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我在台湾人家里打工
作者：高延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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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和杨太太每年还要到国外去探亲访友旅游一次，仅飞机票就得二万元人民币。
有一次杨先生从报纸上看到一款新型的抽水马桶要600多元，他立马打电话过去让销售商送一台到家里来，尽管家里的马桶也是新的，杨先生还是把它换了下来。还有他的按摩椅，也是换了好几次。每星期，杨先生都要到建国宾馆去洗一次桑拿、修脚，每次都得几百元；而太太则每星期都要到美容厅洗一次头。
杨先生和杨太太虽不是富人，但他们成家后一直请有保姆或秘书。有一次杨先生为了夸奖我，说：我们一共请过15个秘书，就你长得最漂亮也最能干。
因为一直请有保姆，杨太太从没下过厨，所以对青菜也分不清更叫不出名字。有一次，她下去散步，我叫她顺便带点葱回来，结果她带回来一把大蒜苗。不仅他们自己没有做过家务，就连他们的子女也一样。他们的大女儿从美国回来后，又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她女儿在北京买了一条鱼想自己烧了吃，结果打长途电话回来问我怎么烧，我想打电话的费用足可以在餐馆吃上好多东西了。
当然他们的高消费是对自己大方，而对我们这些雇佣则是十分克扣的。杨太太的衣服鞋子很多，整整装了一间杂屋，但她即使穿不上了，也舍不得送人。有一次，保姆小金帮她清理鞋子，一下清理出上百双。有很多都已经过时了，不能再穿了，杨太太就问小金穿多大码子的鞋，小金说穿37码。杨太太一听和自己穿一样的码子，马上不吭声了。还有一次，她女儿拿出一些自己不能穿的衣服给我，杨太太见了，赶紧走过来质问她女儿：“这些衣服你都不能穿了吗？”她女儿听了，只好拿了一件裙子进房间里去试了试，然后出来说：“不能穿了。”杨太太这才不吭声了。我虽领了她女儿的情，却不愿拿那些衣服，那些衣服就摆在那里放了很久。
有一天中午，我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想休息十分钟，杨太太走过来说：“你坐在你自己的椅子上，不要坐在沙发上，头发会把沙发弄脏的。”还有一次，为了避邪，杨太太对小金和我说：“你们在外面碰到卖小镜子的就买几个回来。”一个星期后，我出去帮杨太太买化妆包，正好看到卖小镜子的，我就买了几个。回到家，杨太太问谁让我买的镜子，我不好当面反驳她，就没吭声。结果，杨太太要我把这一元钱一个的小镜子拿出去换成别的可用的东西。我气极了，当时就说是我自己买了要用的，钱我自己出。杨太太也就默认了。
我每次去办事处，要乘地铁，从我们住的地方到地铁有两站路，在小区门口正好有公共汽车站，可杨太太为了省这一元钱，就叫我步行去，还说两站路只当散散步，这也是个锻炼的机会。
尽管杨先生和杨太太称自己不是富人，但以我们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标准来看，他们就是富人。因此常常有些上门维修的中国人会大大地敲他们一番。我记得杨先生常常将钥匙锁在屋内了，这时我们就会打电话叫附近的一个锁匠上门来开锁，那锁匠每次开口要一百元，杨先生只好给他。其实他只一分钟就将锁打开了。
高级住宅区的人们
我在台湾商人杨太太家打工时是住在她家的。这是位于上海徐家汇区拥有一大片花园的高级住宅区，每平方米的房价高达8千元(1995年购买时的价格)，居住在这里的人，大都是外国人或是从海外回来的华人，也有少部分国内的有钱人。
在这个高级住宅区里做保姆的工资一般一个月都会有800元以上，有的甚至达到2000元。三号楼的一户人家，除了有做家务的保姆外，还专门请了一个二十来岁的乡下女孩子遛狗，月工资也是800元，我白天出门时，就总是见那个女孩和狗在草地上玩，她把一个塑料圈抛出去让狗去把那圈叼回来。那是只大狼狗，因为喂养得好，毛光滑油亮。天冷时，狗还穿了一身衣裳，那衣裳的布料看上去最少也得上百元。我因为太忙，也没顾得上跟那个姑娘聊上几句，我想她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整天照顾一条样子凶狠的大狼狗，也自会有她的苦衷和人生的感叹！
经常在花园草坪上玩耍的有一个十岁左右的白人小男孩。这个小男孩会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但也很不讲礼貌，你跟他打招呼，他会骂“烦球”或是“你妈的”。他的肩膀上经常挂着一条玩具蛇，常常用来吓唬人家，那玩具蛇像真的一样活灵活现，所以人们常常真被吓一大跳。这小孩十分调皮，经常会把花园里的滑梯和玩具推倒，安保们由此都不喜欢他，还说他的成绩在班上倒数第一。我曾在电梯里遇到过他和他的爸妈，他的妈妈很爱抚地摸着他，我想：她儿子的调皮也许是他们放任自流的结果。
在这个高级住宅区里做保姆低于800元工资的只有一家，这家的男主人姓胡，三十余岁，他原是福建农村人，为了改变家中的贫穷的面貌，他发奋读书，大学毕业后到日本去留学，他说日本人是瞧不起中国人的，是不给中国留学生奖学金的，所以他为了筹集学费，一边打工，一边上学，常常一天只能睡两个小时的觉，有时连走路都能睡着，人瘦得都变了样。在上学期间，他认识了来自国内苏州的女留学生雁子，他们在日本结了婚，并在日本生下一个男孩，取得了日本籍后才双双回到了中国。他们在上海定居，却在苏州开了一家环保工厂，夫妻每天早上开着小车到苏州去，晚上又赶回上海。由于他在日本生活了十三年，所以他们的气质和生活习惯都和日本人相似。他们进屋都只穿袜子，这就苦了他们家的保姆，不能像其他家那样用拖把拖地，而只趴在地上能用布一点一点地擦。而且主人的白袜子上稍有点黑就会责怪她。可能是因为这家主人在国内和日本都曾感受到钱的来之不易，所以他们坚持只给所请的保姆550元，他们熟悉国内的情况，知道即使再给低一点，也会有人愿意干的。
我和胡先生一家认识不久，女主人雁子就来跟我道别，说是要独自一人专程到日本去生第二个孩子了，我问她：在日本生孩子由谁来照顾她，她说有医院的护士，又说这主要是为了孩子能取得日本户籍。
日本的户籍就这么重要吗？我有些不可思议。
有一天，我下楼时，在电梯里遇到了住在21F的女主人，她大概有四十多岁了，却打扮得十分妖气，头发是烫的，妆化得十分浓。我和她并肩走在花园小区时，她问我会不会电脑，我说会。她就要我到她的公司去上班，保证工资会比现在的高。我就到安保那里去打听这个女人的情况。安保说这个女人是新加坡人，和妹妹一起到上海开了一家公司。后来妹妹看中了公司里的一个年轻的员工，正在和他恋爱时，她也看中了妹妹的男朋友，不知用什么手段夺了过来。妹妹气得回了新加坡。他们的母亲听说后还专门来上海指责她，她却跟她母亲大吵了一通，安保还强调说她吵架的样子十分凶。她母亲气得说不认她这个女儿了，就回了新加坡。她却照样在上海和那位比他小十几岁的男的结了婚。安保还说要我不要上她的当，不要去她公司做，她是很难缠的，在这个住宅区里，数她家换的保姆最多，有时甚至几天换一个，大概已经换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保姆了。听了安保的话后，我半信半疑，又去找了一个曾在她家做过保姆的女人打听，提起住在21F的女人就生气，说她脾气很坏，一天不是有规律的吃三餐饭，而是随时吃随时要你做。每顿饭菜都要变花样，一点不合她的口味就凶你。有一次，她做清洁时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瓶子，那女人硬要她赔，她只好花70多元钱去买了一个同样的瓶子给她，瓶子里装的东西也不退还给她。
在小区的网球场，每逢下雨时，就有两个白人妇女在那里打网球，其中一个妇女还怀着孕。她们一点也不在乎下雨，有时雨下得很大，她们的衣服都湿透了，她们照样笑呀，打呀。安保说她们是“神经病”，安保大都是上海市区人，还这样不理解她们，真叫人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