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0期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作者：吴志菲
半路出家的重磅语言学家
1949年，周有光在建国前夕回国，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做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为了进一步规范简化汉字，提高认知率，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
消息传出，朋友们纷纷相劝：“经济学多重要啊，语言学可是小儿科。”“哪里需要哪里去”，凭着一份朴素的热情，在49岁的时候，周有光乐呵呵地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于是，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多了一位语言学家。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又藏有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从金融经济到语言文字，周有光改行可算是“完全彻底”。他的孙女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很严肃地与爷爷讨论这个问题。她说：爷爷，你亏了！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圈”合起来是一个“0”！周有光笑道：“我这是在‘劫’不在‘数’。那时候搞经济的后来都倒了霉。我逃过了‘反右’的劫难，是我命大运气好，留在上海搞经济的很多同事都成了右派，有的因为受不了政治迫害而自杀。我却因为已改行而移居北京，参与文字改革，躲过了这一劫。否则，我的历史可能重写。”至今想起来，他既庆幸，又后怕。
事实上，拼音方案在重新设计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这些工作是黎锦熙先生搞的，他是比赵元任更早的一批。到了赵元任，是第二代了，他们制订国语罗马字，就不用中国汉字方式的符号，而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和我是老乡，比我大，高了几级，最初都没有交往。后来我到美国工作，赵元任正好在那儿读书。我常去看他，两家交往多了，我们就开始讨论语文问题，我就请教他。”周有光说，“到了20世纪50年代要重新设计拼音方案，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的拼音方案就参考了国语罗马字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三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当时，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罗马字母最终成为汉语拼音的背后
“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一下子拿到600多份方案，后来又拿到1000份左右方案，然后又拿到1000多份方案，一共拿到的方案有3000多份。不少人积极参与创造方案，大家热情很高的。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在50年代，我们非常慎重，从原理到技术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我今天回想：这三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周有光说。汉语拼音采用的是罗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但它在20世纪50年代曾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周有光描述道：“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几个字母还不会搞，干嘛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
确定用罗马字母了，但怎么用？周有光举例“j、q、x”的制定来说明仅这三个字母就费了很大周折。当年周有光花了很大气力研究世界各国的字母用法后，将其分为三类：基本用法、引申用法和特殊用法。“j、q、x”就属于特殊用法，比如“x”，它一方面有学术根据，“mexico”（墨西哥）中的“x”，发音和中文的“x”差不多，另一方面清朝就有人提出这样的用法，“只是当时没人理他”。
“一开始不敢用这种特殊用法，反对的人很多。比如有人姓‘齐’，首字母是‘Q’，他就反对说，那他就变成阿‘Q’了。我就说那英文中女王也是‘Q’开头。”周有光说这是笑话，但当时的确有阻力。后来“j、q、x”才确定在《汉语拼音方案》中。
“汉语拼音方案通过以后，还是有争议。沈从文和我，都是一家人。我娶了张家的二女儿张允和，他娶了三妹张兆和。沈从文搞文学，要发展形象思维；我搞学术，要发展逻辑思维——在这上面我们是两条路，但我跟他很亲近。他一开始非常反对拼音，不赞成我搞拼音，说中文怎么能用拼音来写呢，中文应该一个个字写出来的，用外国字来帮助拼音，那是中国人写外国字。不过后来我用具体事例说服了他，让他知道我们要搞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当时我带他在打字机上做实验。用打字机，打拼音，中文字一下子就出来了。沈从文看了以后，觉得拼音可以用了，也就不反对了。”
是年秋，应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之约，周有光开讲“汉字改革”课程。根据讲稿整理成的《汉字改革概论》1961年出版，1964年再版，1979年出第三版，1978年出香港版，1985年在日本出日文翻译版。
文革时，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下放到“五七干校”。有一次，他们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二位老先生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一次，林汉达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有光开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二位老先生高声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
干校劳动间隙，周有光以收入《新华字典》的字为依据，科学分类统计，把信息论引入古老的汉字研究领域，开创了一门现代汉字学。劳动之余，他还凭借当时多种语言版的《毛主席语录》开始比较文字研究。周有光没有想到，在30多年后，也就是2004年12月，他应中国现代文学馆之邀作有关“比较文字学”讲座。当时他仅带提纲，讲稿全在肚里的他讲课一小时，却现场答疑一个半小时，其间不乏幽默的精彩回答，博得听众阵阵掌声。会后人们争着求他签名，排起了一条“追星”长龙。
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有光才自“五七”干校返京。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ISO通过全世界投票，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过去没有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中国文化要和外国文化沟通交流，一定要得到世界认同。”
后来，周有光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定，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规则在1988年公布。
《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开辟了中国文化流向世界的一条通道，也成为中国海峡两岸语文交流的一种工具。199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40周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决定，从这一年起，把全部70册中文图书的目录由旧拼法改为汉语拼音。有专家曾经估算过，这套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不仅使华夏5000年的汉字语言从此有了标准、规范的读音，还使学龄儿童能够提前两年开始阅读名著。
（李凤玲摘自《百岁名流》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