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2期
他们是怎么当导师的？
作者：度正直
萧功秦在1978年考入研究生以前，从来没有读过大学。高中毕业以后，在上海市郊的一家机械厂当工人。萧第一志愿报考的是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的明清史专业，由于批卷老师粗心大意，少加了背面的成绩，他最终没有被南开大学录取。试卷传到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大家发现了批卷错误，导师韩儒林很同情他。虽然萧填的元史是第二志愿，专业考的是明清史而不是元史，但是韩和一些老师商议之后，还是决定收下这名弟子。过了很多年，萧功秦还能强烈感受到当时那种幸福的感觉，说“在人生关键的时候，韩老师改变了我的命运”。韩知道萧的学术气质与学术兴趣与自己的学术风格与专长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于是就主动对萧说：“我这一套方法你不一定有兴趣，也不一定学得好，学了也可能会忘记。你还是走自己的路吧，有什么问题不懂可以来问我，我可以尽力帮助你。没有问题就自己看书。这样你总可以找到自己的路子的。”
秦晖在成为赵俪生的研究生之前，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在“文革”前上过六年小学，不到16岁就初中毕业下乡插队了，在农村的9年多生活经历被他戏称为“早稻田大学”生涯。秦晖视力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因为体检不合格，被录取时遭受阻力颇大。当时赵俪生力排众议说：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还说：秦晖就是失明，也可以成为又一个陈寅恪。金雁在回忆导师赵俪生时说：“赵先生曾以爱犊之心把他‘文革’后首次招的七名研究生喻为‘七只九斤黄”’，“基础课、选修课讲授辅导全由先生一人包揽，一副掏心掏肺恨不能立马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传授给他们的架势”，“看着他们眉里眼里都是笑，对他们的进步和特长更是充满了鼓励赞赏”。
梅振才回忆在北大学习时，曹靖华作新生报告，举了很多著名人物的例子，说明要获得成功，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曹提倡学习要有“啃钢条”的精神。从此，“啃钢条”就成了他们那批同学的口头禅、座右铭。梅所在研究所的年青人，都希望请曹作报告。曹马上来信：“座谈，当欢迎，望提问，能答者，答；不能答者，‘交白卷’。总之，希望搞‘群言堂’。不演独角戏。”翟厚隆成为曹的研究生，“辅导课每周一次，每次l至2小时”。是“自由谈话式教学或辅导”。在北京东四附近的一个胡同的四合院里，翟厚隆可以“自由地观赏各种花卉，可以无拘无束地坐在曹先生的客厅里跟他聊天，听他讲过去的经历和感受”。有一次，曹问起他们的学习情况，得知他们每周还要到俄国老师祖别兹教授的家里上课，而且每周课时可能还多些，于是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回去跟系里说，每周四上午到我这里，下午再到哈德门去，就不要安排两天的时间往城里跑了。”
刘士杰报考了赵景深的研究生，有一天，下了课，赵走下讲台，到刘的座位跟前悄悄说：“你被录取了。”刘自然是惊喜万分，但是赵却笑着用手示意不要声张。分配时，刘却发现自己被分到一家文学研究所，感到很纳闷，就去问赵为什么不要他这个弟子。赵说：“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并不是不要你，只是我没有分配权。文学研究所是文学研究的最高学府。你研究生毕业后，也未必有这么好的单位。正好你师兄邓绍基来母校招生，我就把你推荐给他了。文学研究所条件好，你在那里一定会得到更好的深造。”说完亲笔写信给邓绍基让关照刘。刘想学昆曲，赵说：“文学研究所的俞平伯先生也办了一个昆曲研习社。你可以参加他的那个昆曲社。”说着，又写了一封给俞平伯的信交给他。临别，赵从书柜中取出自己的著作《曲论新探》送给刘，在扉页上，用清丽的笔迹题字：“士杰弟正之。赵景深。”
汪曾祺回忆西南联大的教授，感觉他们都很爱才。罗常培就常说，他最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作业交给了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看。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在选读金岳霖课程的学生当中。殷海光喜欢金的逻辑，另外一个同学喜欢的则是黑格尔。期末，两人各就自己喜欢的领域写了读书报告，结果殷海光的分数却低于写黑格尔的那个同学。他气冲冲地跑去找金，问他这分数是怎么打的。金岳霖告诉他：“你的思路虽和我相同，但你的功夫没有他深。”殷海光认为，这种客观和公平“在中国文化分子中是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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