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4期
郭初阳：他为语文课堂重新立法
作者：蔡朝阳
《人民教育》有编辑评价郭初阳的语文课堂：“叛逆”。这位记者行文严谨，给予了郭初阳必要的宽容，我很敬重这位比我们年长的记者。但我觉得，这个词语同时也显示了这位编辑的拘谨。我以为，相对于传统的语文课堂，郭初阳的课堂决不仅是“思想和叛逆”便能够形容的，郭初阳给出了语文课堂的另一种范式，或者说得更明确些，郭初阳在用他的教学实践为语文课堂重新确立法则。
我曾用“革命性”三个字形容郭初阳的语文课堂，意思是说，他赋予了语文课堂以学术的深度、理性的光辉、自由的启蒙，从而极大地提升了语文课堂的文化品格。说“提升了语文课堂的文化品格”，其实还不准确，因为之前的语文课堂，是不具备文化品格的。长久以来，语文课堂呈现这样一种面目：浅薄、低级、板滞、滥情，没文化，思想含量则几近于无。没有办法，我只能用这个过于刺激的词语：弱智化。从来如此，近年尤甚。语文课堂跟思想无关，跟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无关，跟人的生命感悟无关。说到基础知识，便字词句；说到文言文便词类活用，课文割成豆腐块，作文写成样板戏。有所谓的权威倒是在提倡教改，那就改成“脑筋急转弯”；语文要有审美性，那就朗读一下，最好再来点眼泪……我不想深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只是直觉到，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之下，郭初阳语文课堂的出现，是一种拯救。
郭初阳较早引起教育界普遍关注的课堂是《珍珠鸟》，这是冯骥才的一篇散文，选入人教社初中语文教材。长久以来，这篇文章作为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典范，受到几乎所有语文教师的认同。或者，教参这么说，语文教师便也这么教，因为多数教师失去自由思想久矣。但郭初阳不这么简单处理，他认为这篇文章未脱旧式花鸟虫鱼小品文传统，禁不住“敬畏生命”的现代伦理的审视。究其实，此文呈现的是一种双重的悲剧：鸟被囚反以为安全，人作恶反加以把玩。进而，郭初阳在文章中发现了主体性自由与依附性安全的悖论，看到了此文的原型结构——《珍珠鸟》实是研究中国作家自由缺失的下意识表现的最好案例。鸟儿依附于主人肩头，跟知识者依附于权力者何异？这便是知识者千年来未曾突破的“屈原人格”。
对于一个素有学术训练的人，看到这些，并不困难。但作为一个中学教师，在课堂中带领一批不曾经历学术训练的半大孩子，组织他们讨论、思考，并发现奥秘，获得心灵的敞亮，殊非易事。对于有思想见地的语文教师，最难的课题，大概便是这个“怎么教”的问题。但郭初阳做到了，他循循善诱，举重若轻，课堂结束，水到渠成，孩子亲口说出了那个最关键的词语：自由。这简直是天下最动听的声音了。读到孩子们说出这个词语的那一刻，我似乎看到孩子们眼中闪耀着的明亮的光芒，那是智慧被开掘的光芒，是主体人格确立的萌芽，简直叫人想起梅尔·吉布森在电影《勇敢的心》中深切的呼唤：“freedom！”
什么叫语文课堂的文化品格，这便是。
有网友曾经质疑，郭初阳是不是每一次课堂都是如此精雕细琢，浑厚博大？我想大概不会。但我相信，作为一个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语文教师，作为一个将语文课堂看作一件艺术品的语文教师，郭初阳每一次课堂，都在酝酿对自身的突破。
在这本书中，引起我震动的还有另一篇课文：《愚公移山》。这则实录引起我两方面的震动，首先是对这则寓言的多重解读。从民族精神，到真理的相对性，再到寓言故事的文化内涵，郭初阳完成了多重视野的跳跃和提升。但这不是我最佩服的，我认为如果我深思熟虑，潜心揣摩，能达到的境地，差近似之。令我钦佩的是郭初阳的教学过程，同样完成了多重视野的跳跃和提升。这是我所不能，也是令我叹为观止的地方。
我说郭初阳的课堂是一种拯救。拯救首先是自救。在对身为语文教师的时时袭来的下坠感的反抗中，我看到了郭初阳的痛苦和欣慰。对当前贫乏的语文教学而言，郭初阳强有力地介入的姿态，我觉得客观上便是一种重新立法的努力。语文课堂，曳尾于泥途久矣，出现一个拥有广阔的学术视野，能超越现实的功利计较，又拥有做具体事情的耐力，从而一直立足课堂、知行合一的教师，是多么难能可贵。郭初阳的书为什么叫做“言说抵抗沉默”？其中有深意含焉。
（作者地址：浙江省绍兴稽山中学语文组 邮编：3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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