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偷渡香港未遂
作者：吴开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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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62年６月上旬回到广州，开始了我在异乡的漂泊，始未料及，这种漂泊竟达八年之久。原有个家，不久成为无家，是漂泊一点不假。
流 浪
九月下旬，事后想起来还有些后怕的日子，我却在广州流浪。年纪还轻，天气还不太冷，熟悉广州的大街小巷，手上还有一张公共汽车的月票，我流浪还够条件。
月票每张四元，这是必不可少的开支。车缝厂（用缝纫机代人缝纫的加工厂）我只能夜求一宿，白天本不能待，有工作没工作我都是在外面，公共汽车是常坐的，但现在有了从未有过的新气象。汽车上满客关上门，车刚一启动，售票员马上大声宣告：“革命的乘客们，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一首革命歌曲好不好？”没有人说不好，谁敢说不好？售票员也有十足的把握无人反对，实际就不停顿而先唱一句“大海航行靠舵手，预备，起！”全体乘客也就很乖地跟着唱“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首歌像有魔力一样不用教人人都会唱，到处听得见别人唱，自己一天也要唱好多次。后来发现火车上，就连以香港乘客为主的广深铁路火车上也无例外地照唱。我多次在早上经过东山口，八点零五分左右，从广州开往深圳的火车恰好经过东山的铁路、马路交叉口，已关闭的马路道口两边待过的汽车、自行车、行人挤得水泄不通。火车开近了，看得很清楚，全车的人都在站着唱歌，已经不是开头部分，也还未到结尾，只听到车上飘下来的歌声是“鱼儿离不了水呀，瓜儿离不开秧……”，乘客神情肃穆而总令人有些滑稽之感，古往今来大概还没有第二首歌会被这么多人，一天这么多次的唱过，境内人唱，境外人也唱。好像香港人也要干革命，也要靠毛泽东思想！
坐公共汽车的人，个个都戴着毛主席像章，不约而同，几天之内就成为风气。不戴者无疑是自认不是革命群众，立刻就会有麻烦甚至危险，于是人人都戴。像章有大有小，章料最常见的是铝或有机玻璃。我花了几毛钱买了个有机玻璃制的，别在胸前。制像章一时成为一大产业，收集和交换像章的人很多。像章的款式越来越多，越做越大。最大的大到有如餐桌上的酱油碟。
我上了街，一般先去中山五路，北京路一带看不要钱的大字报，其所报道的多为京华消息，如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六十一名叛徒大案，涉及到彭真、安子文、刘宁一、林枫、刘澜涛、杨献珍等，这些人不久前全都身居要津，如今除了刘格平之外，全是叛徒，岂不朝中无好人了，令人费解。
看完大字报后时已近午，就在北京路的“回民大饭店”吃一碗两毛五分钱的“三星饭”，饭面有半个咸鸭蛋，一块牛肉，一块烧鹅，这是一天中我营养的主要来源。早上我只吃一碗白粥，晚上一碗斋粉，我控制每天的开支在五毛钱以下，按我的积蓄还能支持一段时间。
中午有些难办了，得找个地方休息，本来以在公园的长凳上坐着打个盹最好。中央公园（后改名人民公园）相距最近而人多，我宁可坐车去东山湖公园，那里有大片湖水，岸边垂杨下有许多石凳，又一向游人不多。
讵知如此地方，也被红卫兵在后来搞得疮痍满目。
公园的灯柱是用石湾陶瓷管套接而成的，表面照例有些花鸟图案，被认为是“四旧”，红卫兵挥舞大棒，全部打倒，碎成一路垃圾。最可笑的是垂杨下面对湖水的石凳，红卫兵可能认为只是方便了资产阶级狗男女谈恋爱，是可忍孰不可忍？但石凳破坏起来很费力，于是革命小将们将石凳全部搬到了堤路中间。谈恋爱？老子教你谈不成！众目睽睽之下，怎么谈恋爱？乳臭未干的红卫兵，幼稚无知，丢人现眼，行事大抵如此。
听说其他公园也破坏得很厉害，唯有动物园是例外。想来有点意思，红卫兵是昨天的少年儿童，差不多都去过动物园，对之很有感情，于是手下留情。再说他们也要留个地方给自己玩玩呀。未遭破坏的动物园成了我的世外桃源，我去那里常一坐半天，在湖岸看水禽悠然游过湖面，心里备感舒畅，在一片戾气包围之中，居然还有一块祥和、宁静的小天地。“文革”期间，我去动物园不下百次，可惜每次要买一毛钱门票，这对我是个很大的负担。
吃完晚餐后暮色渐浓，那时没有什么夜市，商店次第关门了，街上行人渐稀，几盏路灯照着空旷的街道，我开始犯愁了，今夜宿何处？
其实我在公园里午休时就翻来覆去考虑这件事，绞尽脑汁之后也想到一个办法，但未经实践又不知可行性如何，仍然踌躇不定。九点半钟之前在街上行走还没问题，且海上吹来的晚风更令人惬意。我皮肤黝黑、粗糙，又穿一套破旧衣裳，外表很像个工人，但我不能彻夜这么走来走去，遇到盘问且索查证件时，事情就不好办了。
九点半之后，公共汽车就停驶了，只剩下有限的几条线路的夜班车，我预先已选定了一条线路最长的通向工业大道尽头工业区的夜班车。我上了车，车上人很少，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半躺半坐，给人一种去上夜班的感觉。
夜班车跑得较快，这我原来未料到，半个钟头之后就快到终点站了，我不能坐到终点站，人家下了车直奔工厂，我却又在车站候车，这不合情理，容易让人怀疑。我决定在终点站之前一个站下车，然后再坐该线路的夜班车回城。这么折腾了两三个来回，已是半夜过后，每次在车上可以休息半小时，可是半夜过后乘客更见稀少，我怕司机见我多了会感到奇怪而容易出事，就改搭其他线路的夜班车。下半夜的三点钟左右是睡意最浓最难挨的时候，我又怕在车上睡着了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于是一支接一支抽着劣质香烟以驱睡意，一直挨到东方云色泛白，又回到北京路，心中稍见安定而疲惫不堪。回民大饭店亮起了灯火，我知道开始营业了，赶紧进去叫一杯茶，加开水连灌三杯，精神才略好一些。
总算找到一个较安全度过夜间的办法，可以济燃眉之急，但开支加大了，晚上要多抽半包烟，清晨要喝茶，而喝茶照例要叫点点心，不能光喝茶的。不说经济，我的身体如此颠倒阴阳，又能维持多久？
坐以待旦
流浪的日子真难过，眼看九月将尽，更感度日如年。
到了九月三十日，我感到不能再这样流浪了，这个时候，就是平常年份，气氛也会相当紧张，而“今夕是何年”？革命的空气已经到了灼人的程度，入夜之后我仍在街上游荡，无事可能变为有事，小事可能转成大事。误了前半生，不能再误后半生。
我决定回“家”去住一晚，硬着头皮也得回去，过了这一晚，明天再作打算。
黄昏以后，我从一条小巷进入我“家”的后门，先和母亲谈了一会，再由她到前边去找“家”的当权派婉言相求。
没一会工夫，当权派就大声吼叫着冲到后房来，要我走，马上走，走远一点。
我向他解释今晚不同寻常，请容我待到天亮再走。
他斩钉截铁说不行，挥手示意要我出去。
我说根据户口管理条例，人随户口，我户口在这里，按规定我可以在这里住，而且我只住一晚。
他暴跳起来，吼着说，你走不走，不走我去叫红卫兵。
我料他不敢去叫红卫兵，红卫兵大爷上了门对他也未必有什么好处。我说好吧，你去叫。
结果他还是没有去叫红卫兵，只是一次又一次吼着赶我走。
我说我是不走的了，就是在门口坐也坐一个晚上。他没法说门口也不准坐，一时辞穷，门外已不属他的管辖范围。他悻悻然“噔噔”着回前房去了。
母亲愁容满面，低声问我怎么办。
我说你睡吧，没关系，一个晚上只几个钟头，很快就天亮，我到门外坐坐不要紧的。
后门所对小巷，多半是铁路职工的木板平房，也有一些路外的劳动人民的房屋，他们都很质朴善良，对我“家”的矛盾知之甚详。我料想他们不会为难我。我回广州后的几年也没有什么恶迹，即无民愤。
我在离门几步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掏出一支烟点着，看东方，月亮为层云所掩，晚风吹来甚有凉意，只是蚊子还很猖獗，得不时用手驱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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