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我告别了坐台生涯

作者:谢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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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台先生”出现于何时,似乎考证起来并不难,自“三陪小姐”出现在社会上以后,或许是“阴阳搭配”之需要,仍由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先行出现了男子歌舞厅陪侍现象,即“坐台先生”。“坐台先生”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何走上这样的道路,通过“坐台先生”谢大勇的悲凉自述,我们或许可一叶知秋,引发人们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深层思考。
  
  一 万般无奈的选择
  
  我是辽宁本溪人,今年22岁,1.78米的个头,长相也算是个“酷哥”吧!我是带着明星梦2002年来北京的,在某个明星影视学院短训班学习了一年,交了三万元的学费,这也是我爹妈一生的积蓄,家里还有一个傻弟弟,也全靠父母养活。当时,我要来当明星时,爹妈就曾苦苦劝告我,说当明星恐怕不那么容易,如果当不成明星就会血本无归,全家的积蓄全部搞光,也就算是倾家荡产了。当明星应该是富家子弟的事,小民百姓挣到几个养命钱挺不容易的,可甭出去胡干胡造。我则向父母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通过学习一定能在演艺界出人头地,到时候在北京混出个人样来,买了车、房以后,把你们二老和傻弟弟一起接到北京去享清福……
  “然而一切灾难都是给小人物准备的”,不出我父母的预测,果真钱造完了,我也没学成明星。短训班毕业后,我旋即成了“京都文艺丐帮”和“北漂集团”里的一员,此时的我不敢向家里暴露真实情况,仍然是报喜不报忧,封封家书都吹嘘自己已经成了明星……父母也信以为真,来信催我将挣到的大钱寄回家来,以聊补无米之炊。此时父母已双双下岗,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傻弟弟的病情也越来越重,面对这一切,我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在京都四处找工作,干过传销、洗车工、卖过饼干、上门推销过图书,可这一切的收入仅够我在北京的开销,即租房、吃饭,而且干各种零工的人如过江之鲫,收入忒低,朝不保夕。我为此急得常常泪湿半个枕头,也常在入睡后被噩梦惊醒。就在此时,一个已在“北漂集团”中混成“大哥大”的大哥姜伟进找到我,告诉我他已知道了我的实际困难,并想帮衬我一把,让我到迪厅去陪女客,并不由分说给我做了重点包装,头发染成了黄色,买了一套全黑色的“俞照林”内衣,并教会我蹦迪的基本步。于是在姜伟进的带领下,我和另外几个与我命运差不多的小哥们儿一同进了北京的苍石迪厅。
  
  二 初试云雨
  
  姜伟进告诉我,在迪厅中“混事”,样子要扮酷,前额上的一撮黄发要用发胶做成像刺猬般直立,黑色内衣要贴身紧绷,要腰板挺直,蹦迪步要帅气干脆,要学会抽筋步、甩胯步、螺丝转步、火箭步,特别是要练成轴承脖子,像吃了摇头丸似的大幅度旋转,要旋出风采,旋出力度,下巴要练成橡皮下巴,要学会在女人肩膀上和胳膊上蹭,蹭的要有“拉面”般可松可紧的力度,这一切都是姜伟进在实际操作中的经验总结……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向姜伟进学到了不少东西,特别是对女人要有一种“磨蹭”精神。当女人对你有好感慢慢向你靠近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主动搭讪,要对她不理不睬,拿出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劲头,如果你一主动搭讪,肯定就要“掉价”了,这就叫“一赶三不买,一赶三不卖”,一定要把当天能完成的事分成几天来完成,时间拉得越长越好。跟随姜伟进在迪厅中学了半个月以后,我放了单飞。我单独上岗的当天就遇到了一条大鱼,一个款姐模样的女人在迪厅中自己单独占了一张贵宾台,吐着烟圈冲着我露出一种灿烂的笑,我假装没看见,仍然在舞池中奔放地扭动着两胯,由于我的无动于衷,那女人产生了更强的欲望,她跳下舞池疯狂地摇摆着她的披肩长发,故意把长发往我的脸上抽,抽得我几乎睁不开眼了,转而那女人又用她的肥臀去碰撞我的瘦胯,直撞得我踉跄了几下,那女人虚情假意地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请你到我的台子上坐坐,我有话对你说!”我装作不情愿的样子,慢慢地跟她来到座位上,那女人热情地递给我一支中华烟,并招呼来服务员给我上了一扎啤酒,“一看你就是个雏,显得那么腼腆,说,陪大姐聊聊天,要多少钱?”我眼睛一眨,摇了摇头说:“大姐,你看我像坐台的吗?我是大学生,是来随意玩玩的!”我用上了在姜伟进那里学来的“钓”功。“好好!我就喜欢有学问的人,这样吧,你陪我坐一会儿,我付200元小费,散场后,我开车送你回去……”款姐一副慷慨模样。我点了点头。
  于是款姐便打开了话闸子,她先说,大学生现在也不检点,“乱”的厉害,又说男人坏,寻花问柳嫖娼的男人到处都有,公安应该对男人严厉打击。要罚就罚他个倾家荡产,要关就给他带上手铐脚镣,关他一辈子。从款姐的言谈话语中,我充分体会到了她对男人有极强的偏见,她肯定是受过男人的骗,是个“伤心的人”。“其实男人挣钱也很不容易,男人的负担也很重!”我呢喃着,像是说给她更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你真像一只小猫,来来,小猫到我身边来……”款姐被过量酒精刺激的神经有了击发般的力度,她顺势把我搂在怀里,一只胖胖的手在我身上四处游荡,在游荡中还不停地拍拍我的屁股,趁我不备还在我脸上很响亮地亲了一下,那脆响声引得四座都向我们投来惊异的目光,“走小猫,到我家去坐坐。”款姐起身挪动着企鹅步,“您先把坐台费200元付了,我再跟你走……”我怕她酒后赖账急忙说。款姐牛眼一瞪,“你真小看姐姐!”便从腰间鳄鱼皮的皮夹中抽出4张百元大钞塞进我的手中,霎时一股热流涌遍了我的全身,钱对我简直太重要了,我乖乖地与款姐一起钻进了她停在迪厅门口的凌志400豪华车,半个小时后,小车钻进了一个豪华别墅区里。款姐彻底喝醉了,在屋里,一夜的絮絮叨叨全是骂她的前任男人。原来,她的前任男人是个做房地产的总经理,在长城饭店天上人间歌舞厅认识了一个叫马莉的小姐,于是由夜不归宿到公开同居,把她这个人老色衰的糟糠之妻干脆给甩掉了,当然那男人也算仁义,离婚签字时给了她200万元人民币,算是补偿费。说到伤心处款姐泪水横流,在伤感的情绪带动下,我想到自己的生活窘迫,似乎有了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触,也禁不住潸然泪下。两情交融,一夜风流之后,我除了又挣到1000元以外,还真切地感受到款姐也是个好人,她红杏出墙去寻花问柳,决不是品质不好,而是她空寂的灵魂太需要慰藉了。
  
  三 用“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告别
  
  入行之前,姜伟进曾千叮咛万嘱咐,告诫我当坐台先生,俗称“鸭子”,千万不能动真情,你要是到那里面谈恋爱,就什么钱也挣不到了。忠告归忠告,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一次一位苗条貌美的大姐在享受了我的蹦迪强项“拉面”后,与我攀谈起来。她告诉我在北京可做的事太多了,可以去学电脑,去学炒股,最不济去当个保安也可以,何必非在这里当“鸭子”呢?男人要安家立命,不可这样胡闹一生,如果染上艾滋病命就没了……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看到有人真心关心自己,我特受感动,分手时这位大姐除了递给我200元钱以外,还递给我一张名片,原来她叫闵莉,是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她让我有空儿去学校坐坐,我去了几次,闵莉教会了我操作电脑和上网,本质上好学上进的我被闵莉的“知本家”的风度彻底迷住了,同时闵莉也为我的家境窘迫而扼腕叹息,我俩真心实意地相爱了。白天我俩结伴出入人大校园,晚上结伴去迪厅蹦迪。但矛盾很快就产生了,只要我一跟别的女人“出台”,闵莉就生气,可是死守闵莉我又挣不到钱。闵莉说她到迪厅里来是搞社会学调查的,并不是来寻欢作乐的,我说自己来蹦迪只是为了谋生,自己既没有音乐细胞,更没有“性欲”要求,自己一想到苍老的、生活无着的父母和傻弟弟,跳楼的心都有,在这里纯粹是强颜欢笑。我俩经过激烈的争吵,谁也说服不了谁。闵莉曾咬牙提出,只要我不再去迪厅,她每月给我家里寄1000元去。可闵莉的经济状况我最清楚,她读研原单位每月只给她发500元生活费,她哪里有多余的钱接济我。面对为情所困、直接影响每天的实际收入的尴尬境地,我只好采取“三十六计”中的“走为上计”,我不辞而别,突然在闵莉面前失踪了。在失踪前一天晚上,我请闵莉吃了一顿大餐,席间我含泪为闵莉唱了一首“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不明就里的闵莉用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回报了我。
  
  四 爱情像流水不会为谁停留
  
  违心地离开闵莉后,我换了一个迪厅继续“经营”,只是压抑的心情大约持续了一个月,以后便好了起来,同时也深刻地体会到,那“爱情”只是富人的游戏,对穷人来说那就是危险的游戏。试想一个食不果腹的人怎敢去奢谈爱情,那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觉得哪儿都好,可哪儿都不是你的……
  继闵莉之后,我又遇到了几位和闵莉相似的动真情的女人,最后都是“始乱终弃”被我一一抛掉。此时我的性情也由过去的纯朴单一型变成了多棱型,不会轻意为谁动情。在陪侍中,我也充分体会到女人的脆弱与可怜,她们有的是被另有新欢的男人无情抛弃;有的是用虚伪和欺骗来对待男性,结果得到的回报是人老珠黄也未嫁出去;有的是不停地给男人施加生活压力,欲望无尽,终把男人逼走,出国后一去不回头,使自己在国内独守空房;有的是对男人的父母横加虐待,终使男人弃她而去;还有的在找对象时,高不成低不就,总没有合适的,为“应急”解决性欲问题,便来到了娱乐场所,找“出台先生”;还有的女人本来是“鸡”出身,因为机遇的关系,突然成了“富姐”,反过头来到娱乐场所里来戏弄“坐台先生”,对男人疯狂报复,如果“出台先生”经过她们这类“内行人”的收拾,回家后起码要躺3天才能缓过来……“坐台先生”对这类女人又恨又怕又无奈……
  无论如何,自打干上“坐台先生”的活以后,我每月都可以往家里寄2000元钱了,这些钱既解决了父母的生计问题,也弥补了我的愧疚……我也打心眼里感谢闵莉,是她教会了我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特别告诫了我要防男人,同性恋是直接传染艾滋病的传染源。我相信她的忠告,在迪厅中,也曾遇到过蓝眼睛、黄头发的男老外来纠缠我,结果无论对方开价多高都被我给拒绝了。甚至有一次由于我的不合作,一个性欲十足的老外,追到迪厅门外,当众闷了我两拳,闷得我两个眼眶发青,两个星期未能“上岗”。经过辗转腾挪,我终未与“同性恋”者有染,也算避开了艾滋病的传染源。
  2006年一开年,我将全部积蓄5万余元拿了出来,在丰台区桥梁厂盘了一个小饺子馆,当起了饺子馆小老板,彻底告别了“坐台先生”的生涯,“从良”了。毕竟那是黑道生意,整天提心吊胆,既怕警察抓,又怕得艾滋病,本来我就是平民百姓家的子弟,还是过平常人的生活踏实,有劲儿,睡觉都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