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我的父亲
作者:罗大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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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李烈还没结婚时,有天在红厨吃饭,聊到某音乐界好友在报纸上提到:“罗大佑出生‘贵族’,就音乐人训练方面,比较占优势。”李烈当下附和:“对啊,我们小时候一直把医生家庭当贵族。”我足足瞪了她一分钟之久,把她当众吓哭。
一个人能够做些什么,跟他本人有绝对的关系,以出身来论成就,不但失之偏颇,更是一种偏见。我对此事非常不满。就问李烈:“你知道我父亲是怎么长大的吗?”父亲在家中排行老二,祖父生了四男四女。五六岁时,家中无水,父亲和大伯常去抬水。每次邻居看见他们两个,都忍不住笑。因为父亲身材较小,扁担永远都落在大伯那边。
父亲小时候赤脚上学,每天早上要走两个小时到车站,搭一小时火车到新竹,再走半小时到新竹中学,来回共耗去六七个小时。
二战期间,他被送往南洋当军夫。国民党来台后,他又被派到越南当军医两年,从他寄回的邮票上,我才发现他去了越南。后来经济逐渐好转,他一人赴高雄开业,在当地租屋,靠一名助理和一名护士协助,经过30年才创下一番局面。他这辈子可说是凭自己双手打出来的天下,若被定义为“贵族”,我想是相当不公平的。
我小时候家住开封街,那条街的甜不辣店很有名,附近有两家漫画店,租一本漫画2毛钱。父亲从不阻止我们,但每周他都会带我们去东方出版社买有注音符号的一些优良读物。如《小妇人》、《三剑客》等,或者带我们去看电影。记忆中,他很少纠正我们的一些小动作,倒是母亲总会要求我们碗要好好拿,不要剩饭菜等。现代父母工作压力大,常不自觉把情绪转嫁到小孩身上,这点我很感谢父亲,他从来不会如此。记得那时班上很流行把长寿烟银白色的锡箔纸撕下弄平,剪成各式图案来玩。有一次看完电影,我心血来潮,边走边拣路上废弃的烟盒,大概拣了10来包,感到乐不可支。没想到回家后,父亲二话不说,把我拉到浴室,狠狠揍了我一顿,边打边骂:“我给你受好教育,是让你拣东西的?”我那时大约读小学三年级,印象很模糊。父亲过世三四年后,我和兄姐们在纽约聚餐,大哥重提此事,说父亲曾经告诉他小时候痛打我的往事,并发誓这一辈子不会再打小孩。
我18岁起,父亲就带着我教我开刀;家里全是医生,和我后来念医科有很大关系。医学院7年训练,加上后来在医院工作两年;朋友认为我浪费这样多时间学医,未免可惜。但医科严谨科学,重视伦理与尊重人权的训练,对我后来写歌、做音乐乃至为人处世,都有莫大影响。
小时候,父亲坚持要我弹钢琴,后来去考合唱团,也是他借钱给我买乐器的。他从未阻止我玩音乐,他知道我喜欢音乐,也做得不错,但始终劝告我:“做音乐可以,不要放弃行医。毕竟医生的社会地位好,收入稳定,又受人尊重。”
回想我整个音乐历程,他在背后对我的支持很大。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是在当下根本感觉不到的。直到有一天你才恍然大悟。父亲就是这样,他对我一生的影响,大到我没办法为他写一首歌。他受帕金森病所苦长达10年,路走不好,我给他买了根拐杖,但他不常用,多次当街摔倒。我忍不住问他:“爸,你怎么都不拿?”他虽然不说,但我知道,拐杖对他而言是弱者的象征。他一辈子行医救人,都是他帮病人解决问题,怎么可能自己成为需要扶助的弱者。
他在纽约买了间小公寓,过世前两天,他居然开口唱起歌来。他平日很少唱歌;我记得高中时候,他有次邀请医院同仁来家中过中秋节,他在天台上好不容易唱了首《月亮出来了》,他的嗓子低沉,五音不全,我印象深刻。那天,他又再度开口唱起早年在南洋当军夫时候的军歌,照顾他的阿姨非常惊讶:“阿公,你怎么会唱歌?”“你不知道,罗大佑的歌都是我教他的。”父亲答了这样一句。两天后,他便过世了。
父亲过世,我一直觉得很难接受。我想,大概要花一两年时间,我才能面对这个事实吧。我后来用一句话来克服:在我生命里,是否能显出他的缺点更少些,优点更多些?相信这样,我便没有对不起他,他的生命也获得更好的延续。
他走得很安详,这是我们比较安心的地方。
(黄小明摘自《海外星云》2005年第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