气悍”便不免横眉冷对，故其“文笔横霸”（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具有凌厉的气势与震撼力。龚文在艺术表现上，刻意追求不恒常的构思与不恒常的语言表现，不落窠臼，想象奇特，文笔纵恣，形成诡异奇崛的独特风格。《尊隐》之写“山中之民”，《乙丙之际塾议三》之写书狱，《送歙吴君序》之写世无奇才等，无不如此。这使他的一些文章能突破一般的论议和记事的模式，富有杂文的色彩，文学意味更浓，在中国散文史上有其独特的贡献。
○ 第三节 龚自珍的诗、词
封建末世的镜子 呼唤风雷与人才 压抑与解脱 心的复归 龚自珍的新词风
龚自珍也是首开近代新诗风的最杰出的诗人。他自称“精严”的少作大都佚失，今存的六百多首诗，主要是３０岁以后的作品，同样堪称“精严”。他的诗与散文一样，紧紧围绕现实政治这个中心，或批判，或抒慨，富有社会历史内容，为有清一代所罕见，一新诗坛面貌。
龚自珍以深邃的史识为诗，撕下“盛世”的面纱，把清王朝统治的腐朽本质及其没落形势，清晰地揭示给人们，特别具有警世、醒世和惊世的力量。《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其十二曰：
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忽忽中原暮霭生”，即《尊隐》中所谓的“日之将夕”，以高度概括的诗句形象地表现出清王朝没落的形势与气氛，可与唐代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媲美，不过现在连那将落的夕阳也没有了，只是“暮霭”蒸腾即将进入暗夜了。造成这种情势的根源，在于清王朝统治的腐朽与专横。《咏史》诗说：“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箸书都为稻粱谋。”地方上是幕府中帮闲人物操纵一切，朝廷里是皇帝左右亲贵把持大权，这就是政治现状。而一般官僚文士慑于文字狱，不敢议论国家大事，著书为文不过是为衣食打算。高压专制把人们变成浑浑噩噩的庸才，全无生气，这又是一般士风的现状。国家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一步步日薄西山。作者深知前途与希望在于风雷飙发，人才蔚起，以强有力的变革使社会重获生机，因而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己亥杂诗》一二五首：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这富有震撼力的诗句，包含着深邃的意蕴。这里所谓的“人材”，就是《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所说的“才士”、“才民”，《京师乐籍说》中所称的“豪杰”，《尊隐》中所讴歌的“山中之民”。他们是不受统治者愚弄而能够打破万马齐喑局面、掀起风雷、改造现实的力量。作者的《西郊落花歌》以奔放酣畅的笔墨热情歌咏落花，也是对人材的颂美：“如钱唐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奇龙怪凤爱漂泊，琴高之鲤何反欲上天为？玉皇宫中空若洗，三十六界无一青蛾眉。”“落花”就是“奇龙怪凤”，是被统治者排斥的奇才，他们都从“玉皇宫中”“飘泊”下来了，那里已经“空若洗”，而人间则出现了宏伟壮丽的奇观。
诗人的拔俗特立，在当时的社会里是孤立无援的，“侧身天地本孤绝”，他的不少抒怀诗，充满奇才忧国伤时而不容于世的压抑感、孤寂感。《夜坐》云：
春夜伤心坐画屏，不如放眼入青冥。一山突起邱陵妒，万籁无言帝坐灵。塞上似腾奇女气，江东久陨少微星。平生不蓄湘累问，唤出娥诗与听。
在难以忍受的压抑情境中，诗人想放眼青空一舒心绪。然而入眼的景象，是庸才妒抑奇才，是万马齐喑而只有朝廷一种声音，是边域将有事而中原人材寥落的倾危形势。屈原曾作《天问》，诗人知道他所面对的现实是“天问有灵难置对，阴符无效勿虚陈”（《秋心》其二），提出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向月亮倾诉一下心曲算了。此中含有多少深沉的感愤！这里抒发的感情迥异于一般士子的不遇之叹。在极度压抑之中，作者有时也追求某种精神上的解脱，《能令公少年行》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也是一篇具有魁力的奇作。它以流丽的长篇歌行酣畅淋漓地描写出一个想象中的太湖隐居天地，它高雅脱俗，自由纯洁，优美充实，与污浊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与诗人常常在诗中呼唤童心、怀恋真情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己亥杂诗》一七０首说：“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在名场中周旋，有时不能不装呆卖傻，所谓“痴”；有时又不得不耍弄狡狯，所谓“黠”，真个是“客气渐多真气少，汨没心灵何已”（《百字令·投袁大琴南》）。诗人十分厌憎这种逐渐失去真人面目的生活，也是个性解放精神的一种体现。
批判、呼唤、期望，集中反映了诗人高度关怀民族、国家命运的爱国激情。直到他辞官南归之日，还唱出“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五）的动人诗句，即使已是落花身世，仍要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去培植新的花朵。
龚自珍的诗歌与散文一样富有开创性。他的诗基本不出旧体范围，也可以明显看出受到前代一些作家的影响，但他吸收前人的滋养而如蜂酿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路数。他的诗主要是围绕社会政治着议抒慨，基本倾向是重意而多陈述的笔墨。但他着议抒慨，既富有概括力，含意深远，又多出以象征隐喻，富有形象性。如《秋心》其一：
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当腰。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悼念奇才友人的亡故，抒发忧时的深怀，全都出之以陈述式笔墨。然而以“秋心”指愁绪，以“秋魂”指逝者，以“郁金香”、“古玉”写亡友的品德，以“气寒”喻西北的严重形势，以“何人剑”感慨报国乏人，以“箫”声寥落言哀时之士的匮乏，以“斗大明星”无数言庸才充斥，以“月”坠林梢言才友沦亡，思想深刻，形象鲜明，感情浓挚，意象含蓄，耐人玩味。诗中的形象事物大半是用为象征隐喻，而非意在描写其本身。这种艺术表现上的特点广泛地体现在作者常用的“剑”、“箫”、“落花”、“春”、“秋”等意象上。如“剑”之代表功业报国的壮怀，“箫”之代表忧国伤时的情思等。龚诗既是政治家历史家的诗，又是真正诗人的诗。其浓郁的诗情近唐，以表意与陈述为主近宋，近唐而不流于兴象空浮，近宋而不流于枯瘠乏象，他融会了唐音、宋调的优点而避其流弊，以宋诗的面子包裹唐诗的里子，有独特的创造，自成一路，为古典诗歌艺术作了很好的总结。
龚自珍自称“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自春徂秋，偶有所触……》其三），其诗多用象征影喻，想象奇特，文辞瑰玮，接受庄子与屈原的影响较大，然而其中贯穿一种诗人独有的凌厉剽悍之气，所谓“以霸气行之”（谭献《复堂日记》），因此晶光外射，飞动郁勃，富有力度。如“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梦中作四截句》之二），“西池酒罢龙娇语，东海潮来月怒明”（《梦得“东海潮来月怒明”之句……》），“畿辅于山互长雄，太行一臂怒趋东”（《张诗ぎ前辈游西山归索赠》），“猛忆儿时心力异，一灯红接混茫前”（《猛忆》）等，其中展示出来的剽悍奇丽之美，在古人诗中是少见的。从这一方面说，又是对古代理想化诗歌艺术的总结与发展。
龚自珍从１９岁开始填词，早年与晚年词作较多，共存词一百五十馀首。词在传统上就是抒情的，龚自珍尤其把词作为抒情的工具。他的《长短言自序》即提出尊“情”，把自己所作的词视为“爰书”，即感情的供辞。因此他的词主要抒写理想的憧憬、失落的感慨以及乡情友思等。如《桂殿秋》：
明月外，净红尘，蓬莱幽四无邻。九霄一派银河水，流过红墙不见人。惊觉后，月华浓，天风已度五更钟。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扃几万重？
词以夜梦之蓬莱仙境作为理想追求的目标，表现了一种难料前程的迷惘。据龚橙手抄词，此词为作者１９岁所作。段玉裁评作者的早期词说“银碗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怀人馆词序》），大约即指这一类。又《减兰》词：
人天无据，被侬留得香魂住。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十年。十年千里，风痕雨点斓斑里。莫怪怜他，身世依然是落花。
词前序曰：“偶检丛纸中，得花瓣一包，纸背细书辛幼安‘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阕，乃是京师悯忠寺海棠花，戊辰暮春所戏为也，泫然得句”。戊辰为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词言“十年”，如系实数，则为嘉庆二十二年，作者２６岁，尚未中举。他面对十年前的一包海棠花瓣，想到自己十年来，在风雨落花中南北奔波不已，仍是飘零的落花身世，不禁泫然涕下，多一层怜惜之情。触物伤怀，情物相互映发，分外感人。《丑奴儿令》说：“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都是相类的感慨。龚自珍以诗笔为词，直率真切地抒情，不拘声律，发扬豪放派词的精神。开创了经世派作家的新词风。
○ 第四节 反帝爱国诗潮
广泛汹涌的反帝爱国诗潮 魏源与林则徐
“七万里戎来集此，五千年史未闻诸”（黄遵宪《和锺西耘庶常德祥津门感怀诗》其八），西方国家的入侵，引起中华民族的极大愤慨与震惊，成为诗心歌怀所系。与龚自珍同时或稍后而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一批诗人，如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朱琦、姚燮、鲁一同、贝青乔、金和等，无不表现出激烈的反帝情绪，形成汹涌澎湃的爱国诗潮。他们的作品除反映民生疾苦外，焦虑阽危，痛斥侵略，抨击投降，讴歌抗战，表现了中华民族反对侵略、热爱祖国的崇高感情。如张际亮的《浴日亭》、《迁延》，朱崎的《感事》、《关将军挽歌》，姚燮的《惊风行》、鲁一同的《重有感》等。张维屏的《三元里》是为广州三元里人民反侵略斗争所树的一座丰碑：“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乡分远近旗斑斓，什队百队沿山。众夷相视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传神地刻画出人民群众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的反侵略斗争场面。贝青乔的《咄咄吟》以１２０首绝句的组诗形式，以浙东军事为核心，有力地揭露了军吏贪黩、庸懦、愚昧的嘴脸，是清朝军政腐败的缩影。每诗一注，诗咏其事，注详本末，相得益彰，不少绝句具有冷隽的讽刺意味。金和以古体叙事讽刺诗而独具特色。他的《军前新乐府四首》、《双拜冈纪战》、《兰陵女儿行》、《围城纪事六咏》等，揭露清军蹂躏百姓和统治阶级怯懦投降，都善于择取生活场景突出人物形象，于夸张的笔墨中深含讽刺，对古典叙事诗有所拓展。嘉、道以下的清王朝统治空前腐朽，文学中讽刺倾向大增，贝青乔、金和的诗歌都体现了这一趋势。爱国诗潮中的作家虽然艺术上一般还笼罩在前人的格调之下，缺乏鲜明的独创性、但以充实的时代内容反映了一个时期的诗歌风貌。其中魏源、林则徐思想表现出新因素，与龚自珍一起成为这一时期进步文学潮流的核心力量。
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与龚自珍齐名，人称“龚魏”。不过他的思想更为开放，对内主张发挥商人作用，对外既坚决反对西方的侵略，又主张学习其长处、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卷二）的方针，表现了近代优秀分子思想开明、不甘落后的品质与气魄。他参加过实际政事改革，他的诗比较集中于揭露批判具体政事弊端和阻挠弊政改革的保守人物，为时人诗中所少见，《都中吟》、《江南吟》、《古乐府·行路难》等组诗可为代表。在鸦片战争爆发后的两三年内，他集中地写下了《寰海》、《寰海后》、《秋兴》、《秋兴后》四组诗四十馀首，全为七律，一诗一事，广泛地反映了鸦片战事的具体内容和国家倾危形势，堪称“诗史”。如《寰海》其九揭露靖逆将军奕山的投降行径：
城上旌旗城下盟，怒潮已作落潮声。阴疑阳战玄黄血，电挟雷攻水火并。鼓角岂真天上降，深珠合向海王倾。全凭空气销兵气，此夕姣宫万丈明。
奕山在广州战败，以巨额赎城费向英军乞降。汉代周亚夫出奇兵平吴楚七国之乱，人“以为将军从天而下”，诗中用这个典故反讥奕山哪里是奇兵制胜，不过是凭金银买降，对照鲜明，讥讽有力。他的《秦淮灯船引》等长篇歌行，把政治内容与山水名胜结合起来，情景相生，也颇为动人。魏源诗带有时务家论事的色彩，赋笔多，议论多，虽自成一格，有时未免缺乏诗的韵味与意象。他自言“十诗九山水”（《戏自题诗集》），他热爱祖国的山河，游踪几遍全国，写下大量的山水诗，以写实的笔墨显现了祖国各地河山的独特风貌和奇异景观。如《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从雨中、月下、冰时几种情境中刻画出石梁瀑布的独特风神，引人入胜。他的山水诗大都写名山大川，以奇伟壮丽的景色为主，但也有一些幽美的山水画面，富有意境神韵，如《三湘棹歌》，其《蒸湘》一首曰：
溪山雨后湘烟起，杨柳愁杀鹭鸥喜。棹歌一声天地绿，回首语溪已十里。雨前方恨湘水平，雨后又嫌湘水奔。浓于酒更碧于云，熨不能平翦不分。水复山重行未尽，压来七十二峰影。篙篙打碎碧玉屏，家家汲得桃花井。将雨后在蒸湘中行舟所见的景色及其独特感受，传神地表现出来，境界清奇，形象鲜明。但他写山水，有时过于追求形似，一似地貌写生，则不免缺少诗情画意。
林则徐（１７８５～１８５０）是开明的政治家、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睁眼看世界的带头人。他的诗中渗透着忧时悯民的情怀，鸦片战争时期诗作突出地表现了爱国激情。如写于战争爆发前夕的《中秋ㄍ筠尚书招余……饮沙角炮台眺月有作》，在弥天月色、辽阔海面、严整军阵的雄浑背景上，抒写诗人扫清敌氛。清净边圉的豪情壮志：“涵空一白十万顷，净洗素练悬沧洲。……蛮烟一扫海如镜，清气长此留炎州。”读之令人吐气。他遭投降派打击而被遣戍伊犁后所写的《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最集中体现了他的高度爱国胸怀。他描写山川风物的诗如《出嘉峪关感赋》等，也气象雄伟。林则徐志怀高远，又长于骈俪，他的诗“气体高壮，风格清华”（《射鹰楼诗话》卷四），近体尤其对仗工稳自然。
○ 第五节 宋诗派、桐城派、常州派与近代前期词
宋诗派的形成与主要倾向 郑珍诗的艺术开拓 桐城派的新趋向 姚门弟子
梅曾亮的散文 曾国藩的湘乡派与曾门弟子的海外游记 新体散文的萌芽 周济与常州词派 传统词坛名家蒋春霖 邓廷桢等人的爱国词作
在历史猛然折入近代行程时，除得风气之先的人物外，传统文坛一般还在循着惯性向前推衍。这时在诗歌领域，有以祁{宀隽}藻、程恩泽为首偏于宋诗格调的流派兴起，一般称之为“宋诗派”。领袖人物为程恩泽、祁{宀隽}藻，主要作家有出于程恩泽之门的何绍基、郑珍、莫友芝以及曾国藩。这个诗派的主要宗尚是“以开元、天宝、元和、元诸大家为职志”（陈衍《石遗室诗话》），即以杜甫、韩愈、苏武、黄庭坚为宗。其创作倾向则是受当时学术主潮汉学的影响，“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同上），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趣味。沈曾植说“三元（指开元。元和、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同上书引），宋诗派发扬了“三元”的这种开拓精神，主张诗歌要有独创性，自成面目。宋诗派理论家何绍基强调诗文要立“真我”，独自“成家”。但其所谓“真我”，包括自然禀赋的个性气质和后天修养而成的性情，后者是“看书时从性情上体会”（何绍基《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得来的，大体不出封建伦理范畴和正直士大夫的标格，具有很大的保守性，与张扬个性的时代新思潮不可同日而语。宋诗派的主要成就，是在描写具体生活方面的艺术开拓，其中郑珍成就最高。
郑珍（１８０６～１８６４）一生大体僻处于以贵州为中心的西南一隅，他的诗突出的方面是表现贫士生活。作者不厌细琐，不避俚俗，将贫士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具体的心理感受，从房子漏雨到读书牛栏，从为小儿做周岁到慈母教诲顽童，乃至造一物，举一事，真切地刻画成生动的艺术形象，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溪上水碓成》、《阿卯ㄧ日作》、《武陵烧书叹》、《渡岁澧州寄山中四首》、《湿薪行》等。其《屋漏诗》将屋漏的困窘狼狈境况刻画得淋漓尽致。《题新昌俞秋农汝本先生〈书声刀尺图〉》写贫家母的慈爱与教诲顽童：“女大不畏爷，儿大不畏娘。小时如牧猪，大来如牧羊。血吐千万盆，话费千万筐。爷从前门出，儿从后门去。呼来折竹签，与地记遍数。爷从前门归，呼儿声如雷。母潜窥儿倍，忿顽复怜痴。夏楚有笑容，尚爪壁上灰。为捏数把汗，幸赦一度答。”形象凸出，意趣盎然。他的写景作品如《下滩》等，亦刻画真切。陈衍称许郑珍的诗“历前人所未历之境，状人所难状之景”（《石遗室诗话》），虽不免夸张，就其富有开拓创造来说是不错的。郑珍的诗词语洗练，音节造句力求顿挫硬折，浅俗而不流易，沉实而不奥僻，朴瘦坚劲，充满诗情画意，的确可以说是“以苏、韩为骨，元、白为面目”（胡先《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自成一家。他的成就对壮大宋诗派起了重要作用，对后来的同光体也发生了深刻影响。曾国藩后来自成湘乡派，不过是宋诗派的别支，宗尚则更偏于黄庭坚。他自言“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二首》其二），陈衍也说：“湘乡出而诗皆宗涪翁。”（《石遗室诗话》）
古文方面，桐城派大师姚鼐卒于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进入本时期主要是姚门弟子在扩展桐城派势力和影响。此时，桐城文派面临汉学家提倡考据文，阮元、李兆洛等张扬骈体文，经世派大力鼓吹经世文的严峻文坛形势，早已丧失左右文坛的力量，只在姚门亲授弟子与私淑弟子间传承与传播，其核心力量则是姚门的几大弟子，主要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刘开。他们大体还都守持桐城派的道统、文统，不过受艰危时局的影响，也出现一些变化，即强调加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如梅曾亮提出“因时”，姚莹于姚鼐的学问之事三端之外加上“经济”一条。不过他们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主要偏于教化，不外以封建伦理端正人心风俗，思想比较保守，他们虽也批评现实弊端，多属枝节问题，缺乏经世派那种抨击现实、倡言变革的力度，但在对外方面，则同样表现出反侵略的爱国立场。其中古文成就较高的是梅曾亮，道光中后期他在京师中俨然成为古文宗师。他论文主“因时”，主“真”，二者实相辅相成，所谓“因时”，即因文见其“时”之“真”与“人”之“真”。他的文章大体能体现这种精神，以简洁蕴藉的文笔，清明的气体，真切地表现情与事。如《游小盘谷记》写盘谷的形态，身处其中的感受，真切传神，一无长语浮词。《钵山馀霞阁记》等也都清隽可喜。论说文如《士说》等，直申己见，短小精悍。
姚门诸弟子之后，桐城派为曾国藩（１８１１～１８７２）及其弟子活动的时期。曾国藩以所谓“同治中兴”的“名臣”，幕府广聚人才，以坚持理学道统的桐城派为号召，使桐城派古文一时复盛。他适应时势的需要，进一步强调“经济”，将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者比之孔门的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并针对桐城派古文之弊，提出修正意见，包括扩大古文的传统，由八家上推至先秦两汉，主张骈散兼容，提倡“雄奇瑰玮”（《致南屏书》）。他本人的文章“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李详《论桐城派》）。这些从古文理论到创作实践对桐城派的改造，使桐城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后人称之为“湘乡派”。曾国藩门下，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称四大弟子。他们已处于所谓“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发展时期，思想与实践都与洋务有较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文章虽各有成就，特别是张、吴二人得桐城“雅洁”之传，最为桐城派人推崇，但是陈旧的思想与陈旧的文章模式已很难再有超越前人的建树，他们真正给桐城文带来新气象的是一些反映新思想的议论文和海外游记，尤其是后者，以新奇的事物与略带变化的文风，形成湘乡派文的一大特色。如黎庶昌的《游盐原记》、《卜来敦记》，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白雷登海口避暑记》等都以朴实畅达的笔墨传其形神，以异国新奇风物引人入胜。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几成脍炙人口的名篇，以传神之笔将内容繁杂的画面形象地表现出来，又极善烘衬渲染。
在散文领域，本时期颇值得注意的是以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新体散文的萌芽，这实际是经世文的进一步发展。冯桂芬（１８０９～１８７４）思想属于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文章上则与桐城派针锋对，主张“称心而言，不必有义法”（《复庄卫生书》）。他的《校庐抗议》以内容为本，达意为用，议论剀切，文字平实。王韬（１８２８～１８９７）已具有早期改良主义思想，文章观上同样反对桐城派，宣称桐城文有家法师承、门户蹊径，“蕴蓄以为高，隐括以为贵，纡徐以为妍，短简寂寥以为洁”，与自己“格格而不相入”（《韬园尺牍续钞自序》），提出“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韬园文录外编自序》）。他针对时务直抒己见，又任报刊主笔，许多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实首开报章文体。其文的通俗畅达，极言尽论，被人认为“出之太易”（《韬园老民自传》），这实际正反映了由古文经由报章文体向近代散文演变的趋势。稍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继续承袭这一形势发展。梁启超说：“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派家法，无复问者。”（《中国各报存佚表》）清楚地说明了报章文体在散文发展史上和近代散文形成中的价值和意义。
在词的领域，进入近代以前，已有常州词派兴起。领袖人物张惠言推尊词体，提倡比兴，主张以婉约的风格隐曲地表现士大夫的幽怨之情。到本时期的周济（１７８１～１８３９）继续发扬其理论，进一步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介存斋论词杂著》），超越抒写士子遭遇感慨的范围，更加强调词的社会内容，所谓“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同上）。在词的艺术进境上，提出：“问途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与张氏之独崇温庭筠有别。关于比兴寄托则提出“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同上），要使词不粘着一点，达到“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介存斋论词杂著》）即含意更加广阔深厚的境地。其词如《蝶恋花》“柳絮年年三月暮”，通过对柳絮的歌咏，表现对衰落形势无可奈何的情绪，深藏时事之慨。
这时传统词坛上还有项鸿祚、蒋敦复、蒋春霖等一批词人，蒋春霖（１８１８～１８６８）词作艺术成就最高。他认为“词祖乐府，与诗同源”，反对“偎薄破琐，失风雅之旨”，主张“情至韵会，溯写风流，极温淡怨慕之意”（李肇增《水云楼词序》引），其词宗尚宋人张炎、姜夔，主要是传神地表现出大动乱中士子的漂泊离乱的情怀，不用寄托手法，而表情含蓄深沉。如《台城路》：
惊飞燕子魂无定，荒洲坠如残叶。树影疑人，声幻鬼，欹侧春冰途滑。颓云万叠。又雨击寒沙，乱鸣金铁。似引宵程，隔溪磷火乍明灭。江间奔浪怒涌，断笳时隐隐，相和呜咽。野渡舟危，空村草湿，一饭芦中凄绝。孤城雾结。剩╆网离鸿，怨啼昏月。险梦愁题，杜鹃枝上血。
词有感于友人从太平军占领的南京城中逃出而作，描写其惊魂不定的神情，善于从视觉、听觉各方面烘衬，气氛浓郁，堪称刻画入神，而其对太平军的敌对态度也暴露得十分清楚。
此时期值得重视的是一些爱国的官僚士子，其词以充实的社会内容，真正达到了“词亦有史”的高度。林则徐、邓廷桢（１７７５～１８４６）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林则徐的词作和诗一样表现了反侵略和爱国的激情，如《高阳台·和ㄍ筠前辈韵》写禁烟事，下片抒写厉行烟禁的快意心境与豪情，极为鼓舞人：“春雷破零丁穴，笑蜃楼气尽，无复灰然。沙角台高，乱帆收向天边。浮槎漫许陪霓节，看澄波、似镜长圆。更应传，绝岛重洋，取次回舷。”充满禁绝鸦片、赶走侵略者的坚定意志。邓廷帧也是鸦片战争中的爱国将领，而遭无理贬谪，其《双砚斋词》实为“将军白发之章，门掩黄昏之句”（谭献《复堂日记》戊子），如《高阳台》“鸦渡溟溟”写鸦片之祸国殃民，《高阳台·玉泉山宴集》写报国壮志难展的哀愤，《水龙吟·雪中登大观事》写国势倾危的焦急心绪，都气势寥阔，情韵高健。《酷相思·寄怀少穆》写他与林则徐二人先后任两广总督所面临的困境及忧国深思：
百五芳期过也未？但笳吹、催千骑。看珠盈盈分两地。君住也，缘何意？侬去也，缘何意？召缓征和医并至。眼下病、肩头事。怕愁重如春担不起。侬去也，心应碎！君住也，心应碎。
这的确是“三事大夫，忧生念乱”（谭献《复堂日记》乙酉）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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