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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宋散文相比，南宋散文的成就稍为逊色，没有产生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那样的散文大家。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文体中，南宋作家对前人有所发展和超越，南宋散文的总体成就仍不可忽视。
第一节 南宋的政论文和笔记小品
胡铨、陈亮等人的政论文 陆游、范成大等人的笔记
南宋自始至终受到北方强敌的威胁，抗敌御侮是当时最重要的政事，所以南宋的政论文多以吁请抗敌、谋划复国大计为主要内容。这些文章的政治功利目的十分明确，大都秉笔直书，义正词严。它们不很注重文学技巧，然而气势磅礴，言辞恳切，在欧、苏、曾、王之外开辟了古文的新境界。
南宋初期，抗金将领和爱国志士在国势危急之际坚决要求抗敌，他们或誓师传檄，或伏阙上书，留下了许多彪炳史册的政论文，如宗泽的《乞毋割地与金人疏》、《请驾还汴疏》，李纳的《论天下强弱之势》、《请立志以成中兴疏》，张浚的《论恢复事宜疏》，陈东的《上高宗第一书》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名将岳飞的《五岳盟誓记》和诤臣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五岳盟誓记》是岳飞在戎马倥偬中所作，文中说：
自中原板荡，夷狄交侵，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历二百馀战。虽未能远入荒夷，洗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今又提一旅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鼓败虏，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
慷慨激昂，气壮山河，不愧是出自民族英雄之手的战斗檄文。
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作于宋高宗绍兴八年（１１３８）。当时秦桧为相，专主和议，副相孙近附和秦桧，王伦则数次出使金国求和。时为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对南宋小朝廷的屈膝求和怒不可遏，奋不顾身地上书痛斥秦桧等人的卖国行径：
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稚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
措辞尖锐，气势凌厉，锋芒不但直指奸相秦桧，而且指向宋高宗。这是爱国军民声讨投降派的正义檄文。胡铨的上书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秦桧等人惊恐万状，爱国之士则将它刻印流传，金人也为之丧胆。
南宋中叶的政论文以替朝廷出谋划策为主要内容，陈亮和辛弃疾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辛弃疾写了《美芹十论》和《九议》，全面、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了进取的方略，文笔酣畅，虎虎有生气，刘克庄评其“笔势浩荡，知略辐凑，有《权书》、《论衡》之风”（《辛稼轩集序》）。
陈亮自负有济世之才，多次伏阙上书，勇于言事。他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力主恢复中原，告诫孝宗不可苟安而痛失良机。文中还痛斥那些空谈性命的道学家：“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见解深刻，笔锋犀利，一针见血。
南宋的政论文使散文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气势之雄伟和逻辑之严密比北宋散文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受到后人的重视。
南宋的笔记散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由于笔记具有长短不拘、形式灵活的特点，南宋作家很喜欢这种文体，许多人撰有笔记专集。比如陆游把他入蜀途中的见闻写成《入蜀记》六卷，范成大则把他出蜀东归途中的见闻写成《吴船录》二卷，两书描写沿江的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清丽可诵。南更多的笔记具有丰富复杂的综合性内容，举凡史事杂录、考据辩证、诗文评论、小说故事等，应有尽有。这些笔记集中多数文章属于学术论著的性质，但也有不少是生动有趣的散文，像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洪迈的《容斋随笔》、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周密的《武林旧事》等，都有一些文学性很强的小品文，例如下面三则：
饶德操诗为近时僧中之冠。早有大志，既不遇，纵酒自晦，或数日不醒，醉时往往登屋危坐，浩歌恸哭，达旦乃下。又尝醉赴汴水，适遇客舟救之获免。（《老学庵笔记》卷二）
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售益广。尝有货环饼者，不言何物，但长叹曰：“亏便亏我也。”谓价廉不称耳。（庄季裕《鸡肋篇》卷上）
唐子西诗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史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麛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人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谓妙绝。（鹤林玉露《卷四）
第一则记一位怀才不遇、佯狂避世的奇士，寥寥数语，既把其愤激矫诡的举止写得栩栩如生，真可谓满纸不可人意。第二则是都市中的一幅风俗画，小商贩的话只有一句，却宛肖市井声口，生动有趣。第三则首尾像是评诗，而中间一段写景抒情各臻其妙，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
笔记这种文体虽然在隋唐时已经产生，北宋欧阳修、苏轼已著有笔记专集，但笔记的广泛流行则是在南宋。南宋留下的笔记集有近百种，其中的小品文成就尤高，堪称晚明小品的先驱。
第二节 南宋理学家的文论和散文
理学家的文论 从《宋文鉴》到《文章正宗》 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散文
北宋的理学家大多轻视文学貤不善诗文。到了南宋，情况有所改变。一是南宋的理学形成了几个学派互峙的局面，尤其是其中的朱熹学派、陆九渊学派和陈亮、叶适学派，三足鼎立，在哲学、史学和文学方面都持有不同的观点。这样，他们对文学的态度就不尽同于北宋的二程。例如陈亮、叶适的浙东学派，因为讲求功利，论学注重实用，所以对文学的实用功能相当重视。二是南宋理学家的文学修养较高，不但思想与二程有异的吕祖谦等人善于作文，就是恪守二程传统的朱熹也并不对文学采取极端排斥的态度。朱熹本人的诗文写得很好，并曾花很大的功夫对《诗经》、《楚辞》和韩愈文集进行校勘、注释，他关于历代文学的大量言论中也时有真知灼见，这与持“作文害道”（《二程语录》）观点的二程虽然有很大的区别。
南宋理学家对文学发表了许多言论，内容十分丰富。例如吕祖谦重视文学辞章，专门写了《论作文法》来讨论古文技法。叶适的文论强调事功，认为“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赠薛子长。）》然而对当时和后代的文学产生较大影响的则是朱熹的文论。
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是南宋最重要的理学家，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著述和讲学。他继承了北宋周敦颐和程颐等人的文道观，并对文与道的关系作了更深入的论述。首先，朱熹强调道的重要性：“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这段话是针对唐代李汉《昌黎先生集序》“文者，贯道之器也”而说的，在朱熹看来，“文以贯道”之说仍嫌太重视文了，所以他明确地强调道是第一性的，道是根本，而文不过是辅助手段而已。然而朱熹并不认为文与道是毫不相干的，他曾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这就更加清楚地说明了道为本、文为末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朱熹的文道观与北宋理学家如出一辙，但由于他在强调重道轻文的同时又认为文道一体，并指责韩愈“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 （《读唐志》），所以他事实上承认了文学的价值。在理学思想内部，朱熹的文学观比二程更为通达。正因如此，朱熹虽然批评韩愈、苏轼等人倒置了文与道的关系，但他对历代文学中的佳作深有会心，并常与弟子探讨历代文人的优劣。
朱熹的文论对南宋的古文创作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散文被置于理学的规范之下，文成为从属于道的表现工具。这妨碍了作家对艺术作深入的研究，并导致了一些粗糙鄙俚的语录体散文的产生。另一方面，朱熹毕竟没有完全抹煞文学的价值，仍然为文学在理学思想的支配下保留了一席之地。朱熹卒后不久，他的学说既被南宋朝廷采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思想，历元、明、清三代有增无减。朱熹的文学观对宋以后的文学也有深远的影响。
南宋编刊散文选集的风气很盛，编选文集成为人们表达文学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各种散文选本的相继出现，清楚地呈现出文坛风气和文学思想的嬗变。南宋初期，由于党禁解弛，一度被严禁的苏文大为流行，书坊及时刊行了《三苏文粹》、《苏门六君子文粹》。著名古文家吕祖谦也编选了《吕氏家塾增注三苏文选》２７卷和《宋文鉴》）１５０卷，后者是南宋前期最重要的文选。《宋文鉴》专选北宋的文学作品，其中散文达一千四百馀篇。由于编者意在补治道，所以收入了许多奏议，其中间有平庸之作。但总的说来，《宋文鉴》所选的北宋散文很有代表性，它体现了南宋作家对北宋散文传统的重视。稍后，魏齐贤和叶棻编选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１１０卷，选录范围自北宋扩展到南宋前期的陆游、杨万里、辛弃疾、李焘、楼钥、陈亮、叶适等人的散文，可视为《宋文鉴》的续编。
南宋后期，编选散文集的风气更盛，最有代表性的选本为真德秀所编的《文章正宗》和《续文章正宗》各２０卷。真德秀是朱熹的再传弟子，论文一遵朱熹的观点。他在《文章正宗纲目》中自述其编选示旨为：“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旨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这是趋于极端的理学家的文学观，它完全抹煞了文学的审美功能，是对梁代萧统编《文选》的宗旨“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反拨。《文章正宗》是理学思想为了全面控制文坛而提供的范本，对于南宋后期的散文创作起了一些不好的影响。然而真德秀的目的并没有完全实现，南宋末年出现的其他的散文本如谢枋得的《文章轨范》等，仍然主要着眼于艺术水准。而宋末文人的创作更不是理学家文论所能牢笼的，如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等作品，情文并茂，充分发挥了散文的艺术感感染力。这说明《文章正宗》的极端文学思想并没有被作家普遍接受。
南宋的理学家大多能文。除了正论文以外，他们也写了不少文学性散文，像吕祖谦的山水游记、叶适的亭台记都颇有佳作，所以他们被后人看作理学家兼古文家。即使是朱熹也不例外。朱熹少喜文学，在中年以前曾下功夫练习作文。朱熹文集除了奏状、论学等大量说理文以外，也有许多记、序、碑、铭之类文字，其中不乏文学性较强的佳篇。例如《江陵府曲江楼记》、《云谷记》、《百丈山记》等文，或写山水风景，或叙游览见闻，都是情韵深永之作。又如他的《记孙觌事》，全文仅二百来字，便活画出孙觌草降表以媚金人且恬不知耻的丑恶面目，叙事简洁生动，辛辣的讽刺寓于其中，表现出很高的文学技巧。
南宋理学家能文的现象一方面体现了理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日益加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理学家对文学的容纳和重视。理学家和文学家在北宋时往往是势不两立的，但他们在南宋却有相互融合的趋势，有的甚至成了一身而二任的人物。这种情形对宋以后的散文有深远的影响。
第三节 南宋的四六
汪藻和南宋初期的四六 南宋后期的四六
四六这种文体经过北宋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努力，已经具备了不同于唐代骈文的特点。南宋的四六作家正是在欧、苏的影响下进行写作的，所以在运散入骈、多用长句等方面都继承了欧、苏的传统，使四六成为灵活多姿、便于议论的应用文体。
南宋前期的四六名家有汪藻、孙觌、洪适、周必大等人，其中以汪藻的成就最为突出。汪藻（１０７９～１１５４），南渡后任中书舍人，拜翰林学士，当时的朝廷诏令多出其手。汪藻当天下危难之时，受命拟诏，其处境与唐代的陆贽相似。汪藻所拟的诏令也与陆贽的作品一样，既明畅洞达，曲尽情事，又具有激动人心的情感内蕴，最著名的是《皇太后告天下手书》和《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等篇。前一篇作于靖唐二年（１１２７）四月，当时徽、钦二帝被俘北去，哲宗废后孟氏临朝，议立康王赵构为帝。汪藻奉命为拟手令，既不能回避四海崩溃、宗庙倾覆的严重局势，又要维系人心，号召天下共御外侮，确是一篇很难做好的文章。但汪藻仅用不足三百字的篇幅就把上述内容委曲周详地表达出来，而且措辞得体，真切动人。比如后面一段：
缅惟世祖之开基，实自高穹之眷命。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越居近服。已徇群臣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由康邸之旧藩，嗣我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尚期中外之协心，共定安危之至计。
这篇文告公布之后，天下传，人心感奋，成为宋代四六中的名篇。
陆游、杨万里等人虽不以四六名，但都善于四六，文集中有不少四六精品。如陆游的《祭雷池神文》：
某去国八年，浮家万里。徒慕古人之大节，每遭天下之至穷。登揽江山，徘徊祠宇。九原孰起，孤滋无从。虽薄奠之不丰，冀英魂之来举。
语言浅切而气势雄放，与其诗风颇相近。杨万里的四六则工于偶对，清新自然，如其名作《除吏部郎官宰相启》中的一段：
方揽牛衣而袁卧，惊闻驺谷之冯招。蓬门始开，山客相庆。载命吕安之驾，旋弹贡禹之冠。搔白首以重来，问青绫之无恙。玄都之桃千树，花复荡然；金城之柳十围，木犹如此！
虽然多用成语典故，但语气流畅，颇似其诗风。陆、杨的四六中渗入了各自的诗歌风格因素，所以较有个性。
南宋中期以后的四六作家在艺术技巧上追求细密工巧，风格趋于流丽妥帖，代表作家有李刘、李廷忠等。李刘是宋代最用力于四六的文人。他的四六作品多达１１００多篇，名作也多，在当时享有盛名，如《贺丞相明堂庆寿并册皇后礼成平淮寇奏捷启》中的一节：“南方之强欤，北方之强欤，风移俗易；东夷之人也，西夷之人也，气夺胆寒。风声鹤唳，不但平淮；雪夜鹅鸣，更观擒蔡。信君子不战，战必胜；知人臣无将，将则诛。”此启是祝贺平定叛将李全的，典故成语运用得十分贴切，对仗工巧而又稳妥，风格也比较典重浑成。然而李刘的多数作品却未能达到如此境界，过分追求工巧妥贴造成了纤弱靡丽的缺点，自北宋至南宋初期四六的浑厚之气、奔放之风渐趋泯灭。如其《上任中书》的“玉堂草罢，又吟红药之翻；金匮䌷馀，还对紫薇之伴”；“幽桂遗榛菅，底敢累犯严之口；江梅托桃李，但欲熏自洁之香”等句，刻意求工，雕琢过甚，气格不高。李廷忠等人的四六也有类似的缺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宋亡，使南宋后期的四六在总体上呈轻靡卑弱之势。
当然，南宋后期也有一些作家如真德秀、刘克庄等，并没有随波逐流。他们或以理学家著称，或以诗人驰名，都不是专写四六的作家，但他们的四六作品却自具面目，与李刘等人异趣。真德秀的四六遣词造句虽然比较拘谨，但未染当时的浮靡之风，高华典重，卓然名家。刘克庄早年的四六颇好雕琢，至后期则趋向雅淡清新，笔致流畅。到了宋末，文天祥、陆秀夫等人在国家倾危之际，写出了一些四六名篇，如文天祥的《贺赵郎月山启》、陆秀夫的《景炎皇帝遗诏》，词伟气壮，慷慨激越，一扫晚宋四六的衰弊之气。由此可见四六这种文体同样可以反映时代风云。宋代四六是文学史上一种重要文体，虽然有些作家把它写成徒具华美而内容空洞的作品，但四六这种文体自身是不任其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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