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爱情的水仙花

作者:雪小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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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八岁的时候烦死了学习,离高考还有几个月的时候父亲安排我到成都去当兵。
   就这样,我穿上了军装,当我每天早晨被军号吹醒时,当我每天被一项项纪律要求时,我觉得人生怎么这么无聊啊。
   一切的改变是从伊蕊的出现开始的,当她从山坡的那边渐渐向我走来,我正举着相机拍落日,而她闯入了我的镜头,梳着短发,穿着一身军装。
   夕阳中的伊蕊英姿飒爽,我从来不知道女孩子穿军装会这么美丽,比起那些穿裙子的女孩子要美丽一千倍。我傻了一样,把相机的快门摁下去的刹那,伊蕊的脸色变得很难看:谁让你拍我的?
   我呆呆地站在她对面,展颜一笑。伊蕊,这个十七岁的文艺兵,像一棵水仙花在我心中摇曳多姿。我冲下山,几乎是一路跑着回到连队,把宿舍全打扫干净了,连长说了几次的被子也被我认真地叠成了豆腐块。
   文艺兵营房和我们连离得不远,有事没事我就去伊蕊那里,她是不理我的,而我每次只是路过,透过窗子看着里面的排练情况。伊蕊是拉二胡的,很多次我路过那里的时候,她正在深情地拉着。我从来不知道二胡的声音这样好听,但现在,我买了十盒二胡带子,从《二泉映月》《江河水》到《病中吟》,我终于明白伊蕊身上为什么总有一种淡淡的雅致和美丽了,明白她为什么像一朵水仙花了。当我戴上耳机一个人听时,总是会泛起微微的酸来,而十七岁的文艺兵伊蕊,根本没有注意到一个叫康明阳的男兵,那个男兵把他拍下的那张照片放大了搁在日记本里。那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伊蕊,阳光灿烂,穿着肥大的绿军装,短发在风中飞扬着。
   几个月后,文艺兵的连长莫红来找我,她大大咧咧地说,小康,听说你会照相,我们文艺连想请你去给女孩子照照相,可以吗?
   我差点跳起来,因为伊蕊马上会出现在我的镜头里了,这样的美差如何会不愿意?
   当那些文艺兵换了五彩缤纷的衣服出现在我的眼里时,我却发现少了一个人,因为伊蕊没有在那里,我有些失望地问莫红,你们就这些人啊?
   莫红说,噢,少一个,她去演出了,给人救场,如果她回来愿意照就让她再去找你。
   那天我心情很乱,照来照去的女孩子们在我镜头里像一只只蝴蝶,但我只想给那个穿着军装的女孩子拍照,她笑的时候,我的心中像千万朵花在开。
   周日,一个人在床上看伊蕊照片的时候,有人敲门,我去开门,门外,站着照片上的人。我慌了手脚,因为以为是战友,所以,穿得几乎衣不遮体,而且刚理了极难看的头发,像个逃犯一样。她笑着看我,康明阳,连长说照相可以找你,因为只有我没有照过,可以再给我照吗?
   我几乎颤抖着,当然当然,然后倒水给伊蕊,不小心烫了手,再拿出老妈寄来的话梅,发现被我放得快发霉了,我解释着,成都太潮了太潮了,而同样紧张的小女兵伊蕊拿着我倒给她的水说,不会喝不会喝。
   当我拿出照相机时我脑袋都大了,一下就傻眼了,上次给那帮女生照相所有胶卷全用完了,而要再买新的胶卷要去成都市里,往返几乎要半天,怎么办?
   有事吗?伊蕊问我。
   没有没有。我立刻镇定下来,我们走吧。
   伊蕊依然穿着那身肥大的军装,英姿飒爽。
   我和伊蕊去了后山,后山上,大片大片的野花开得正灿烂,伊蕊站在那些花中间,风吹过来撩起她的短发,镜头里的伊蕊一脸拘谨和羞涩。我不敢看她,只是忘情地注视着镜头中那个女子,那个像水仙花一样的女孩子,轻轻地摇曳着,在我的眼睛里,在我的心中。
   那天我一直在拍,好像永远也拍不完一样,伊蕊从来没有问过我,她只是按照我的要求摆着姿势。一张又一张我摁着快门,只有我知道,那里什么也没装,但是,伊蕊的身影已经不用照相机了,因为她的每一笑每一颦都刻在了我的心里,那些美丽的倩影如一张张永远的底片,只要我想,就会瞬间影印出来。
   累的时候,我们坐在后山的山坡上,伊蕊说,有机会我给你拉二胡听吧。
   好。我说,然后我伸出了手,把你的呼机号码给我吧。
   伊蕊笑笑,在我手上写了一串号码,怕出汗,我就那样张着手,一直到宿舍,其实,那个号码我早就记住了,只是怕一转眼背错一个数字。
   那次照相成了我和伊蕊的秘密,当一帮女生穿着军装湿着头发从浴室出来碰上我时,我总假装不认识伊蕊,因为我和伊蕊都明白在军队里恋爱意味着什么,何况,我们从来没有说爱,但我在我的军帽里写了一行字:伊蕊,很爱很爱你。
   在伊蕊和我要照片的时候我对她说,背着二胡去后山等我吧。
   在后山上拉二胡的女子,忽然让我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尽管我骗了她,尽管我没有为她照相,但是,她早已经在我心中,为我拉了许多曲子了,然后她伸出手来:我的照片呢?
   对不起,我说,胶卷坏了,所以,我们要重照。
   她愣愣地看着我,然后说:你是骗子,然后背起二胡转身走了。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也许我那天应该告诉她相机里根本没有胶卷,也许我应该把偷拍的那张给她?一切还来不及细想如何解决,文艺兵调离了成都,全去了北京,我呼了伊蕊有几万遍,但转眼间烟消云散,我竟然忘记她的呼机出了成都是呼不通的,一个月后,我从成都调往江苏,从此永远失去了她的消息。
   几年后,我终于如父亲所愿上了军校,然后一直留在了部队里,而伊蕊却再也没了消息。
   两年之后,我结了婚,和一个地方上的女子,并且举办了自己的摄影展,摄影展的第一张照片就是伊蕊。十七岁的伊蕊,在后山的山坡上被我偷拍的那一张。只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和伊蕊说,那次我们去后山上照相,我的相机里是没有胶卷的,而之所以这么做,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爱上了她。
   那顶旧军帽我一直留着,在帽圈里,一直有那一行小字:伊蕊,很爱很爱你。我的妻几次想扔了它,都被我阻止了。军帽里的秘密,是曾经开在我心中的一株水仙花,只开在十八岁那年的夏天。
   偶尔的一天,我坐在电视前,看到一个穿黑色紧身衣的女子,长发,正深情地拉着二胡,是拉了几十年的《二泉映月》。一曲终了,主持人说,请二胡演奏家伊蕊再为我们拉一曲《光明行》。我呆呆地看着,直到眼泪像虫子一样堆满了双眼。演出结束后记者做了随机采访,有人问伊蕊,开这样的二胡演奏会是不是特别激动特别紧张特别难忘?伊蕊摇着头,笑着答,不,如果说难忘,那么我十七岁时的那场演奏会最难忘,因为听众只有一个,并且,我还爱他。
  
  (谭海波摘自《情感》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