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5期
教育经费:离“4%”还有多远
作者:何忠洲
2007年“两会”,与教育相关的内容异常受关注。
3月5日,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向全国人民送出了两个“教育大礼包”:2007年助学金、奖学金方面支出要从2006年的18亿元增加到95亿元,2008年要增加到200亿元;逐渐恢复师范生免费制度,今年先从教育部直属的6所师范大学开始。
这是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掌声最密集的地方,10分钟内讲话7次被与会代表的掌声打断。
6日下午5点20分,就在全国人大北京代表团小组审议离结束还有10分钟的时候,本来平静的气氛被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打断。“财政报告第9页上写着,2006年全国财政教育支出4752.7亿元,当年GDP为209400亿元,教育支出仅占GDP的2.27%,这还得了?”
纪宝成质问的原因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发给代表们的资料上显示,2005年财政教育支出为5161亿元,2006年比2005年竟然下降了8%,GDP还上升了10%呢。”
他继续高声质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优先发展教育,增加教育投入,并且把教育投入要达到占GDP 4%的目标写进了中央全会决定”,“财政报告中是否可以把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写明呢?”
这一幕,对参会的代表来说并不陌生。在每年的“两会”上,这一场景至少已经延续了10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已10年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校长沈士团每年都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应该占到GDP的4%”的议案,以至于被媒体称为“4%专业户”。
“4%”的历史心病
2006年教育的财政性支出比2005年下降8%的原因,在纪宝成质问后,在场旁听会议的一位财政部官员曾有答复,“财政教育支出是在上升的,只不过财政报告与全国人大资料的统计方法有所不同。”
据她解释,全国人大资料中2005年财政教育支出5161亿元不仅包括教育列支费,还包括基本建设经费中用于教育方面的投入,以及农村教育费附加等。而今年财政报告中的4752.7亿元仅指教育列支费。就列支费而言,2006年比2005年多投入700多亿元。
但是,教育投入绝对数字持续上升,并不影响人们对4%的执著追求。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十余年来,这一数字却成了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
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解释,公共教育支出占GDP/GNP的比重,是最常使用的衡量公共教育支出总量的一个指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很多国际组织,一般采用“公共教育支出”一词定义各级政府机构用于教育的支出。
这一个基本指标,在1993年就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和认同。但是,原本在上个世纪末要实现的目标至今却仍然显得遥远。
1998年,国务院提出从当年到2002年的5年中,要做到教育经费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争取达到4%的目标。但是,一直到2002年,中国的教育财政性支出也才占到GDP的3.32%——这差不多是近年来的最高比例。
根据世界银行2001年的统计,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4.8%,而哥伦比亚、古巴、约旦、秘鲁等中低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5.6%。
中国台湾在经济起飞之际,其GDP的12%到22%都被用来办教育。而中国大陆,在GDP和国家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4%却一直可望而不可即。
迄今的态势仍然很难让人乐观。根据沈士团收集的数据,2001年,中国的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达到3.14%,突破了3%的大关;2002年达到3.32%;2003年下降为3.28%;2004年又下降到2.79%;2005年为2.82%。
在2004年的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财政部曾经答复政协委员:争取到2007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不过,在2006年3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部长周济又明确提出要在未来5年,逐步把这一数据提高到4%的水平。这意味着将在2010年时实现。
2006年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再一次决定:“明确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据著名教育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介绍,4%,这是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唯一的一个数量指标。
但在此前后的一系列文件里,相关政策制定部门在制定具体的政策要求时,更愿意用的是另一种弹性很大的表述,“确保教育经费投入的持续增长。”
“4%”为什么这么难?
“4%”的高不可攀,成为诟病中国教育投入不足的最为有力的证据,也成为民间所言“教育的战略地位实际上是略占地位”的最大旁证。
2005年,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接受媒体采访分析中国教育乱收费的根源时,第一个原因就是“教育经费的财政投入不足”。
这在随后引起财政部门的异议,财政部有关方面负责人后来在媒体上回复说,把教育乱收费的首要原因归为教育投入不足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理由是: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从1996年的1654.2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4465.9亿元,8年间增长1.7倍,年均递增13.2%;预算内教育经费从1996年的1211.9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4027.8亿元,增长2.3倍,年均递增16.2%。均超过了同期GDP年均递增9.1%的水平。
不过,“4%”未能实现却是一个“硬伤”,教育部官员在其后的一系列讲话中,仍然明确地指出:当前教育的种种问题,和财政投入不足密切相关。
“4%”何以高不可攀?王蓉指出,4%的指标不能落实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两会”上也曾有过解释。他说,尽管这两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经不断提高,但现在还不到20%。而相较之下,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25%以上,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35%以上,因此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也相对较高。“在中国,财政占GDP的比重大概在19%多一点。教育占财政的支出大概是15%,和国际水平一致。”他说。
另一方面,“4%”的达不到,主要并不是因为没钱。可以看到的是,从中央到很多地方,财政收入连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幅。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周洪宇说,“国家财力绝对不是问题,关键是认识和决断。”
王蓉说,4%始终无法达到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财政支出结构的问题”,“这和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和财政分权体制密切相关。”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议》确立了“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的体制,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主要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但是随着1994年财政分权体制的形成,基层政府开始越来越难以承担教育投入。而且,在发展经济的热潮中,政府更倾向于为“看得见”的经济项目投资,教育经费被称为“剩余财政”,有剩余才投给教育。
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在今年3月8日说,达不到4%的目标,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对教育投入不够,与中央教育经费不配套。
“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工具主义的价值观,以GDP作为地方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等等,都是制约教育投入的体制障碍。它显示了政府职能的扭曲、缺位与越位。”杨东平在《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如此写道。
这种体制客观上也造成了当前教育投入有限又严重失衡的局面:重城市,轻农村;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重学历教育,轻职业教育。
努力靠近“4%”
不过,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改变教育财政性支出达不到4%的局面。本刊记者获悉,2006年,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名称就叫“4%课题组”,旨在寻求解决之道。其负责人,正是王蓉。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王蓉表示,虽然“4%”的问题历年都是讨论的热点,但是有些根本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理性和冷静的分析,包括“4%”的执行机制和落实路径问题,相应的研究基础也十分薄弱,课题组的研究工作正在进行。
而3月4日下午,国务委员陈至立在参加政协教育组和体育组联组会时表示,很多工作都采取“倒计时”的做法,教育经费投入也应实行“倒计时”。
(摘自2007年3月15日《中国新闻周刊》)
■责编:熊春阳插图:董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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