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0期

启蒙、现代化与现代性

作者：卢　风

　　启蒙运动把传统社会指斥为在很大程度上受神话和迷信支配的社会。启蒙学者们号召人们“公开地动用自己的理性”，号召人们用知识去驱除迷信，用独立判断去克服盲从。启蒙学者们告诉人们，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上帝，宇宙间的一切都是自然的，所谓自然事物就是自然科学所描述的那种事物。自然界是有秩序的，而且自然界的秩序又可为人类理性所揭示。人类理性在把握了自然事物的运动规律时，人类便可以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所以“知识就是力量”。传统社会（特别是中世纪社会）的不公，一半来源于统治者（神职人员）的欺骗，一半来源于被统治者“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康德语）。统治者编造了一个天大的谎言：上帝创造了世界与人。在这个谎言的基础上，统治者要求人们无条件地向上帝膜拜，实际上是要求人们服服帖帖地听从统治者的安排和指使。被统治者的不成熟则表现为他们没有勇气运用自然所赋予他们的能力——理性。所以启蒙就从开启民智开始。一旦人们敢于“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了，统治者所编造的那个天大的谎言就会被揭穿。揭穿了那个天大的谎言，人们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价值世界，在这个价值世界中最突出、最值得追求的价值是：自由、平等、博爱、人权、进步与发展、幸福与财富。人不必再为那位莫须有的上帝而活着了，不必再为赎罪和进入“天国”而活着了，人应该一身轻松地追求“凡人的幸福”。人也不必再把自己绑缚在教会之上了，社会也只是个让个人施展抱负、追求幸福的竞技场，是个由契约保障的人际协作系统。人应该作为自由的个人去建功立业，去创造俗世的繁荣，去追求“自我实现”。“上帝死了”，人就是世界上的最高存在者，人就是最有灵性者，人就是最高的主体。在人面前，非人的一切皆只是可被认识进而被控制、征服的客体。人再不必面对“上帝”的至善而自惭形秽，既然上帝都是莫须有的，至善当然也是莫须有的。人就是上帝，因为人类的本质就是无限（费尔巴哈）。人不必因为个体的有限性而心灰意冷，要知道人类作为一个类具有无限进步的潜能。人类知识的进步会无限逼近对宇宙奥秘的完全把握，那便意味着人类在宇宙中越来越能够“为所欲为”。这便是启蒙所昭示于我们的“真理”。
　　启蒙也便是克服旧文明建立新文明的努力。启蒙所呼唤的新文明便是现代文明。启蒙是现代化的前期工作，或是“现代化就诞生于启蒙运动”。所谓现代化也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今天从更宽广的文化视野中看，传统社会可以指西方中世纪的宗教文化笼罩一切的社会，亦可指传统中国以儒学为意识形态的宗法制农业社会,亦可指伊斯兰地区的宗教文化社会，甚至可指非洲地区的原始社会，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除早已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以外，几乎所有国家都正全力以赴地追求现代化，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社会有不同的起点，但它们的目标大体上一致。尽管今天已有少数知识分子在谈论后现代社会、后现代文明或后现代主义，但现代化是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同的社会改造目标。早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部分知识分子已感受到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但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却对现代化不胜神往，当然实际上也不得不努力跻身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为了真切地理解现代化，必须把握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这便涉及学者们经常谈论的现代性（modernity）。所谓现代性不过是现代社会的种种建设项目和现代人所珍惜的种种价值目标。这里所说的建设项目包括社会制度方面的建设项目和物质文明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和目标实际上都包含在启蒙思想的框架之内。具体说来，这些项目和目标包括“工业化、都市化、技术化、官僚化、科学主义、工具理性、世俗化、平等主义以及唯物主义”。有了现代性概念，似乎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化。西方学者把现代化概括为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国家与民族的形成，民主化，以及继之而来的福利国家的保障和在政治领域的再分配；工业化，自源性经济增长，以及接踵而来的第三产业化，即：扩展服务行业并把它纳入经济领域的大众消费之中；城市化、发展教育、大众通讯（社会流动）和随之而来的更小的社会领域中流动性的提高，文化领域的世俗化、理性化和普遍主义，其原因之一是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个人领域的个人化、成功取向”。由这一关于现代化的概括可知，现代化就是努力实现现代性目标的社会改造。
　　在20世纪有两种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模式：一种是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20世纪的历史已无可辩驳地证明，计划经济根本不是可行的实现现代化的模式，因为它的效率远远比不上市场经济模式。“冷战”结束之后，全球经济已差不多统一为市场经济模式，追求现代化的国家也差不多都采取了市场经济模式。当然市场经济仍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分，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毕竟有许多可以“接轨”的方面。今天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也有许多共同特点：如工业化，都市化，对科技的极端重视，世俗化，等等。
　　统观全球，当代文明仍是以现代性为其指南的现代文明，人们正热烈谈论着的全球化，仍不是全球的现代化。种种后现代主义话语都只是边缘话语，即只是被挤在社会生活舞台边缘的少数知识分子所特别热衷于讲述的话语。后现代主义中的带有浓厚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色彩的一派实际上未说出多少真正超出启蒙思想的东西，它只是“消解”了启蒙思想中的理性权威，它所代表的方向与启蒙思想是一致的，只是更加激进一些。例如，它不仅要求人们放弃对上帝的信仰，而且要求人们放弃对“大写的真理”“大写的哲学”的执著追求，即要人们更进一步卸去身上的精神重负，更加一身轻松地追求“凡人的幸福”。后现代主义中的某些话语确实代表着对现代文化的深刻反省，但它们终因其边缘性而远未成为我们时代的思想主流（这里并无“主流”即“正确”的意思）。西方许多人对20世纪末的“数字化革命”评价极高，但“数字化革命”只是现代文化器物层面和技术层面的革命，它决不会自动地引起整个现代文化的革命。一句话，当代文明远未超越现代性的樊篱，远未突破启蒙思想的框架。
　　实际上，现代文明正如日中天。今天全球的现代化正以裹挟一切的气势，胁迫着每一个尚未实现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它将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与斗争，最终归结为发展科技和发展经济的合作与斗争，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归根结蒂依赖于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归根结蒂从属于经济竞争或斗争。“冷战”后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都十分明显地揭示了这一严酷事实。在今日之世界，只强不富已不可能，要强就必须富，没有经济能力，就不可能有军事实力；为了有经济实力，还必须有科技实力。就这样，每一个民族国家为了生存，就必须发展，这便决定了每个民族国家都必须实现现代化。
　　所以，发展就是现代化的逻辑。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发展，现代化不允许停滞不前，不允许原地踏步。一个国家一旦踏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它就必须不顾一切地向前奔跑。如前所述，发展就是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就是综合国力的增长。一个国家发展了，它在国际舞台上就有地位了，它的腰杆子就硬了，就说得上话了，因为发展了它就有钱有技术去加强自己的国防，甚至可以进行政治和军事扩张，从而可以保证自己在国际经济竞争体系中处于优势，以保证更高的发展速度。所以，如果说发展是现代化的逻辑，那么扩张也是现代化的逻辑。扩张，不能仅仅理解为军事扩张，不能仅仅理解为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征战，这种意义的扩张只是现代性扩张的一个侧面。征服自然也是扩张，这是现代性扩张的一个极重要的却又常被人们忽视的侧面。在启蒙思想或现代思想的指引下，人们已不再通过禁欲和提高精神境界去体验人生幸福。人们已把物欲的满足看做根本的幸福，这便使现代人只能通过对物的占有去争取幸福。人人都有权占有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人的地位、价值也似乎只能通过他占有财富的多寡去标识。医疗条件的改善和人道主义的深入人心又使人口不断增加，这就决定了人类必须不断改造和征服自然以满足不断膨胀的物欲。正因为如此，“人心世界”在不断扩张，而留给野生动植物的空间越来越小。所以，即使人类共同体内部的战争会“一步一步地人道化，从而逐步地稀少起来”，直至“完全消灭侵略战争”，现代人类也还要不断扩张。
　　近几百年来，人类就在“普罗米修斯式的欲望”的支配下，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扩张，发展和扩张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是到达“欧米茄点”从而真的占据上帝的位置吗？人类若真能据有上帝的位置，那便无任何事情值得担忧。然而，如果人类只是“复杂一点的动物”（罗蒂语）而已，那么不顾一切地发展与扩张就可能十分危险了。
　　（摘自卢风著《启蒙之后》，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插图：廖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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