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9期

张伯苓:中国奥运第一人

作者:龙 飞




  他是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他是中国到现场观摩奥运会的第一人;他是将奥运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是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体育科学教学大纲的第一人;是他大力促成我国运动员刘长春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严氏私塾的体育课
  
  1898年,年方22岁、刚从海军退役的张伯苓被天津名绅严范孙请到家中当私塾先生,给严府的5名子弟讲授数理化、英语和体育等课程。
  严馆的体育课最新奇:张伯苓在院子里用两张太师椅的靠背架起一根长鸡毛掸,让学生把辫子盘到头上,掖起长袍的下襟,练习跳高;他又让学生一个屈着身子,另一个从其身上跃过,这就是跳木马的训练。
  他还模仿北洋水师学堂的体操用具,画出哑铃、火棒的图样,让木匠制作。课余,他教学生下棋、打旗语和摄影,并与学生一起到户外打球、跳高、跳远、骑自行车……人们对这位大胆革新的私塾先生刮目相看。
  “不懂体育不该当校长”
  1904年,在严馆的基础上建成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他制定了三大政策,即进行爱国教育、推行科学和提倡体育。三育并进,不能偏废。
  南开早期没有体育课,张伯苓便提倡开展课余体育活动,做到人人上操场。后来有了体育课,校方规定为必修课,不及格者不准毕业。旧中国的学校大多不重视体育,张伯苓决心身体力行,扭转这种愚昧落后的偏见:“有了好身体,才能有坚强的意志,担当起建设国家的重任。身体若不好,就失掉做事的本钱,什么也谈不上了。”
  一次集会上,张伯苓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你们要认真读书,但切不可死读书。因为只有会玩的人才能把书读好。西方不是有这样的谚语吗?”
  随着思想认识的成熟,张伯苓把体育的地位提得更高。后来他这样阐述自己的见解:“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我认为体育比什么都重要。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
  南开体育课的考试,除各项运动技巧之外,还有笔试——这也让人感到新奇,笔试内容是各种运动的规则。有个学生,学业优秀,但不重视体育,常常无故旷课,毕业时学校没有发给他毕业证书。
  在一次体育课上,有学生顶撞老师。张校长知道后大发雷霆,坚持要给这名学生“不准在校住宿”的处分。体育老师向校长求情,最后那个学生向体育老师赔礼道歉才算罢休。张伯苓不能容忍轻视体育课和不尊重体育教师的思想
  与行为。
  
  体育是南开的骄傲
  
  由于张伯苓率先提倡体育,因而成为体育界的权威人士。历届全国运动会、华北运动会,大都由他担任总裁判。我国运动员出国参加国际比赛也由他担任领队。以后他又被推选为华北运动会会长、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在这样一位“体育名人”的领导下,南开的体育活动自然十分活跃。
  每天16时以后,操场上一派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景象。张校长的高大身躯也夹在小伙子们当中,全校的体育活动变得多姿多彩。
  在教职工运动会上,张伯苓带头参加,荣获百码(米)赛跑第一名。在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上,南开学生郭毓彬获得半英里及一英里赛跑第一名,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南开的足球队在校际比赛中多次夺魁。篮球的“五虎将”(李国琛、唐宝堃、刘健常、王锡良、魏蓬云)由于一举挫败远东运动会冠军菲律宾队而名震中外。
  1935年,以南开足球队主力队员和北宁队组成的中北足球队在参加“爱罗鼎杯”比赛中,连续挫败了在津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荣获冠军。张伯苓非常高兴,宴请全体队员,席间发表了动情的演说:“洋人嘲笑我们是‘一盘散沙’,做事‘五分钟热度’,而事实是最好的反证。足球比赛是一种团结合作性很强的运动,全队11人必须团结一致,顽强奋战,才能有取胜的希望。以此来克服‘一盘散沙’是最好的手段。足球比赛的时间长,紧张而激烈,必须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是克服‘五分钟热度’的最好手段。”
  
  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
  
  上世纪20年代,南开组成了拉拉队。
  1934年10月10日,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北站体育馆举行,张伯苓照例担任总裁判。市政府邀请了各国驻津领事出席运动会,日本总领事也带着武官应邀来到会场。
  体育馆看台的一侧,坐着三百多名男女学生。他们每人手持紫色和白色两面小旗(紫白为南开校色),这就是训练有素的南开拉拉队。
  拉拉队长由“海怪”(严范孙之孙严仁颖绰号)担任,南开军乐队为拉拉队伴奏。拉拉队不仅齐诵拉拉词,还用彩旗组成标语,并为运动会排练了文艺节目。
  运动会比赛项目开始,多才多艺的“海怪”异常活跃。在这位优秀大队长的指挥下,南开拉拉队挥舞彩旗,组成一幅幅巨型标语,动作敏捷而整齐。忽然间,彩旗组成的“毋忘东北”“毋忘国耻”“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等大字标语口号出现在看台上,整个会场的观众顿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看台上的日本官员一下子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向大会提出抗议,要求严惩南开这些“胆大妄为”的学生。可是作为大会总裁判和南开校长的张伯苓,对日寇的无理取闹根本不予理睬。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伯苓率南开师生迁往重庆沙坪坝。在“体育为先”的指导思想下,张伯苓念念不忘修一座体育场。校园中心恰是一片凹地,便修成一个大操场;操场南、北的坡地正好建成看台,东面还有几个篮球场;一圈四百米的跑道围着一个足球场……张校长不惜花费大力气修建这么多的运动场所,他的理由是,“孩子们像一群野马,让他们在那里跑跑跳跳,哪能关在笼子里呢?”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对南开体育的评价是:“已臻佳境”。因此,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一些有识之士就认为张伯苓是我国近代体育之父。
  (荐自2008年4月15日《今晚报》插图:姚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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