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6期

课改实验在争议中前行

作者:亓树新




  在国家正式进行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前,深圳中学就已经率先实施了新课改。到目前为止,全国先后有300多批近1500名教育官员、专家、教师来到这里取经。可是当他们真正了解了“深中实验”时,很多人摇摇头说:“深中的经验,我们学不了!”
  为什么学不了?一位多年从事中学教育的专家认为,实事求是地说,深圳中学是全国目前进行新课改最彻底、最全面的学校,但正因为“走得太远”,以致很多人担心触动高考这根全社会都敏感的神经。“我们可不敢冒这个险!”
  对此,深圳中学校长王铮也很担忧,不过,让他底气很足的是,去年是深圳中学实行新课改的第一批毕业生参加高考,高考成绩不降反升:645分以上的人数和605分以上的人数分别达到62人和334人,被北大、清华两所中国最顶尖的大学共录取37人,3项重点指标均为广东省第一。
  即使这样,对深圳中学新课改的质疑声一直没有间断。
  
  学生是个人,不是被高考压得喘不过气的小鸟
  
  “人们一般认为,一所好学校,尤其是好高中,体现在升学率高,特别是升入国家重点院校的多——这是教育本身的意义吗?”王铮认为,这是成人世界的功利教育思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教育。“这种模式即使做得再好,又有多大意义?既不能真正解决学生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绝大多数人的问题。”
  2003年暑期,深圳中学组织教师去新加坡莱弗士学院参观。这是新加坡最好的学校,让教师们感触最深的是,莱弗士整个教育体系的设计非常具体,目标明确,可操作性强。
  从新加坡回来后,王铮主持研讨会,把学校原来的培养目标改成: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
  当时,这一改动并没有遇到阻力。“不就是一个口号吗?当时我们认为,每一届领导都会提出一个口号,没想到校长来真的了!”一位对新课改一直持反对意见的老师抱怨。
  而王赫老师却有不同的想法,他说:“我们要的是在一个心灵自由和方式多样、价值多元的环境中多选择多角度的发展,学生首先是个人,而不是一直被高考制度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想飞却无从起飞的小鸟!”他总结“深中实验”有两大关键词:自主学习、自主发展。
  
  在高中实行“走课制”
  
  2004年,深圳中学正式被教育部列为“全国高中课改实验样本校”,承担起相关的实验项目。
  深中新课改主要体现在高二学年。在这一年里,深圳中学在八大学科全面开设必修、选修课程,同时开设校本选修课程,学生可以跨班级跨年级自主选修:同一学段,学生修习的课程内容可以不一样;每个学生在不同学段都有自己的课程表。
  在这种情形下,“走课制”应运而生——专业教室是不变的,流动的是学生。你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高二的同学们背着书包、抱着课本,爬上爬下的,在每个楼层寻找自己下一节课的教室,在一间教室里上完课后便再次“各奔东西”。
  选课制和走课制使学生处于流动之中,为此,深圳中学推出了导师制、单元制、学生辅导中心。
  2003年9月,深圳中学开始实行导师+辅导员制,尝试教学班与行政班相脱离。一般每个班级安排两名导师,每位导师负责该班级半数学生个体的基础管理与教育工作。
  在传统行政班的基础上,深圳中学实行单元制管理,将高中部每个年级20个班分为7个单元,每个单元组建单元内阁,由单元主席、副主席、团总支书记、学代会委员等组成。单元制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实现由“班级人”向“学校人”角色转变。
  与此同时,学校还成立了由4名拥有教育学、心理学硕士学位的老师组成的学生辅导中心,并开设“专家门诊”,为学生提供心理辅导、选课指导、生涯规划、自我管理与自我发展能力规划指导等。
  
  两位教师的争论
  
  深中的教育模式从一开始,就存在认识上的分歧,特别是在教师之间。
  一位老教师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场改革总体来说是两头热中间冷,学校领导班子尤其是校长和学生这两头热,而教师反应比较冷淡,有许多老师是反对的。
  这位老教师认为,课改走班制最大的坏处就是砍掉了中国教育文化。“教”和“育”是不能切开的,但走课的方式把老师和学生都当成了加工器,学生和老师就是买卖知识的关系,没有“育”的关系。
  “我们现在的学生不是没有自由,而是学校过于纵容学生的个性发展了,甚至广播体操学生都可以不做,这怎么行呢?现在有些学生根本就不把老师放在眼里,这种情况下还要让学生给老师打分,评价老师,哪个老师还敢用规范约束你?对学生的不良行为只能装作看不见,省得被打低分。
  “今年的高考升学率虽然不比前几年差,但要不搞这样的课改肯定会比现在好一大截。有的家长反映很强烈,说深中中招时把深圳市中考前1500名的学生都招进来了,但3年后高考,很多学生都后退到一万名之外了,这至少说明有一部分学生是不适应这种改革的。”
  该校一位年轻教师是新课改的坚定支持者,他发表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以前的高考是什么样子的?整天封闭在校园、教室,不断地机械训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高考书。高中想搞什么活动基本没什么可能性。说办什么社团,可能吗?”
  他认为学生是学校新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很多学生的思维和智慧在课堂上是无法练就的。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深圳中学十大歌手晚会。平时比较调皮的学生,往台上一站,那么大方,就像有多年演出经验的人,4个主持人之间的对话幽默得体。这样的场景常见吗?我禁不住也拿着荧光棒挥舞,跟着唱。晚会结束,我非常激动,一把拉住王校长的手说,学生在深中生活很幸福。”
  课改是一个体系,它不是用分数能衡量的。“培养几个会答题的学生是很容易的,要分数要状元也并不难。而深中有个优良传统,绝对不给学生补课,这点非常牛。但社会上要求一定是高的升学率,要有状元。社会就是用这一个标准来评价学校,评价校长。”
  他认为,在“管”和“约束”环境中出来的学生,一旦给他们自由,他们反而觉得很不适应。这是因为我们对孩子从小约束过多,限制太死。我们给学生一些自主、自由,就有人说,这不是放羊吗?放羊有什么不好,羊觉得哪片草地好就在哪吃,我们为什么非得要把孩子圈起来?这样的孩子能自信吗?能有创造力吗?
  
  学生是管出来的吗?
  
  对于深中的课改,认识的分歧还不只是在教师之间,一些家长也有比较强烈的不同意见。深中进行新课改,就再也没有进行过补课。对此家长们有意见,于是到上级部门“告状”,说深中的教育无异于是给孩子“放羊”……
  王铮校长感到困惑的是,现在有的家长常常把家庭和学校的功能、家长和校长、老师的角色混淆。家庭主要承担的是血缘关系上的养护功能,当然也要履行教育的义务;而学校的功能在于按照国家的培养目标要求,遵循人的成长发展规律,用先进教育理念培养学生。有的家长就说,学校应该更多地从家庭从家长的角度考虑学生的教育问题,把学校摆在家庭层面,把校长、老师放在家长层面来要求学校和校长。
  王铮认为,这也是当今中国校长共同面临的教育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深中的课改也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现在校长们普遍存在一种心态,谁要是触动了高考这根弦,谁就是找死,深中的课改基本上也没有触动这根弦,所以始终保持着高的升学率。只不过,我们把有些学校的三年高考训练变成了一年,在前两年让学生们得到充分的自主发展。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适应深圳中学的教育模式。”王铮校长坦承,“我希望能把招生权交给学校,让学校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学生,而不一定是学习成绩最优秀的学生。”
  (摘自2008年4月2日《中国青年报》 插图:董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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