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两位美国人的不同命运

作者：薛　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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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听有些“经济学家”讨论先富的如何带动后富的问题，中心还是落实在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仿佛效率和公平根本无法相容。“主流经济学家”们也早就为我们塑造了这样的思维定式。可此前《时代》周刊的一段报道，颇能帮助我们理解福利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该报道描述了美国两个清洁工的命运，以及背后的制度，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直观的例证。
　　其中的一个清洁工叫Craig Jones，在辛辛那提工作。他的职务是清除垃圾，一天工作4个小时，一周工作5天，一小时挣6.5美元，一个月500多美元。他找了最便宜的房子，一个月租金215美元，可付完电话费和水电费后，剩下的钱够吃饭就不错了。他的家里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个床垫，几年来也没买衣服。另外，他也没有任何福利、休假、病假。也就是说他只要不干活儿就没钱。所以他也买不起车，深更半夜下班后只能步行回家。最近他被抢劫，并遭枪击，但包扎好伤口仍得和臭气熏天的垃圾打交道，根本顾不上考虑伤口是否会感染。
　　在匹兹堡有另一个清洁工，叫Robyn Gray。她负责的是一个会议中心的卫生，一周工作40个小时，一小时12.52美元，年收入2.6万美元。同时，她还享受健康保险，3周的年假，3天的个人假期。她用自己和丈夫的收入，不仅买了房，还把两个女儿送进了大学。
　　在Robyn Gray生活的匹兹堡，清洁工聚居区的住房拥有率和高中毕业率在最近20年稳定上升。到2005年为止，这个穷区的57％的家庭自己购买了住房。在过去3年，匹兹堡的中等家庭年收入，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后，从39643美元上升到40699美元。
　　再看看Craig Jones住的辛辛那提。几年前的辛辛那提骚乱震动了世界。Craig Jones所住的城市西部地区，犯罪率奇高，毒品贩子遍地，乃至像Craig Jones这样的穷人也会遭抢劫。76.5％的5岁以下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收入仅9759美元。
　　与此相对，Robyn Gray和丈夫的收入加起来，快5万美元，接近美国的平均家庭收入。结果是孩子都上了大学，下一代不会当清洁工，两代之间完成了产业提升。再看看这种高工资对企业的影响。在辛辛那提，清洁工年周转率是300％，也就是说大家干几天就走。在匹兹堡，清洁工的年度周转率仅是上一个数字的1/10，大部分人愿意留在任上。结果，清洁公司用于招聘和培训工人的钱就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宏观的经济效益。匹兹堡的清洁工区已经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社区。孩子能读完高中，不少上了大学。治安好，警察需要得少，进监狱的也少。要知道，美国一个低级警官的收入至少也得四五万，高级警官常常挣到10万上下。监狱里关押一个犯人，年消耗也要2万多。在辛辛那提Craig Jones住的那个区，一半以上黑人没有全职工作。许多人进了监狱。那年骚乱时，暴民与警察对打，该市警方不得不要求增援，还谈什么经济效益。
　　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大多有最低工资的法律条款，但那里的老百姓不惟经济学家是听，他们觉得自己日常的生活经验更靠得住。在他们眼中，经济学家定义的效率，往往只局限于就业率等几个最常规的数据，而很少考虑犯罪、辍学率、毒品乃至公开的骚乱对社会的消耗。
　　（王永生摘自《草根才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