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煮”夫
作者：林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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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灿烂的青春时光，有很长一段都是孤独的，远离父母，远离同学，远离家乡，一个人在遥远的伦敦，在那里读书、工作。以为这样不是一辈子也将是半生了，因为所有的人都跟我说留在伦敦发展才是最佳的选择。
在伦敦，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车，我也不例外，每天我都会驾着我那破旧的二手车在伦敦繁华的街道上往返。
有个浓雾的早晨，我的老爷车被发动了N次还只能在原地哼哼，因为时间很急，我不得不放弃它而去赶地铁，要知道伦敦公司的纪律可是很严的。
离我住的地方最近的是一个叫LE-ICESTER的地铁站。一踏进地铁站就听到嘭嘭嘭有节奏的打击声，不知道怎么回事，本来垂头丧气的我听到那些鼓点就感觉心情好了许多。声音越来越清晰，走近了，才发现有个黑人在地铁站花花绿绿的广告墙边闭着眼睛忘我地打鼓，一边敲着一边还随着节奏跳舞。
早就听说伦敦地铁站里常常会有些民间艺人以卖艺为生，但从来也没有见过，今天一见更觉得新奇有趣。他的皮肤黝黑，肌肉结实，穿着一件挂满了饰品的马甲，头上戴着一顶有点脏的牛仔帽，被破牛仔裤盖着的脚上穿着一双厚底的绒皮鞋，前面是一个盛着花花绿绿钞票的盘子。我的口袋里只有昨天逛超市时剩下的几个硬币，我摸出来，在路过的时候放进盘子里。
硬币的声音也许是吵了陶醉中的他，当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听到他在我的身后说nice。我回头去看，正好看见他对我笑，牙齿被皮肤衬得雪白雪白的。
下班的时候，我看到他还在那里，可是我身上已经没有零钱了，虽然我很想对他的音乐付些酬劳，从他身边路过的时候，我有些歉意地耸耸肩，意思是：“对不起，我没有零钱给你了。”我却意外地听到他说了一句中国话：“你好。”在伦敦待了四年，很多中国来的留学生平时都不太说中国话，而这个地铁里的黑人却用中文向我问好。我笑笑，也用中国话回了一句：“你好。”只见他缓缓地伸出又黑又大的手递给我，说：“My name is Lale.”刚开始我有些害怕，毕竟是异国他乡，而我又是一个单身女孩子，我的手迟疑着没有伸出去。他扬扬眉毛，拍了拍手，摆出一个很无奈的动作，好像在说他没有恶意。见他的样子很真诚，我终于还是伸出了手：“My name is Liana.”Lale的手掌足足有我的两个大，而跟他的黑手掌一比，我的皮肤就显得格外白。
就这样，我认识了Lale，因为一个人很无聊，常常会跑到地铁站里来听他打鼓唱歌。他喜欢唱一首叫迪迪卡的歌曲，说那是为了纪念他远方的朋友。
Lale的出现，给我的伦敦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他有着黑人的爽直性格，常常会把我举到头顶，吓得我哇哇大叫。有时候他也会带我去广场做他的助手。以前在国内念书的时候我参加过合唱团，所以对我来说不是件难事。每次跟Lale一起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无比开心。
但我始终认为，我和Lale不过是大海里的两叶孤舟，只是彼此填补空白的过客而已。
有个周末，我在家附近的快餐店吃完了晚餐，回来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开始好像还没有什么事，昏睡一夜后发现脚肿了一大块，疼得厉害。第二天Lale打电话来让我去帮他的忙，我对着话筒表示我的歉意，他问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我说没什么，只是昨天晚上回家时摔了一跤，脚有些肿。
没想到的是，他居然在一个小时后敲开了我家的门，要知道我并没有告诉他我家的地址。面对我的惊异，他狡黠地笑笑，你以前说过你住在附近的，要知道，在英国，找一个白皮肤金头发的女孩很难，但是找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女孩可是很容易的。
还好，送到医院检查，骨头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只是韧带有些拉伤。我跟Lale说，没事吧？他说不检查怎么知道是真的没事呢。休息了一天就出院了，我忐忑不安地准备去交钱，却得知已经被Lale交过了。
我要把钱给他，他却不肯要，说又不是太多的钱，没有什么的，再说认识我这么久都没有请我吃过晚餐，就当是请客了，还说：你一个瘦弱的女孩子，我怎么能不照顾？要知道，Lale的收入也是极为微薄的。
大概过了一年多，我发觉Lale变得没有以前快乐了，常常发呆，眼神里也缺少了曾经的那种神采。我暗自猜想他是不是病了，问他，他却说没有。终于，接连几天他都没有来地铁站里唱歌，更证明了我的猜测，赶紧去他住的那个地下室找他。素日里硬朗的他躺在那里，说不出的凄凉，原来他着了凉，得了感冒，不过他的样子却比他的病情重得多。我问他想吃点什么或者喝点什么，他一味地摇头。过了好久，他的眼睛里突然蓄了一汪泪水，可把我吓坏了，忙问：“怎么了怎么了？”他这才一字一句慢慢地像在自言自语：“我想回家了，我想爸爸妈妈。等我的病好了，我要拿着在伦敦挣的钱回去买渔船，那里有海，有帆，有赤着脚的姑娘。”他看窗外，眼神里充满憧憬。
忽地，他又把头转向我：“Liana，我们永远不能换掉自己的皮肤和心，这里不是我们的家。”那个时候我的移民手续已经差不多办完了，以后也可以一步步把父母接过来的。而Lale的眼泪却让我在那一刻也想到我的家，宁静的小城，朴实的人。
第二天，我打电话通知父母说我要回去工作，我在伦敦的生活要结束了。他们尽管有些不解，但得知我要回去却是非常高兴的。
Lale的病很快就好了，我在地铁站最后一次听他唱歌，他唱美丽的姑娘，要回家，亲人就在身边，一遍一遍，反反复复。我站在一旁，泪珠儿控制不住簌簌地往下淌，一半是为了Lale，一半是为了父母。
这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每次别人问我为什么要放弃移民英国的机会回来，我就会跟他讲Lale的故事，讲他的歌，讲他的大手，讲他的肩膀，讲他的眼泪。我怎么能够忘记，在这个世界的另一个角落，我有一个黑皮肤的兄弟，他叫Lale呢？
（冷凝摘自《人生与伴侣》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