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2期
学不能被教
作者：陈向明
我记得在项目进行到第三年时，有一位国际专家在为省级培训者作高级研修培训时，比较系统地谈了自己对参与式的理解（其实她才说了不到20分钟，但这在项目中也是非常罕见的）。在她讲完之后，马上有一位省内专家站起来气愤地大声说：“为什么你们在项目开始时不告诉我们这些内容，让我们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去自己摸索，一直也弄不清楚什么是参与式！如果你们当时就直接告诉我们，不是省事多了吗？”国际专家回应道：“我们当时告诉你，你也不会理解。你可能知道了一些概念和原则，但你并不会理解其中的内涵。现在，正因为你自己摸索了这么久，有了真实的亲身体验，你才能够如此深刻、透彻地理解我今天所说的话。”
在教育发展项目中，被培训者总是希望外来“专家”告诉自己问题的答案。但如果我们直接告诉他们答案，是教不会他们的。而且，对很多问题，专家也不知道答案，有时甚至连问题是什么都不清楚。解决当地问题的答案，只有当地人自己最清楚。他们可能会因为长期的压抑一时说不出来，但他们心里是明白的。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点催化剂、一点鼓励、一个更加宽松和安全的环境；或者说，他们只需要我们这些不受当地制度挤压的外来专家的关注与介入，就能让自己的智慧涌现出来。如果我们采用讲授的方式，事先告知答案，他们听了也未必理解，更未必接受。
根据“认知不协调理论”，人们总是回避同自己原有认知要素对立的不协调的信息，而积极接受与之协调的信息。即使当地人接受了我们的观点，也未必在自己的实践中使用。因此，我们应该如孔子所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默会知识论”还告诉我们：专业人员（如教师）所具有的知识很多是缄默的、个性化的，而且镶嵌在情境活动中。我们需要采用陶行知先生数十年前所倡导的做法，“教要按照学的法子”，“学要按照做的法子”。即使是学参与式的方法，也要使用参与的方式，而非“告诉”的方式。只有当参与者对所学的东西不仅有思想上的认同，而且有身体上的形塑时，他们才能自如地将所学迁移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来，并表现在自己日常的态度和行为里。
在上述案例中，我的干预对培训者之所以效果不佳，主要是因为我过于急切地扮演了“教师”的角色，希望“告诉”对方如何做，而这再次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当对方还没有做好准备时，我的帮助是不会有效果的，正如我伸出一掌，对方也要伸出手掌迎合才能拍得响一样。如果对方希望改变，他们也得付出，才有可能真正改变。作为外来的咨询专家，我应该尊重并接纳当地人改变的步伐，而不能操之过急。生命是一种选择。咨询专家最能够做的（也是最应该做的）是通过聆听和共情，帮助当地人觉察到选择的可能性，并提高他们自主改变的能力，而不是直接告诉他们如何做。
作为咨询专家，我感到自己的“辅助”作用是有限的。我不可能消除前进道路上的困惑和矛盾。我能做的，只是陪伴当地人一起前行；在帮助他们成长的同时，也让自己成长。教育是一个“回头”（即顿悟）的艺术，其目的就是从自我内部“引出”智慧的内核。只有通过参与各方真诚、平等、开放的对话，使自我敞亮、真理显现，才能让我们真正认识自己；而我们只有真正认识并认同了自己，才能发现自己的发展潜能，也才会充满自尊和自信地不断学习和成长。
（摘自《中小学管理》2007年第6期插图：董苇）
责编：子丑 （本文编号：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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