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7期
让心为新鲜的一切而跳
作者：朱自强
日本作家佐佐木赫子写过一篇幻想小说《遥远的声音》：“我”是正彦的表哥。正彦的时间不是自己控制的，做什么都得请示妈妈。假期来临了，“我”悠闲地去钓鱼，而正彦却被妈妈逼着每天坐一个小时的电车去上辅导班。有一天，妈妈记错了上课时间，害得正彦白跑一趟，正彦就在路边给妈妈打电话，不幸被汽车撞死。在惨剧发生的那一瞬，“我”正好路过，听见正彦正对着电话说：“……玩……好呢？”后来，正彦家里总是接到死去的正彦打来的电话。正彦的爸爸妈妈怀疑是“我”利用和正彦录过的录音带搞恶作剧。为了证明自己无辜，“我”到正彦家亲自接听电话。电话铃响，果然是正彦犹疑的声音：“……我玩什么好呢？”这不是正彦死前请示妈妈说的话吗？“我”就说，去找伙伴们，一起去踢足球、骑自行车。此后，死去的正彦再也没来电话。
这只是小说虚构的故事，故事很荒诞，揭露的现实却令人心痛：一个被剥夺了游戏、自由自在玩耍权利的孩子，一个失去了童年“身体生活”的孩子，竟然连死后灵魂都无所寄托！这个故事生动地再现了功利主义教育制造的无声悲剧。
教育，应该学会尊重儿童的身体生活，解放他们的感觉、体验，让他们拥有健康、快乐的童年。
儿童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儿童生态被破坏，其中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童年的身体生活被挤压甚至被剥夺。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一些教育者（家长、教师们）对书本文化顶礼膜拜，却抽掉在儿童成长中具有原点和根基意义的身体生活。这样的教育，不仅难以使儿童成材，甚至难以使儿童成“人”。
教育不能与儿童的天性作对，而要以此为动力和资源。儿童的身体具有行动实践性，这是人类千万年来积淀下来的具有生态性的天性，离开这一天性的教育，势必与儿童的发展背道而驰。
童年生命是身心一元的
在人类认识自身的历史上，两千多年来，身体和感官一直被看做心灵和理性的对立面，而且被降到次要的位置。但是，现代以来，这种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论受到了根本的挑战。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对笛卡儿的关于人的二元论深表怀疑。他认为身体同时是理解的起源和中心，是人类与其工具建立关系的基础。在《知觉现象学》一书中，梅洛·庞蒂认为：“身体始终和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就是身体。应该用同样的方式唤起向我们呈现的世界的体验，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在世界上存在，因为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感知世界。”
当我们置身于美好的大自然中时，一定会产生精神的愉悦。这是以身体为基础和源泉的愉悦。比如眼睛之于碧海蓝天，肌肤之于清风微拂，耳朵鼻息之于鸟语花香。当我们置身于游戏和体育活动中，精神的快乐更是与身体的快乐合二为一。没有身体对雨天的感受和回应，就没有戴望舒的《雨巷》；没有童年的身体游戏，就没有瑞典作家林格伦的《淘气包艾米尔》。
与成人相比，儿童的生命更加具有身心一元的性质。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早就在著名的《世界图解》中指出：“不能预先在感觉中存在的东西，无论何时都不能存在于理性之中。因此，努力地将感觉训练得能够正确把握事物间的区别，就奠定了所有智慧和所有知性的能辨程度，以及人生活动中全部思维能力的基础。”夸美纽斯明确提出，感觉是儿童的第一位导师。
年纪越小，感知对身体的需求越大。幼儿通过身体感知所获得的对世界、生活的认识体验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类的身体已经不是纯粹的生理器官，而是文化的器官。身体的哲学就是文化的哲学。因此，儿童的发展必须是身心一元的发展；儿童的教育也必须是身心一元的教育。
让童年恢复以身体对待世界的方式
童年的身体生活是千万年的人类生活所自然形成的生态的生命形式。
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其人性中自会生成许多新的东西。但是，不管以什么名义，在儿童的本质中，有些东西是不能改变的。人们过于迷信“教育”，甚至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岂不知，“教育”有时也会出错。功利主义儿童教育就有“关闭”儿童的身体生活，从而破坏童年生态的倾向。被取消了游戏时间和身体“闲逛”时间的儿童，感受不到风对自己的触摸，听不到小草对春天发出的绿色的呼唤，了解不到冰雪也要流动的愿望。总之，对生命愉悦的感受消失了。
现象学认为，知觉是认识的起点，而身体是知觉的基础。人类个体对世界客体的认识，最为重要的是体验，而不是我们掌握的科学和知识。比如，小学生在掌握“流动的河水”这一词组的时候，如果没有亲眼看到过流动的河水，是不可能有准确的认识的；只是看到过流动的河水，却没有在流动的河水中趟过的话，也不会获得更为贴切的认识。比如有身体障碍的美国盲聋女作家海伦·凯勒，她所致力的恰恰是通过身体与自然世界建立联系。只有当清凉的泉水溅在海伦的手上时，她才可能学会“water”一词，海伦称其为“活的词”。
要证明身体生活所具有的重要生态教育意义，中国作家沈从文的童年生活也是一个好例。《从文自传》有一章的标题就是“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小书是指私塾里、学校里读的书，大书是指生活（包括大自然和人生两部分）。沈从文在自传中详尽地描写了不断逃学，用身体去读生活这本“大书”的乐趣。他明确说，“逃避那些枯燥书本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的“这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的智慧应该从直接生活上得来，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
我愿意相信，正是童年的这种身体生活，正是身体教育先于书本教育的这种人生观，造就了沈从文这位被称为“人性治疗者”的小说家和独特的服饰研究专家。
科学家的成长同样离不开身体生活、身体教育这一根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少年时代对旧式学校的古板教学毫无兴趣，在别人眼中，他是一个十分平庸的孩子。甚至父亲也批评他对正经事从不专心，只知道打猎、玩狗、逮老鼠；这样下去，他将来不仅要丢自己的脸，也要丢全家的脸。在大学期间，达尔文仍然爱好狩猎、郊游，钟爱收集甲虫标本。毫无疑问，达尔文的学习是身心一元的学习，其特征是以身体感觉为前提和根基，这种方式正是学习的根本规律。另外，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和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劳伦兹的成功，都要归功于以身体生活作为根基的身心一元的学习。法布尔远离喧嚣的城市，举家迁往乡间小镇，他鼓励不能上“像样的学校”的儿子，在乡间能练出强壮的身体和强健的头脑，比在故纸堆里更能发现美和真。劳伦兹说：“孩童时代的魅力，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粗制滥造的渔网……在渔网之后是放大镜，再后是一具小型显微镜，这之后我的命运就算定了。”
在这样的例子中，我们能看到身体的综合知觉即多种身体器官的介入，对于认识世界客体的重要意义；能看到身体生活对知识（包括语言）的吸收力和转化力。
童年的身体生活与自我人格建设
当前的儿童教育面临着种种问题，比如厌学、逃学、沉溺网络游戏、离家出走、家庭暴力、少年犯罪等。这些现象，都是孩子们在艰难成长中精神苦闷的折射。如果进行深层的原因分析，我认为很多问题是源于儿童精神世界里“自我”的迷失。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和作家乔伊斯·布拉泽斯这样说：“一个人的自我认知是他个性的核心。它能影响一个人的所有行为举止：学习能力，成长和应变能力，选择朋友、伴侣和职业的能力。毫不夸张地说，形成积极的自我形象是取得成功人生的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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