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９１１”保险案陪审亲历记
作者：周启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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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世界贸易中心受到第一次攻击时，我在开车接太太从医院回家途中听到电台中断正常节目报道此事，因我家离现场尚有20英里，没有感到切身威胁。2001年9月11日，我和太太不在纽约，却感到了切身威胁。因为我女儿1998年前后一度在世界贸易中心上班，我女婿上班的办公室事发时还在世界贸易中心。虽然我们知道女儿女婿已于前两天休假去了南方，还是捏了一把汗。回到纽约家中之后，发现电话答录机上满是亲友询问平安的留言，需要一一予以答复。
我因为忙于谋生，拖到2002年才造访全球瞩目的世界贸易中心现场。从各种新闻媒体中已经看了无数遍现场照片，等到身临其境时，仍然感到一种莫名的肃穆。现场旁边历劫而不倒的楼上悬挂着巨幅标语：“人的勇气之高下，不在于他做事是否惊天动地，而在于他心胸是否宽阔包容。”政府港务局具名的告示牌感谢每个参观者为“911”牺牲者的祈祷。环顾四周，我忽然感到自己对纽约的归属感比过去觉察到的要强。我在这里尝过新移民都要经历的辛酸苦辣，确有一些不愉快的记忆。但是这个城市20年来给了我安身立命的机会。我虽一介平民，在这个城市遇袭受伤的时候，到现场致意是至少应该做的。
这个现场也是所有政客的舞台。总统布什，纽约州长伯德基，纽约市长布伦伯格（Bloomberg）都到此亮相，昭告天下美国和纽约不会向恐怖低头。纽约市政府成立“曼哈顿下城发展局”，总揽重建事宜。
租约规定世界贸易中心损坏时，希尔维斯坦公司负责出资重建，否则即属违约，政府港务局作为房东可以取消他的租客身份，另寻重建合伙人。重建耗资近百亿，希尔维斯坦指望从保险公司得到两个35.5亿，再加上联邦政府的若干亿资助，就可凑够。州和市政府当局算政治账，希尔维斯坦的私营公司算经济账，都需要在法庭上打败保险公司，拿到第二个35.5亿。
2004年2月我接到通知去珍珠街500号联邦法院报到。我的老板当然不快，嘱我尽量争取落选。
纽约联邦法院的几座大楼，与曼哈顿下城的唐人街紧邻。首席法官是缪卡西。我们180余候选人被带进一间法庭，由缪卡西法官简介案情。瑞士再保险公司等保险公司为保单表格事告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和政府港务局，属于民事案件，需要12名陪审员。法官助理随机点了36人到前排坐下，有我在内。然后法官宣读了几十个普遍性问题：有无犯罪记录，从事的工作能否短期离开，家中有无病人需照料，本人视力听力正常否。
然后是专门针对本案的问题：如果候选人从业于地产和保险，或者职业与司法有关，例如律师，即不能选用。因为陪审员需要对本案涉及的专业完全外行，以避免先入为主的偏见。
36人中不断有人提出自己有某个问题涉及的情况，经法官主持双方律师讨论同意后获准离开，由法官助理点其他人补进。由于裁决最后由陪审团作出，双方都想把容易接受自己观点的人选入陪审团。
两个小时过去，只剩24人坐在前排。我仍然没有理由离去，又不想编造理由，觉得自己大约逃不掉了。这时法官让每人报自己姓名，在现地址已居住几年，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成员，家庭成员就业情况，业余爱好等等。
候选人对冗长的程序颇感疲倦，法官诙谐一下给大家提神。一个候选人回答说家庭成员只有一只猫，法官替她回答下一个问题说“那这个家庭成员是待业在家的吧”，全场莞尔。
法官把丑话留到最后，这时宣布此案可能需时8周，这样长时间不上班，对打工族困难很大，20人立即举手求去，我也在内。
法官胸有成竹地摆出一番道理：“如果你自己是诉讼的一方，你的生命、自由或者大笔金钱等着由陪审团发落，你难道不希望陪审团花足够的时间听取你的每一条证据吗？我们的制度就是要保证诉讼双方的这种权利。你们来陪审雇主不发工资，法院只补助你们40元一天，是你们工资的几分之一，这对你们是损失和不便，但不算困难。许多人为了保卫我们的制度忍受的困难，做出的牺牲，远大于在陪审席上坐8个星期。你如果仍然不愿意，上前来和我单独谈谈。”
我想到两条理由，上前作最后一搏。第一条：“我在报纸上读过有关新闻，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法官答：“此案见报多次，每个人都读过，只要你愿意从头听取双方证词就行。”第二条：“我的雇主给当陪审的雇员发前两周工资，然后就停薪了，陪审时间过长我怕饭碗不保。”
法官直视着我说：“如果雇员因为当陪审而被解雇，是雇主的犯罪。我会用我儿女的血给他写信要他收回成命。问题是你如果一个月没有雇主的工资能不能克服？”我盘算雇主给我前两周工资，法官要我自己克服四周，大约是法官估计案子需时六周，加两周以备万一，所以最长不会超过8周。
在这个社会享受了权利就应该尽义务，法官的心理攻势触动了在世界贸易中心现场感到的那种归属感，我于是就范。此案实际耗时12周之久，我猜法官当时只说8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如果说12周一定吓退更多的打工族候选人。
历时3小时的挑选结束，12个陪审员按性别分是7男5女，按美国现行族裔划分是7个白人，3个非裔，1个西裔，1个亚裔。
案子焦点是在“911”当天事发时各个保险公司是否是按维利斯表格承保的。因为最后合同尚未产生，代表各个公司态度的证据，只能从该保险公司和维利斯以及其他保险中介的来往电话、电子邮件和传真内容中去找，就是所谓的“文件痕迹”（papertrail）。
陪审几星期之后，大家对轮流出场的十几个律师的水平高下有了公论。希尔维斯坦和政府港务局方面的领衔律师瓦克泰尔，年72，衣着考究，油头粉面，是纽约市著名“讼棍”。只是宝刀已老，时有口误，当年锐气不再。有一次他不服法官制止他发问，情急之下脱口说出只有法官有资格说的“驳回！”（overruled！），贻笑全场。
保险公司方面代表瑞士再保险的律师奥斯特维格，56岁，正当壮年，在大企业商业诉讼中颇有名气，但他的毛病是有意无意地重复已经问过的问题，昨天证人已经回答过的事，今天他换个措辞又向证人提出。陪审员希望尽快结案，对他浪费时间一致反感。幸亏缪卡西法官记忆力强，反应敏捷，经常截断他说：“这问题已经问过，进行下一个！”
代表洛伊德等伦敦保险公司的律师是大卫伯依斯（David Boies）。2000年民主党戈尔和共和党布什争夺白宫，为佛罗里达州投票结果发生争执，入廪联邦最高法院。民主党雇用的律师就是大卫伯依斯。他质询证人时口齿清楚，逻辑严密，措辞精确；引用文件证据的关键段落字句时，分析名词的单复数，动词的人称和时态鞭辟入里，令人印象深刻。
一次，证人提姆伯依德对自己电子邮件中的不实之词，只承认是说法“不完全准确”（notentirelyaccurate）而非“根本上是假的”（flatlyuntrue），大卫伯依斯用四五个问题把他一步步逼到墙角，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说法确实“根本上是假的”。陪审员一致认为大卫伯依斯的水平最高。
“911”以后希尔维斯坦和政府港务局决定力争旅行者表格，维利斯受雇于他们，只能配合。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的风险经理斯瑞肯是老实人，外界在“911”以后来索取世界贸易中心保险表格时，他如实提供了手头的维利斯表格，随后被从决策层隔离出去。维利斯一位经理芬哈维（Fen Harvey）作证时，保险公司律师问：“因为你的客户想要用旅行者表格来多得到一份35.5亿元，所以你就帮他这样去做吗？”他如实答道：“我们收客户的钱，当然帮客户办事，只要不犯法就成。你们律师不也一样吗？”令全场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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