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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所谓“历史演义”，就是用通俗的语言，将争战兴废、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演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了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这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受到了素重历史传统的中国人民的喜爱，所以明代“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馀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者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与正史分签并架”（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形成了一个创作历史演义的传统。
○ 第一节 《三国志演义》的成书、作者与版本
三国故事的长期流传与发展 关于罗贯中 《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时间《三国志演义》的主要版本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本身是一个龙腾虎跃，风起云涌的时代。陈寿的一部《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就包蕴着无数生动的故事，为文学家的艺术创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在民间，又不断地流传和丰富着三国的故事。到隋代，文艺表演中已有“三国”的节目，据杜宝《大业拾遗记》载，隋场帝看水上杂戏，就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内容。李商隐有《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到晚唐，连儿童也熟悉三国的故事。在宋代的“说话”艺术中，已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苏轼《志林》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说三国”的艺术效果很好，且已有明显的尊刘贬曹的倾向。宋代的这些话本没有流传下来，现存早期的三国讲史话本有元至治年间（１３２１～１３２３）建安虞氏刊印的《三国志平话》和内容大致相同的《三分事略》。其故事已粗具《三国志演义》的轮廓，突出蜀汉一条主线，情节略本史传，有大量的民间传说。结构宏伟，故事性强，然叙事简率，文笔粗糙，保留着“说话”的原始面貌。
在戏曲舞台上，金元时期也搬演了大量的三国戏。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曾载有《赤壁廉兵》等多种金院本剧目。钱南扬的《戏文概论》曾指出有《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等多种宋元戏文。现知元代及元明之际以三国为题材的杂剧剧目就有６０种之多。从这些剧目和现存的２１种剧本的情况来看，半数以上是以蜀汉人物为中心，拥刘反曹的倾向十分鲜明，在情节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
在长期的、众多的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创作了《三国志演义》这部历史演义的典范作品。
关于罗贯中，目前所知甚少。据贾仲明《录鬼簿续编》（或谓无名氏作）、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等记载，他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祖籍东原（今山东东平），流寓杭州。贾仲明说他“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终”。据此，可知他生活在元末明初，约在１３１５至１３８５年之间。明人王圻《稗史汇编》所录一则材料称罗贯中“有志图王”，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他是施耐庵的“门人”，清人顾苓《跋水浒图》等说他“客霸府张士诚”，都不知是否可靠。他的《三国志演义》约成书于明初。他还是《水浒传》的编写者之一。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说他“编撰小说数十种”，可能夸大其辞。今传世的《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恐怕都是后人伪作。《录鬼簿续编》还著录了他所作的三部杂剧作品，今仅存《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一种。这部作品以赵匡胤、赵普为中心，歌颂了贤君明相，与《三国》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
现存最早的刊本是明嘉靖壬午年（１５２２）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该书２４卷，２４０则，每则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卷首有弘治甲寅（１４９４）庸愚子（蒋大器）《序》、嘉靖壬午修髯子（张尚德）《引》。以后的新刊本多从此出，只是在插图、音释、考证。评点和卷数、回目、个别文字方面作些调整。至《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将２４０则合并为１２０回，回目也由单句变为双句。近年来学界所关注的是，今存嘉靖至天启年间的刊本中有不少书名为“三国志传”而非“三国志演义”，如《新刻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相批评三国志传》等。这类“志传”系统与“演义”系统版本的不同之处，除了在一些情节、文字上有所出入之外，主要是“志传”系统的《三国》中穿插着关羽次子关索（或花关索）一生的故事。这两种系统的本子孰前孰后，谁接近罗贯中的原本，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也有一些学者将各本认真比勘后，认为“嘉靖本”和“三国志传”本是出于同一源头的抄本，两种系统的差异只是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以李卓吾评本为基础，参考了“三国志传”本，对回目和正文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增删，并作了详细的评点。毛本《三国》，正统的道德色彩更加浓厚，但在艺术上有较大的提高，其评点文字也多有精到的见解，故成为后来最流行的本子。近人常将它简称为《三国演义》，并渐渐地与《三国志演义》混为一谈，甚至将在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意义的书名《三国志演义》取而代之了。
○ 第二节 理想和迷惘中重塑历史
《三国志演义》的主旨 政治上向往“仁政” 人格上注重道德 才能上崇尚智勇 关于“拥刘反曹” 在悲怆和迷惘中追寻传统
《三国志演义》用“依史以演义”（李渔《三国志演义序》）的独特的文学样式，描写了起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的近百年历史。“依史”，就是“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对历史的事实有所认同，也有所选择，有所加工；“演义”，则渗透着作者主观的价值判断，用一种自认为理想的“义”，径渭分明地去褒贬人物，重塑历史，评价是非。统观全书，作者显然是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这也就是一部《三国志演义》的主旨。
作为明君良臣的主要标志，就是能在政治上行“仁政”，人格上重道德，才能上尚智勇。
自从孟子精心设计出一套“民为邦本”、“仁政王道”的社会政治蓝图之后，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一直为之奋斗不息，也为广大的百姓向往不已。小说在以蜀为中心，展开三国间的错综复杂的争斗故事时，就把蜀主刘备塑造成一个仁君的典范。刘备从桃园结义起，就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卷之一《祭天地桃园结义》）。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当他被吕布打败，匹马逃难时，“但到处，（村民）闻刘豫州，皆跪进粗食”（卷之四《吕布败走下邳城》）。后曹操大举南下，竟有十数万百姓随同刘备赴难，虽然情势万分危急，他亦不肯暂弃百姓。他爱民，也爱才。待土以诚信宽厚，肝胆相照，故如诸葛亮与五虎将等一代英豪，都能终生相随，君臣间的关系“犹鱼之有水也”。刘备就是作者理想中的“仁德”明君。他手下的大臣也都有“救国救民之心”，如赵云就明确表示过：“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卷之二《赵子龙磐河大战》）诸葛亮在临终前，还手书遗表教后主“清心寡欲，薄己爱民；遵孝道于先君，布仁义于寰海”（卷之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这都寄托着作者仁政爱民的理想。
与刘备相对照的是，作者又塑造了一个残暴的奸雄曹操。刘备入川时，曾对庞统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卷之十二《庞统献策取西川》）曹操也是一个“人杰”，小说中王粲就说他“雄略冠时，智谋出众”。有时为了笼络人心，也略施权术，以示有“宽仁大德之心”，因而能平定北方。但他心灵深处所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热情款待他的吕伯奢一家，竟被他心狠手辣地杀得一个不留。他为报父仇，进攻徐州，所到之处，“尽杀百姓”，“鸡犬不留”。对部下，更是阴险、残酷，如在与袁绍相持时，日久缺粮，就“借”仓官王的头来稳定军心。其他如割发代首、梦中杀人等等，都表现了他工于权谋，奸诈、残忍，毫无惜民爱民之心。与此相类的，如董卓。袁绍、袁术、曹睿、孙皓、刘禅等，既无曹操的雄才大略，却似曹操那样轻民、残民，因此必然走向灭亡。如董卓就将“民为邦本”之说视为“乱道”，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他专肆不仁，杀人如麻，闹得“罪恶贯盈，人神共愤”。最后暴尸之时，“百姓过者，手掷董卓之头，至于碎烂”，“城内城外，若老若幼，踊跃欢忻，歌舞于道”（卷之二《王允授计诛董卓》）。这种对于蔑视黎元、残杀无辜的乱臣贼子的愤恨，正反映了广大民众对于“仁政”的渴慕。
《三国志演义》在人格构建上的价值取向，是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全书写人论事，都鲜明地以此来区分善恶，评定高下，而不问其身处什么集团，也不论其出身贵贱和性别，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都一律加以赞美。特别是对诸葛亮的忠，关羽的义，作者更是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把他们塑造成理想人格的化身。诸葛亮的一生，连他的敌人也佩服他“竭尽忠诚，至死方休”（卷之二十三《司马懿谋杀曹爽》）。如第四次伐魏时，形势大好，后主却听信谗言，将他召回。此时，“如不从之，是欺主矣；若从之而退兵，祁山再难得也”（卷之二十《孔明祁山布八阵》），在“正好建功”与完善道德的两难之中，他还是为了维护“忠”的人格而放弃了千载难逢的建功良机。关羽死守下沛，身陷绝境时，就决心为义而死。后来又是从大义出发，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为曹操的金钱美女所动心。当他一旦得知刘备的消息，便挂印封金，夺关斩将而去。他们的忠义观念、道德品格显然是属于封建性质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小说通过赵云投刘备、徐晃归曹操、田丰为袁绍所忌等故事的描写，反复强调“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思想，说明这种“忠”并不是忠于一姓之天下，也不是仅忠于“正统”的刘蜀，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灵活性。他们的“义”，又包含着“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民”（卷之一《祭天地桃园结义》）的精神。因此，《三国志演义》中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标准，又与渗透着民间理想的政治标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映着当时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至于关羽为报昔日之恩，而在华容道上不顾一切地放走了曹操，也被小说的作者称之为“义重如山”。关羽的“义”在本质上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回报和温情，与江湖上流行的道德精神是息息相通的。关羽这个形象在民间越来越被神化，反映了广大民众对他的崇敬，而不仅仅是由于历代的统治阶级不断地予以尊崇、追封的结果。
走出乱世，还得凭借军事上的实力和谋略上的成功。小说对于智与勇，都是予以歌颂的。比较起来，在描写三国间政治、军事、外交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小说更突出了智慧的重要性。司马徽曾对刘备说：“关、张、赵云之流，虽有万人之敌，而非权变之才；孙乾、糜竺、简雍之辈，乃白面书生，寻章摘句小儒，非经纶济世之土，岂成霸业之人也！”（卷之七《刘玄德遇司马徽》）他说的经纶济世之士，就是指诸葛亮。小说中的诸葛亮，不但是忠贞的典范，而且也是智慧的化身。他初出茅庐，就为刘备提出了据蜀、联吴、抗魏的战略思想。在通晓天时地理，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火烧博望”、“草船借箭”、“借东风”等，克敌如神；在深切地掌握敌方心理特点的情势下，巧妙地使用了骄兵计、疑兵计、伏兵计、反间计等，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其中如“空城计”、“陇上妆神”等就是心理战成功的著名范例。特别是在对周瑜和孙吴方面，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随机应变、趋利避害，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魏国的曹操、司马懿，吴国的周瑜、吕蒙、陆逊，蜀国的庞统、姜维等，尽管也都长于计谋，但与诸葛亮一比，就都相形见绌。《三国志·诸葛亮传》曾说：“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小说却一反其说，把他的谋略胜算写得出神入化，这无疑是寄托着人民的理想。诸葛亮的惊人智慧和绝世才能，实际上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斗争经验和智慧的总结。
《三国志演义》把蜀国的刘备、诸葛亮、关羽等君臣作为理想中的政治道德观念的化身，仁君、贤相、良将的典范，而把魏国的曹操等作为奸邪权诈、推行暴政的代表，至于孙吴方面只是陪衬而已，因而具有明显的“拥刘反曹”的倾向。在历史上，曹、刘孰为正统的问题，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在正宗的史学著作中，大致自朱熹的《通鉴纲目》起，一般都奉蜀国为正统，以魏、吴为唐国。至于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中，从来就有尊刘贬曹的倾向。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刘备是“帝室胄裔”，多少有点正统的血缘关系；二是刘备从来以“弘毅宽厚，知人待士”（陈寿《三国志·先主传》）著称，容易被接受。特别是在宋元以来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人心思汉”、“恢复汉室”，正是当时汉族人民共同的心愿，因而将这位既是“汉室宗亲”，又能“仁德及人”的刘备树为仁君，奉为正统，是最能迎合大众的接受心理，符合广大民众的善良愿望的。
作者从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出发，融合着千百年来人民大众对于明君贤臣的渴望心理，把刘备、诸葛亮等人作为美好理想的寄托。根据儒家的思维逻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或“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但历史的发展恰恰是事与愿违：暴政战胜了仁政，奸邪压倒了忠义，全能全知、超凡入圣的诸葛亮竟无力回天！诸葛亮临终时哀叹：“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亡矣！”（卷之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小说最后也用了这样的诗句作结：“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作者无可奈何地将这一场历史悲剧归结为“天意”或“天数”。所谓“天数”，与其说是肯定了客观历史进展的理则，还不如说是流露了作者对于理想的幻灭、道德的失落、价值的颠倒所感到的一种困惑和痛苦。一部《三国志演义》表现了作者在理想与历史、正义与邪恶、感情与理智、“人谋”与“天时”的冲突中，带着一种悲怆和迷惘的心理，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苦苦追寻和呼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部悲剧，也是一部呼唤民族大众传统文化精神的史诗。
○ 第三节 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
虚与实的结合 非凡的叙事才能 全景式的战争描写 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 历史演义体语言
《三国志演义》是在陈寿《三国志》等历史记载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美学理想所创作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有虚有实。清代的章学诚认为它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丙辰札记》）。这个定量的分析被后入普遍接受。但《三国志演义》之所以在虚实结合方面比较成功，主要个是在“量”的搭配上比较合理，而是在对小说与历史的“质”的差异上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恰当的处理。它在按照一定的政治道德观念重塑历史的同时，也根据一定的美学理想来进行艺术的创造，使实服从于虚，而不是虚迁就实。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已经全非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情节故事也多经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添枝生叶等艺术处理。它已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借三国史实的基干和框架，另描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
《三国志演义》“陈叙百年，该括万事”（高儒《百川书志》），人众事繁、矛盾复杂，却组织得有条不紊、主次分明，充分地显示了作者的叙事才能。小说在叙事时，是将各个空间分头展开的故事化成以时间为序的线性流程。全书约可归纳为五条线：以汉亡为引线，以晋国一统天下为终局，中间的主线是魏、蜀、吴三方的兴衰。这几条线，此起彼伏，交互联络，建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在魏、蜀、吴三条线中，尤以魏、蜀两大集团的矛盾斗争为全书的主干；在写魏、蜀两方时，又以蜀汉的故事为重点。在写蜀汉时，则以诸葛亮为中心；在写诸葛亮时，以隆中决策为关键。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小说用浓墨重彩所描绘的隆中决策就是全书的主脑，“其馀枝节，皆从此生”。诸葛亮在决策开头所分析的形势，从董卓谈到曹操、孙权，实际上就是小说前七卷情节内容的概括。诸葛亮出山后的主要故事，就是隆中决策内容的具体演绎。诸葛亮死后，姜维九伐中原，则是“受丞相遗命”，“以继其志”。直至最后一卷，才写三国归晋以作结。这样的艺术构思，使全书的结构既宏伟，又严整；看来头绪纷繁，却又脉络分明。在这构架上，作者又兼用了顺叙、倒叙、插叙、补叙等不同笔法，时而实写、明写、正写、详写，时而又虚写、暗写、侧写、略写，使全书的故事详略得当，摇曳多姿。
就所叙的事件而言，《三国志演义》以描写战争为主，可说是一部“全景性军事文学”作品。它描写战争的时间之长、次数之多、形式之多样、规模之宏大，在世界文学史中是罕见的。全书共写四十多次战役、上百个战斗场面，包容了这一历史时期所有重大的战役，写得各有个性，绝少雷同：或鸟瞰全局，或特写片断；或以募敌众，或以强制弱；或设伏劫营，或围城打援；或江上水战，或陆上车攻；或强攻，或智取；以致火攻、水淹、马战，乃至徒手搏斗，表现各异，充分显示了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国志演义》描写战争，又突出智斗，特别是在写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重大战役时，将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等交织在一起，重视写统帅部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战略决策以及战术的运用。作者笔下的战争，多数并不表现得惨烈可怕，而如一曲英雄的史诗，在激扬高昂的格调中，往往洋溢着诗情画意。有时在激烈的战争中，又穿插着一些比较轻松的场面。如在赤壁之战的进程中，作者不吝笔墨，大写诸葛亮与鲁肃乘雾联舟、群英会蒋干中计、庞统挑灯夜读、曹操横槊赋诗等等，把战争写得有张有弛，富有节奏感。总之，这部小说中的战争描写，不仅仅歌颂了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赞美了智，传递了美。
作为一部优秀的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演义》不仅善于叙事，而且也长于写人。它塑造人物形象的显著特点，突出甚至夸大了历史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舍弃性格中的次要方面，创造了一批具有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如奸诈雄豪的曹操、忠义勇武的关羽、仁爱宽厚的刘备、谋略超人的诸葛亮、浑身是胆的赵云、心地狭窄的周瑜、忠厚老实的鲁肃、老奸巨滑的司马懿……这些艺术典型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又具有一定的“类”的意义。他们的性格特征，一般都显得比较单一和稳定，有点像戏曲中程式化、脸谱化的表现，容易给读者以强烈、鲜明的印象；也有点近乎雕塑，在单一、稳定，乃至夸张之中呈现出一种单纯、和谐、崇高的美。它适应并规范了古代读者的艺术欣赏趣味，所以使曹操、张飞、关羽、诸葛亮、赵云、周瑜、司马懿等众多的人物形象一直具有迷人的艺术魁力。《三国》一书也就成了我国古代塑造特征化艺术典型的范本。
小说在塑造这种特征化性格的人物时所采用的手法，主要有：一、出场定型。如写刘备“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的非常言行，曹操少时诈“中风”以诬叔父，诸葛亮隐居隆中时的非凡抱负，都可以说是一种性格的“亮相”。二、反复皴染。围绕着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多角度、多层次地加以强化、深化，使其性格在单一中呈现出丰富性、复杂性。如写曹操之凶残，连续写了他梦中杀人，杀吕伯奢一家，杀粮官以欺全军；写他的奸诈，就写他不杀陈琳而爱其才，不追关羽以全其志，得部下通敌文书却焚而不究，马犯麦田而割发代首；写他的雄豪，则写他棒责蹇硕之叔，献刀刺卓，矫诏讨卓，支持关羽斩华雄，青梅煮酒论英雄。这样就把一个专横残暴、阴险狡诈，又豪爽多智、目光远大的“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写得血肉饱满。三、多用传奇故事和生动的细节来突现人物的性格特征。这类笔墨一般从史书或传说中借鉴而来，具有一定的夸张性和理想化的色彩，虽然不一定能经得起生活真实的检验，但与整体的艺术效果却十分吻合。例如关羽斩华雄一节，文字不多，只“听得寨外鼓声大震，喊声大举”，并没有作细致的描写，最后当关羽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下时，只点了一笔，战前酾下的热酒：“其酒尚温”。这四个字，就不无夸张地突现了关羽的神勇（卷之一《曹操起兵伐董卓》）。张飞在长坂桥上连吼三声，竟使“曹操身边夏侯霸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百万曹兵“人如潮退，马似山崩”（卷之九《张益德据水断桥》），其勇猛、其气势，跃然纸上。四、善用对比、烘托等手法。寄托着作者主要理想的刘备之仁，就是在与曹操之奸的对比中进行刻画的。曹操与袁绍同为奸雄，一个雄才大略、识见高超，另一个则外宽内忌、多谋少决，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诸葛亮出山一节，通过徐庶、司马徽的赞美、推荐，三顾茅庐而两次不遇，一些亲友的歌吟谈吐，以及山林景色的幽雅清美，层层烘托了诸葛亮的高洁品格和绝世才能。刘、关、张第三次去请时，孔明“昼寝未醒”。此时，“玄德叉手立于阶下，将及一时”，“张飞大怒”，准备去“放一把火”烧他起来，而“云长急慌扯住”（卷之八《定三分亮出茅庐》），在强烈的对比中，把刘备的宽厚、张飞的莽撞、关羽的沉着，表现得维妙维肖。这类对比手法，对于区别同一类性格特征的人物“同而不同”十分重要。比如同为勇猛的战将，神勇的关羽、骁勇的张飞、智勇的赵云、英勇的马超，各有特点，并不成为一种类型化的人物。但也应该看到，小说所塑造的这些具有特征化性格的人物，往往没有内在的冲突，缺少性格的变化和发展；有时将主要特征夸大过分，造成了失真之感，鲁迅所指出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三国志演义》所用的语言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浅近文言，这有利于营造历史的气氛；有时直接引用一些必要的史料，也能使读者“易观易入”，雅俗共赏，形成了一种适用于历史演义的独特的语体风格。它从讲史而来，放偏于叙述而少描写，其叙述语言以粗笔勾勒见长，简洁、明快、生动、有力，洋溢着一种阳刚之气。人物语言，已开始注意个性化。如《安喜张飞鞭督邮》一节中张飞道：“此等害民贼，不打死等甚！”快人快语，嫉恶如仇。关羽则说：“兄长建下许多大功只得县尉之职，被督邮如此无礼。吾思枳棘丛中，非栖凤凰之所；不如杀督邮，弃官归乡，别图远大之计。”显得心高气傲，思虑周全。而刘备则对督邮说：“据汝贼徒害民，当以杀之。吾有所不忍，还官印绶，吾已去矣。”既是非分明，又心地宽厚。但总的说来，《三国志演义》比起善用口语乃至方言的《水浒传》、《金瓶梅词话》等，在人物语言个性化方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 第四节 《三国志演义》的影响
历史演义的繁荣 列国系统的小说 隋唐系统的小说 明末的时事小说 对于社会文化生活的广泛影响 《三国志演义》在国外
《三国志演义》以７５万字的规模，用一种比较成熟的演义体小说语言，塑造了四百多个人物形象，描写了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小说体裁，这不仅使当时的读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而且也刺激了文士和书商们继续编写和出版同类小说的热情。自嘉靖以后，各种历史演义如雨后春笋，不断问世，从开天辟地，一直写到当代。据不完全统计，今存明、清两代的历史演义约有一二百种之多。可以说，这些小说无不受到《三国志演义》的影响，但没有一部在总体水平上超过它。比较起来，列国系统和隋唐系统的若干小说尚写得较有特色。余邵鱼编写的《列国志传》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有关列国故事的通俗小说。这部小说在《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等讲史话本的基础上，据正史，采杂说，以时间为经，以国别为纬，叙述了从商纣灭亡到秦并六国８００年的历史。全书脉络清楚，中间也穿插了“妲己驿堂被诛”。“穆王西游昆仑山”、“秋胡戏妻”、“卞庄刺虎”、“临潼斗宝”等有趣的民间故事，但由于叙事简略、文字粗率，故缺乏艺术的意味。明未冯梦龙将它增补改写成《新列国志》，由２８万字扩展到七十馀万字，共１０８回。但叙述的年代大大缩短，砍掉了西周的一段历史，集中写春秋、战国时代的故事，成了一部东周列国的演义小说。冯梦龙本是治《春秋》的名家，又精于通俗小说之道，故他一方面力图使情节在总体上更加忠于历史，另一方面又不完全拘泥于史实，也保存了一些民间故事，并注意“敷衍”和“形容”（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使头绪纷繁之中血脉更加贯串，描写摹神之处令人击节起舞，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其中一些具有经典意义的故事，如郑庄公掘地见母、卫懿公好鹤亡国、百里奚认妻、晋公子重耳出亡、程婴匿孤、二桃杀三士、孙武演阵杀美姬、孙庞斗智、伍子紧复仇、河伯娶妇、窃符救赵、荆轲刺秦王等都写得曲折生动，有声有色；一些著名的战役，如鲁齐长勺之战、秦晋龙门山大战、宋楚泓水一战、晋楚城濮交兵、齐魏马陵决胜、秦赵长平鏖兵等亦叙来条理清楚，引人入胜。小说也塑造了一些性格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德力俱无”而一味想以“仁义”当盟主的宋襄公就很有代表性。再加上这部小说的内容本身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一些著名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所表现的胆识智谋、理想境界、道德风范等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尽管这部小说史学气味较浓厚，有的地方近乎史料的联缀和解释，但还是能吸引较多的读者。到清代乾隆时，杨庸曾将它删为８卷１９０节，名《列国志辑要》。同时又有蔡元放，将《新列国志》略作删改润色后，加入了一些失注和评点，易名为《东周列国志》，共２３卷，１０８回，成为以后最为通行的本子。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与《隋唐两朝志传》是明代较早的两部隋唐系统的历史演义小说。它们都以李世民为中心展开故事，叙述较为简略。孙楷第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著录《隋唐两朝志传》时说：“细观全书，则似与熊书（指《唐书志传》）同出于罗贯中《小秦王词话》（今有明诸圣邻重订本），熊据史书补，故文平而近实。此多仍罗氏旧文，故语浅而可喜。”所谓“诸圣邻重订本”，是指刊行于万历、天启年间的《大唐秦王词话》。此书的“旧本”是否出于罗贯中，似可研究。然这部“重订”的“词话”已以散文为主，也可视作一部隋唐系统的小说。它虽然也以李世民扫荡群雄，统一天下的故事贯串始终，但有一半以上的内容是写开国功臣尉迟恭，较为完整而生动地刻画了这个忠厚憨直、嫉恶如仇的英雄形象。稍后，在文学性方面有较大突破的是《隋场帝艳史》和《隋史遗文》两书。《精场帝艳史》是据《迷楼记》、《海山记》、《开河记》等小说，并参照正史和其他史料编写而成。小说以批判的态度，描写了隋炀帝杨广一生的风流艳事，揭示了隋亡唐兴的历史原因。全书结构谨严，文笔细腻，语言清新典雅，特别是对于宣华夫人的描写充满着同情，相当深入细致地刻画了她的心理变化。郑振择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曾称它是“一部盛水不漏的大著作”。《隋史遗文》一变过去以隋炀帝或唐太宗为中心人物，以正史的编年顺序来敷演历史的写法，而专注于一群乱世英雄，把小说写成了一部有关秦琼和瓦岗寨的英雄史。作者强调小说创作“贵幻”，必须进行艺术虚构。书中的故事比以前隋唐系统的小说写得更加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塑造了秦琼及单雄信、罗成、程咬金、王伯当、尉迟恭、徐茂公等一批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它同《大唐秦王词话》一样，有一种将历史演义向英雄传奇转化的倾向。这两部小说虽然在艺术上也有若干不足，如《艳史》中一些人物形象显得比较单薄，有些笔墨也不够简练；《遗文》中有的情节缺乏剪裁，语言的提炼也嫌不精；但它们在总体上将隋唐系统的小说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至清代康熙年间，诸人获将《隋唐两朝志传》、《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及唐代卢肇所撰的《逸史》等剪裁联缀成《隋唐演义》一书。全书起自隋文帝即位伐陈，终于唐明皇从蜀还都而死，以隋炀帝、朱贵儿与唐明皇、杨贵妃两世姻缘的因果轮回为大框架，间插秦琼、单雄信、尉迟恭等草莽英雄及李世民、武则天等故事，较为细致地揭露了宫廷生活的糜烂、险恶和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小说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才子佳人小说等笔法熔为一炉，故事生动，行文流畅，几个英雄人物也写得很有生气，故尽管情节结构不无拼凑、零乱之迹，而仍为隋唐系统中最为流行的一部历史演义。至于稍后的《说唐演义全传》等小说，虽然也取材于隋唐故事，但主要写瓦岗寨好汉的风云聚散，实质上已属于英雄传奇一类小说了。
至晚明，一方面由于各种社会矛盾尖锐，一些忧国忧民之士把小说作为议论朝政、抨击奸佞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也由于前朝各代的历史几乎都有了“演义”，于是就出现了一批专写当代时事的小说，成为历史演义的重要分支。较具代表性的有揭露阉党乱政的《杌闲评》和反映辽东战事的《辽海丹忠录》。《杌闲评》以魏忠贤的一生为主要线索，描写了他与熹宗乳母客氏勾结乱政的故事，深切地揭露了明代厂卫制度的罪恶，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特别如第八回、第三十五回等写到为反对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和阉党对于正直官员的政治迫害而发生的商人、市民暴动，很有时代气息，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重大事件都有史实根据，但都小说化了。全书的结构比较严密，文字也洗练畅达，并注意市井俗语的运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是继《金瓶梅词话》之后，又一部以反面人物为主角，主要通过刻露丑来把人们引向美的作品。《辽海丹忠录》以歌颂“报国忠臣”毛文龙为主，按编年顺序描写了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至崇祯三年（１６３０）之间的辽东战事。小说的人物刻画不够精细，议论也较多，然语言清雅，长于叙事，行文中充满着一股愤激之气，在晚明的同类作品中，还是较好的一部。这类反映时事的小说，至清代康熙以后随着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文网的日趋严密，逐渐消声匿迹，直到清末，形势发生变化，才重新崛起。
《三国志演义》对我国历史小说的繁荣和发展关系至大，乃至对其他题材的小说创作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它长期被人们视作一部通俗的历史教科书和军事著作，对社会生活各方面所产生的作用，恐怕没有任何一部古典小说可以与之相比肩。它是一座极为丰富的精神宝库，实际上也是一部大众文化的百科全书。从中人们可以得到历史的知识、斗争的智慧、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经验。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成为后代戏曲、说唱文学和各种文艺创作题材的渊薮，如以京剧而言，据陶君起的《京剧剧目初探》所著录，“三国故事戏”就有１３８种。书中的“忠义”思想既是封建统治阶级道德灌输的重要内容，也是民间以“桃园结义”的方式秘密结社的指导思想。其他如肯定智慧谋略，歌颂武勇奋进，重视德才兼备，主张积极人世，赞美秉公执法，提倡求实作风等，都对培养和发扬良好的民族文化心理产生过积极的作用。清朝统治者于入关之前“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王嵩儒《掌固零拾》），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也“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帐内唯一之秘本”（黄人《小说小话》）。直至现在，人们还不断地从人才学、领导科学、商战技术等各个角度从中得到启示。它的确对中华民族社会文化生活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三国志演义》名播四海，也受到了外国读者的欢迎。早在明隆庆三年（１５６９）已传至朝鲜，崇祯八年（１６３５）有一种明刊《三国志传》就入藏于英国牛津大学。自日僧湖南文山于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编译出版日文本《通俗三国志》之后，目前朝鲜、日本、印尼、越南、泰国、英国、法国、俄国等许多国家都有本国文字的译本，并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对《三国》这部小说作出了有价值的探讨和极高的评价，如日本作家吉川英治在其编译本的序言中说：“《三国演义》结构之宏伟与人物活动地域舞台之广大，世界古典小说均无与伦比。”俄译本附科洛克洛夫论文则说：“《三国演义》在表现着中国人民艺术天才的许多长篇小说之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它可说是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它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应该具有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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