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9期
熊十力：很牛很暴力的大师
作者：刘 放
当然，熊十力也有牛的资本。他学贯古今，会通中西，融摄道释而要归于儒，创立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哲学体系，被尊为一代开宗大师、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奠基人。其学说影响深远，后来以新儒家名世的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皆为熊门高足。
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在上海去世。今年是熊十力逝世40周年，一代大师已远去，世间再无熊十力。
“举头天外望，谁是我般人”
熊十力的牛气似乎与生俱来。坊间传言，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小小年纪就曾口出狂言：“举头天外望，谁是我般人。”熊十力的夫人傅既光曾回忆：她和熊十力婚后度蜜月时，熊十力利用蜜月读完了一部二十四史。她见熊十力一页一页翻得很快，怀疑他是否看清了内容，就考验他，任选二十四史中某一事，自己起个头儿，让他续讲其事。结果，熊十力不但能接续其事，而且还能说出该事在第几卷。
熊十力出生在湖北黄冈一个穷苦的乡村教师之家，由于家境潦倒，幼年时他只能给邻居家做牧童，偶尔有时间就到父亲任职的乡塾旁听。父母相继离世后，13岁的熊十力曾到父亲生前好友执教的乡村学校读书，但因不愿受管束，入学半年之后就径自离开了——这就是熊十力所受的全部学校教育。但就是这样一个从未接受过旧式或新式的正规化教育的人，后来竟可以凭借自学和因缘际会独创一套自己的哲学体系，留名青史，自成一家，其天赋之异禀和“上天以斯文属余”的狂者情愫，可以想见。
早年的熊十力，跟当时很多名人志士一样，最初的人生理想并不是学术，而是革命。他14岁从军，曾投身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在辛亥革命中还参加了光复黄州的运动，后赴武昌任湖北都督府参谋；后来，熊十力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是，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都没能取得实质胜利，这让熊十力备受打击，他眼看着“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逐渐心灰意冷。这一“逐渐心灰意冷”直接促成了熊十力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专注于学术。
另一个关于熊十力弃政从学的版本则更富戏剧色彩，说他是受了陈独秀的刺激。陈独秀一次以清代学风大盛的安徽人身份，大贬湖北的学人，心高气盛的熊十力听了“毛发倒竖”，从此一头扎进了故纸堆里，终于成就了后来的盛名。
“拳打”师门“脚踢”同侪
熊十力35岁才弃政从学，师从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法，其时穷得叮当响。熊十力的弟子徐复观曾描述说：“熊老师年轻时穷得要死，在某山寨教蒙馆，没有裤子换，只有一条裤子，夜晚洗了就挂在菩萨头上，晾干接着穿。在内学院时，也是长年只有一条裤子，有时没得换，就光着腿，外面套一件长衫，因此人送绰号‘空空道人’。”
尽管一穷二白，但熊十力的狂狷却不减少年。1932年，经过十年的思考与积累，熊十力发表了他在学术上的扛鼎之作——《新唯识论》，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书的署名非常狂——“黄冈熊十力造”，跟佛经的署名“某某菩萨造”一样。此书一出，立即引起了佛学界特别是同门师友们的激烈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熊十力号子真）为尤”，措辞严厉。作为反击，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驳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熊十力与师门的这场论战，一直都没有平息。1942年，欧阳大师病重，熊十力前去探望时，同门仍不肯让他进门。
与佛学界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学术界人士却对熊十力的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但熊十力对学术界人士并不客气，甚至声称：“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
同为一代名家的梁漱溟，某次因学术分歧与熊十力发生争论，争完之后，梁漱溟转身欲走，熊十力追上去就是三拳，口中还直骂梁是“笨蛋”。梁漱溟了解熊十力的个性，未加理会就走了。类似的“轶事”还有很多。小说家废名与熊十力是同乡，两人常在一起谈佛，常因意见不同争得面红耳赤。一次，两人在一起讨论佛学，一言不合，又吵了起来，辩论到紧张时刻，外人听见里面突然陷入寂静，赶紧跑进去看，只见二人已扭打在一起，并互相卡住了对方的脖子……这场斗殴后来被演绎成好几个版本：有说两人在桌底下扭打成一团的；有说打架时熊十力正“坐在马桶上”的；还有说熊十力敌不过废名，被打出门外，“边逃边骂”的。但打归打，第二天，废名又跑到熊家，与熊十力像没事人一样继续讨论问题了。
数拒蒋介石坚持“孤往精神”
熊十力声名日隆，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20世纪40年代，已在蒋介石侍从室任职的徐复观受蒋介石委托，前去看望熊十力，并给他带去了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没想到熊十力大吼着对徐复观说：“你给我滚！蒋介石是狗子，是王八蛋，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你快拿走！”蒋介石不死心，后来又两次赠巨款，资助他筹办研究所，熊十力都固辞不受。他说：“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
1949年以后，熊十力脾性依旧，坚持不肯改造自己，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但熊十力的很多著作，由于仍然批判唯物论之缺失，渐渐开始被当做“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痛批。“文革”开始后，熊十力不挂领袖像，只设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座位，朝夕膜拜。在左倾之风愈刮愈紧的日子里，熊十力愈来愈感到孤独和迷茫，他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烈激昂了。他常常独自一人端坐桌边，面前放上一叠白纸，手中握支秃笔，神情专注，良久呆坐，似有万千心事诉诸笔端，却又无从下笔。
后来，由于迭遭抄家、批判等变故，熊十力精神有些错乱，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连裤袜之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里去，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没有人对他口中所念有丝毫的惊异。
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一代奇哲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被淹没在 “文化大革命”的浊流之中。
对于自己一生的意兴豪放，熊十力曾自辩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这两句话，或许也是对熊十力一生最好的概括。
（荐自新浪博客“刘放的惊鸿一瞥”插图：陈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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