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8期
“另类”晚成
作者：杨孟琪
1978年，春回大地，我当选为高中校长。从此自己教的语文年年高考名列前茅，学校升学率蒸蒸日上，再加上我在报刊上发表的两百多篇文章，何其了得！来校参观的学校络绎不绝；我一跃而成为省首批名师、省优秀校长、全国百佳校长；几乎每个教师节我都要在省或地区的“高中教育教学经验总结会”（实际是高考表彰会）上发言；我写的《新老“三论”与学校管理》《以写促读，为写而读》还分别获中国教育学会和全国中语学会科研一等奖，人们都认为这是我成长的标志。而我只要对教育现状一思考，内心就感到不踏实。终于有一件事使我大彻大悟，真正找到了成长的感觉。
那是1992年紫薇盛开的五月。清晨，我刚进办公室，政教主任就来报告：实验楼的那个燕子窝被戳下来了！我立即随他赶到现场，一看，啊呀，昨天还传出呢喃私语的幸福之家变成了地面上几块摔碎的泥渣和四只僵挺的黄口小燕，真是惨不忍睹！这是谁干的呢？
是他！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多月前的一幕：实验大楼刚刚落成，总务主任引着我和学校其他领导作最后一次集体验收，一些好奇的学生也跟着看热闹。当爬上4楼时，我突然发现屋檐下的这个燕子窝，随即指着它对政教主任说：“一定要把它保护好。”“我明天就把它戳下来！”话音刚落，围观的学生中就传来这句话。我寻声一看，一位剪着浅平头的学生的眼里正向我闪烁着挑衅的光。事后政教主任告诉我：“他叫刘龙江，是高三（4）班学生，成绩不算冒尖，却很有个性。这次学校遵照教委的指示决定下晚自习后把高三六个班的市统考前100名放在实验楼开两个小时‘小灶’，最不服气的就是他，要戳燕子窝也是冲着这件事来的。真得防着点，他可是说干就干。”记得对这件事，我还及时进行了防范：当天晚上“小灶”在这里揭幕，我给100名“种子选手”讲话，就特别强调了“保护这个燕子窝”。当时大家齐声响亮地回应：“请校长放心！”——怎么还是出了问题呢？
我对政教主任说我想找刘龙江谈谈。“嗨，您就别费神了。为‘开小灶’的事，我们找他谈了无数次，你说一句，他顶一句，油盐不进。”政教主任直摇头。我想与学生谈话，无非“情理”二字，只要他顶牛，我就有办法。不过还是先调查一下，做到证据确凿，不怕他不服。于是，下了晚自习，等到“种子选手”们“开小灶”时，我摸到了实验4楼。啊，静悄悄的好像没人一样，从玻璃窗往里看，只见个个都在埋头用功，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啊。我好像看到了今年高考的捷报，真不忍心破坏这喜人的氛围，又想到调查不调查反正是那回事，便蹑手蹑脚地欣赏了一番就回办公室了。
没过两天，我就把刘龙江请到办公室，让他坐下，给他倒杯水，准备和他促膝谈心。不料他一进门就低着头，任你说破嘴皮，他就是一声不吭。我想他的一反常态，正是自知理亏的表现，就把他送出门。更没想到，他一回到同学中，竟然大叫一声：“解放了啊！”
我望着阳台上正迎着从教学楼屋檐缝隙射进的一缕阳光绽放的几盆月季，徘徊着，思考着。我的教育经验告诉我，学生的心灵也是这样，哪怕你投进一缕阳光，它准会有春天的信息回报。然而，对于像刘龙江这样尘封的心灵，我怎样才能投进这缕阳光呢……
没想到不久机遇就来了。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政教主任气喘吁吁地跑进办公室喊道：“杨校长，刘龙江出事了！”原来一个星期前，刘龙江用馒头屑，把两窝蚂蚁引到一处打仗，还觉得不过瘾，就浇上汽油放火烧，谁知用打火机一点，火苗窜上来，把手烧伤了。他谁也不告诉，悄悄用稀泥敷上，照常上课。不久感染了，又是化脓又是高烧，老师都劝他上医院，他就是不肯。我立即跑到学生宿舍，一看他的手肿得发亮，一摸他的头烧得发烫，决定赶紧送他到医院。当时找了件雨衣给他披上，让班主任背着，政教主任撑着伞，我打着手电筒，踏着泥泞，顶着狂风，一步一步向前挪。好不容易摸到医院，我们都成了落汤鸡，连我给他交的钱都是水淋淋的。办完手续，我又立即回校安排给他送饭、洗衣，到病床前给他补课。直到把他送进高考考场，他父亲才赶来对我们千恩万谢，他好像也一扫那副桀骜不驯的神态，我们也认为我们的行动感化了个性残忍的他，终于把一缕阳光投进了他的心灵。
等到校园桂花飘香的时候，学校像过大年一样弥漫着喜庆气氛。市教委的大红喜报贴在门口。每位来拿录取通知书的学生都在大门口放一挂鞭炮，校园硝烟弥漫，地上落英缤纷。我的门铃更是响个不停，拿通知书后来告别的学生络绎不绝。
直到秋凉，这股热浪随着暑气渐渐消停了，我在台灯下写着在高考总结会上的发言稿，真有说不出的惬意：要上线数有上线数，要名牌录取数有名牌录取数，再加上千方百计地把阳光投进“后进生”心灵的典型，那些数据就像镀上了一层金一样熠熠闪光，俨然素质教育的光辉成果了。
可是，9月9日，当我正欣赏这份理念时髦、内容坚挺、文笔生动的发言稿，想着明天在地区总结会上的闪亮登场、语惊四座、掌声雷动时，传达室送来了我校“新科状元”从北大的来信。信上除了抒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感慨外，还写道：“实验楼檐下的那个燕子窝是我们戳掉的。您知道吗？那几只小燕子叫得我们心烦意乱，我们一致通过扫除这个障碍。事后听说您为这事发火，一直怀疑刘龙江（请您代我们向他道个歉），当时大家都叫我不要告诉您——我相信您是能理解的，您不是说一切都要为高考让路吗？现在我们为学校争了光，我相信您已不为这点小事烦恼了。至于您教育我们要珍爱生命、注意环保，我们是不会忘记的……”看到这里，我眼前一黑，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我岂止“不为这点小事烦恼”，而且已点石成金把“这点小事”升华为素质教育的典型。一面是少数自私、虚伪的天之骄子，一面是多数乖乖认命的“平庸之辈”，而唯一的挑战者，也被我们驯服了，在我的总结里相得益彰。荒唐啊！我把发言稿撕得粉碎，冲出了办公室……
从那年起，我再也没有站在总结会的讲台上，而是陷于深深的困惑中：从反思中我深深感到口头与笔头不离“素质教育”，目光总盯在分数上，工作总落实在升学率上，制造了占大多数的“失败者”，培育出来的少数“精英”充其量是一个个“考试机器”，而且难免混杂伪君子和真小人——这样干教育，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还有希望吗？因此我写出了一系列杂文：《镀“金”的恶铁》，揭露了在“素质教育”的幌子下实行应试教育的恶果；《枝枝红杏出套来》，反映出在体制的禁锢下改革的无奈；《“考研室”的功能》，揭露我们的教研室，研究的是应试策略和方法，编印的是五花八门的资料，实际上已沦为“考研室”……
1997年，我提前告老还乡。面对一箱奖状，我写了《奖状里的忏悔》，告别了幼稚的昨天，同时给自己刻了一枚“学海无涯”的读书章，埋头读书，不停反思，真有“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的感觉。从此，我应邀在各地讲学，讲了“中国历史上的两种教育观”：一种是大一统的教育观；一种是从管子的“树人”，到柳宗元的“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到龚自珍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到陶行知的“五个解放”，到冰心的“让孩子像野花一样生长”的培育个性的教育观。《振聋发聩的“另类”高考作文》认为我们的精神世界也应该是一个共生的“生物群落”，提倡“我手写我心”的作文教学，甚至倡导“把每个孩子的一生都变成一个成功而又精彩的故事”。我为报刊写的文章，不乏对改革我国教育既需要继承中国文化中“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根，又需要具有国际文化中“以个人为本位”的视野的探索，自然被视为“另类”。
我曾经在给一位“另类”老师的信中称他是“猕猴中的类人猿”，想不到后来自己也成长为“类人猿”。类人猿是在冰川破坏了大片森林的时代成长的，而我却是在对自己教育经历的痛苦反思中成长的。但愿我的同仁们再进一步，再进一步就是一个有独立思想、表里如一、自尊、自信的大写的人！
（作者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虎泉教师小区24栋304室 邮编：430079插图：姚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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