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我是公社妹夫

作者:久美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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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妹夫”
  
  孔占伟调到了县上某单位。我俩一块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留给彼此的情谊和印象,不是简单的几句话所能表述的,我在这里也不想做过多的渲染。通过老孔,我还认识了家在石乃亥草原的作家龙·仁青,他当时在青海广播电台工作。三个人喝了一场酒,初次见面我便请龙·仁青回单位后帮我复制一盘藏族著名歌手达珍的歌曲,没想到他再次回家探亲时还真的给我带来了复制好的歌曲磁带。当时我很高兴,暗想:这个人可交。但是后来因为工作的不断变动,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
  老孔走后,我接替了他的工作。当地牧民习惯性地称乡政府为“公社”,由于汉语发音不准,管秘书叫“妹夫”。我经常能听到来找我办事的牧民在乡政府大院里向其他干事问:“公社妹夫有没有?”一些爱开玩笑的干事就会故意打着藏腔回答:“公社妹夫没有,公社姐夫有。”弄得询问者莫名其妙。
  发生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跟“公社妹夫”没有关系。有一天中午,一名汉族大叔到我处开介绍信。他问我:“秘书贵姓?”
  “我们一般不用姓。”我说。
  他可能没看出我是藏族人,说:“秘书是不愿意和我们这种人相识吧?不然怎么会没姓呢?”
  我回答:“我姓久。”因为乡机关也确实有人叫我久秘书。
  那人立刻出去了。没过多久又进来了,手里提着两瓶“互助二曲”酒。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
  他笑着回答:“一点心意,以后也少不了来麻烦你。”
  事后我想着有点不对劲,我说姓“久”他是不是误以为在向他要酒呢?
  其实,藏族人也是有姓的,只是除了一定的场合与环境以外很少使用,平常就直呼名字,因此我也很随意地说出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不料,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闹出这样的误会。
  乡上秘书的权力仅次于乡党委书记和乡长。平时办什么事情都得过秘书这一关,在当时,连婚姻登记也不例外,需由秘书亲自办理。
  我因刚走出校门不久,没有社会经验,胆子又大,当时并不知道权力后面还站着一个叫责任的可怕的影子。在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被打破之前,各级机关的干部职工每年都可以享受一种叫做“内销”的福利性质的菜牛羊,价格低得惊人,一只羊30-40元,而一张羊皮拿到市场上能卖45-60元。因此,到村里抓羊时,好多牧民不愿意收钱,他们恳求干部说;“我替你把羊宰好,送到乡上去,羊皮留给我们吧!”
  州、县机关的大车小车开到了乡政府。当我给村民开介绍信时,被他们装出来的可怜相所迷惑,竟然敢在乡领导批示过的条子的基础上多加一只羊,以满足他们的要求。我敢发誓我自己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好处。一年下来,乡领导总共批了80多只内销羊,而我越权开了近50只羊的介绍信。到了冬季,正当乡机关的干部职工去抓内销羊时,问题就暴露了出来——一些村社的内销羊指标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乡上还有计划指标,村里的羊却抓完了。
  现在分析,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种:第一,村干部和乡政府驻村干部欺上瞒下暗中批条子抓羊;第二,有些乡领导不通过正当渠道,直接把手伸进村里抓羊;第三,我本人碍于情面擅自增加内销羊的数目。这件事,虽然没有造成大的损失,但影响肯定不好。乡党委书记火冒三丈,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让我停职检查,一个月以后,才让我“官”复原职。书记批评我的时候,问过我一句话,对我很有教育意义,我也因此明白了怎样才能当好一名秘书。他说:“你和我,谁是党委书记?”
  
  在那遥远的地方
  
  对于石乃亥的牧人们来讲,自己脚下的这片广袤的草原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地方,相反,青海湖以外看不见的地方才是遥远的地方。
  尽管如此,那年夏天从遥远的地方来了一大帮人,说是要拍摄一部名叫《在那遥远的地方》的电影。据说电影取材于我不喜欢的那首同名歌曲。那首歌把青海高原给唱得无比遥远。摄制组与乡政府经过反复协商,最终就草原的使用与保护、损失与补偿等一系列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电影开机仪式在鸟岛宾馆举行。我以当地政府领导的随同人员的身份参加了这个活动,第二天写了一条消息,后被发表在《青海日报》头版最下面,这也是我在汉文报刊上发表的“处女作”。开机仪式上,电影导演滕文骥先生连喊带吼地讲了一大堆话,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句是:“通过这部电影,我要让中国观众重新走进电影院。”他的美好愿望有没有实现我不知道,反正我在石乃亥草原的露天电影当中没有看到《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影片。所有的程序结束以后,丰盛的晚宴把活动推向了高潮。百来号人,杯光交错,气氛非常热闹。
  我特意给影片的女主角卓玛的扮演者——曾经为北京亚运会采集过火种的达娃央宗和她的老师、卓玛父亲的扮演者扎西(或者叫洛桑,记不清)敬酒,并邀请他俩到我们桌上交谈。令人尴尬的是,我们听不懂卫藏方言,而他俩不会讲安多方言,大家只好用汉语交流。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牧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影片的拍摄工作非常顺利。制片主任也不像以前那样对我们恭恭敬敬,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一天,他来到乡政府,请我们几个藏族小伙子当群众演员,去拍一段几个青年牧民深夜钻进卓玛的帐篷对其进行调戏的戏。我当时就拒绝了,制片主任很不高兴,说:“你们每人给五元钱,拍戏要不了五分钟,去不去?”我说:“不去。”只有其他三个人跟他上了车。
  电影快要拍完了,不记得是什么原因,恰好乡上当时给干部们放了假。等大家回来时,摄制组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什么草原使用费、损失补偿金等,乡政府和牧民群众一分钱也没得到。他们只留下一面小小的锦旗,上面写着“藏汉兄弟,草原情深”八个字。
  电影摄制组在石乃亥草原上唯一的损失是丢了一只木碗。一天下午,我因闲得没事干,就转悠到附近一户牧民家,发现他们家的另一顶帐篷里存放着摄制组的大量道具,其中有很多木碗,就是我小时候用来喝茶吃饭的那种可爱的木碗。我的眼睛死死盯住木碗不肯移开,没办法,我就对这家主人说:“我要带走一只木碗。”
  主人为难地说:“这样不好吧,他们把东西寄存在我们家,就应该如数归还给人家。”
  我说:“不会有事的,这又不是贵重物品,如果那么值钱,他们才不会寄存到你家。”
  主人不说话了,我顺手拿走了一只木碗。
  事实证明,这只木碗没有一点使用价值,斟酒漏酒,盛茶渗茶,把我的桌子弄得一塌糊涂。我只好在里面装满青稞,摆在书柜上,一直到今日。
  
  在“冰窖”里“自焚”取暖
  
  在石乃亥,一年当中不用烧炉子的日子不多。
  工作繁忙的时候,尤其是要写材料的时候,我是不烧炉子的,不管是春秋还是隆冬。这并不是说我没时间生火添煤,而是房子里一旦暖和了,来办事的人或没事聊天的人,一进来就不肯走,影响我的工作。于是,我就想出一个近乎自残的妙招,几天几夜不烧炉子,房子里比外面还冷。这样,再没有人愿意和我多呆一分钟,我也可以在冰窖一样的宿舍兼办公室里完成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每当早晨起床,桶里、壶里、脸盆里,都结了一层冰,我只好去找同事要热水洗脸。
  春天,社会主义教育在广大农村牧区开始展开了,我的前任秘书孔占伟作为社教工作队员回到了石乃亥。有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终于写完一份材料,准备生炉子过正常人的温暖生活,就找来一些牛粪和木柴,用报纸去点火,小小火苗就是燃不大,情急之下,我拿出一瓶汽油,正要往炉子里倒时,老孔和一名同事进来了,他俩一见我要火上浇油,吓得大喊一声,一把夺走了汽油瓶,并大骂我想不想活?烧了房子怎么办?
  当时我也没有在意,但事后越想越害怕。他俩来得也太及时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肯定会酿成人残屋毁的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