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人生中的“借贷平衡”
作者：平鑫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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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初恋
大学时同班的女同学们，大都是富家千金，正值青春年华，个个争奇斗艳，但也有一小群大概三五位，服装比较朴实，也不浓妆艳抹。对我而言，很有亲和力。当她们要求我为她们温习课业时，我自然欣然应命。其中有一位文静寡言、面目姣好，年轻的我，难免心动。似乎她也对我印象不恶，两人渐渐由集体温课，发展为个别研讨。她家正好在我回家的中途，每天放学后她主动陪我步行回家。经过黄昏时的公园，常会留连忘返。我们很少约会，不论喝杯咖啡，看场电影，对我而言都是囊中羞涩。我也不愿意由她请客，虽然我们每天几乎都有一二小时独处，但都是淡淡的“君子之交”。
有一天她邀我去她家温课，发现她家竟然十分豪华。白色的精致洋房，庭园深深，穿着制服的仆佣，送茶、送点心。没想到她外表朴素平实，却生长在这样一个豪富之家。自卑与自尊的交织，使我强烈地意识到我们的感情不可能有美好的发展，于是心底筑起了一道厚厚的墙，从来不让一丝一毫情意溢出墙外。我想她当然知道我的家境清寒，所以从不要求到我家以免让我感到尴尬，只是默默地接受我们这种纯纯的交往。
毕业聚餐那天，同学们嬉笑着向我们祝福：“向新郎新娘举杯。”她都大方地接纳，似乎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我却有些不知所措，内心百味杂陈。毕业以后，前途茫茫，尤其在这样战乱的时候，我能给她什么愿景?更何况我们的生长环境，如此悬殊，我不以为有“终成眷属”的可能。
聚餐后的第三天，突来的机缘，决定去台湾。我满怀离愁地去她家话别。听完了我结结巴巴的述说，她却出奇地平静，不像小说或电影里的男女主角那样愁肠寸断，难舍难分。她脸上没有笑容，只是冷冷问我：去台湾有必要吗?留在上海一定不好吗?去台湾一定更好吗?
我无言以对，最后，我拙拙地说真希望有她同行。她还是那么平静。说：“你只有一个舱位，我哪能去?再说我凭什么身份跟你去呢?”是啊，我从未给她任何信诺，何况，即使再有办法的人，都不可能再弄到任何舱位，即使她真的可以到台湾，我又能给她什么？我自己什么也没有。
就这样，我“失去”了——或者应该说结束了这一段淡淡的、纯纯的，甚至不算初恋的“初恋”。
一年后，我收到她的来信，从香港转来。信上说：“……现在，即使我有此心愿，也似乎更不可能了。”从此，我再也没有接到她任何讯息。
离开上海四十年后，我和琼瑶回到上海，在我下榻的饭店欢迎我的老同学们，居然来了二十多位，彼此相见，恍如隔世。琼瑶表示她很希望见到我的“初恋情人”，但她，没有来!并且没有一位同学知道她的下落。
我想，如果不是贫富悬殊，我又不那么自卑（或说是自尊），也许我们之间的感情会有较正常的发展，那么，我也许会舍不得离开上海，或者她会强烈地不让我离开上海……
这是我生命中的一次“失去”!
永别了母亲
离开上海，当然最使我舍不得的，是这个家，虽然这个家又小又破，但这个家见证了我成长的过程。每一件破旧家具，每一道斑驳的油漆，都记录了岁月的痕迹，那么熟悉，那么亲切。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生活了二十多年，我尤其挂心的是体弱多病，对我呵护备至的母亲。
当我们讨论要不要搭船到台湾时，母亲苍白干枯的脸上，却是毫不犹豫地坚定。她把二两黄金，密密地缝在我一件外衣的垫肩里，又细心地为我整理行装，她说：“真可惜你不能把收音机带去!”父亲则把他用了一辈子的手表和钢笔给了我。
临别时，我热泪盈眶，不能自已，希望母亲改变初衷要我留下。真的，我一直在想，我有必要非去台湾不可吗?
母亲非但没有流泪，反而容光焕发地、含笑地说：“等日子平静了，就可以回来啊。等事业有成了，可以接我们过去啊。”好像我只是去郊游，她很高兴地祝我玩得尽兴。
当时，我也觉得也许二三年，最多三五年就可以回去。但没有想到这是永别。
如果当年我没有离开上海，不知道会有怎样的人生?总之我的命运会改变，我周围的人也会因我而改变命运。
如果当年我没有来到台湾，绝不可能有《皇冠》这本杂志，也绝不可能因《皇冠》的存在而影响一些人与事。当然，也不可能与琼瑶有这份相知相惜、数十年如一日的情缘。
不管你喜不喜欢，愿不愿意，人生有数不清的“得”和“失”，你也可能必须一次次地面对这些“得失”，作一抉择。不同的选择，就会有不同的后果。可能影响你的一生，也可能影响你周遭的一切。会计学上有个最最基本的定律：“有借必有贷，有贷必有借，借贷平衡。”如果用浅显一点的说法，所谓“借”，是收入，是得到，是正面，是资产；所谓“贷”，是失去，是付出，是负面，是负债。把这定律应用到人生上：你失去了一个机缘，因此而得到另一个机缘。你得到了一笔财富，可能换来了享乐，也可能带来灾难；你结束了一个不顺的婚姻，可能换来另一个美满的婚姻；你做了一件义行，可能得到了一份福报……
所以——因为“失去”，所以“得到”。也可以说没有“失去”，哪能“得到”？
（任长秀摘自《皇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