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4期
“文化怪杰”辜鸿铭的东西南北
作者：张昌华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
辜鸿铭(1856年-1928年)，名汤生，福建同安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的槟榔屿。母亲是葡萄牙人。父亲辜紫云为人精明能干，在英国人布朗的橡胶园担任总管,善于管理，又特别忠于主人，深得布朗夫妇赏识。恰布朗夫妇膝下无子，便将辜紫云的次子辜鸿铭收为义子。
岁月如流。义父布朗年事已高，因思乡心切，决定带辜鸿铭回苏格兰去。1867年，11岁的辜鸿铭随布朗回英国，他们的老家在苏格兰的故都爱丁堡。
英伦岁月，少年辜鸿铭头上拖着小辫子，一次他上男厕所，硬是被管理员拽出，塞进女厕。这倒也罢，令他更不能容忍的是被洋人嘲弄。街上的孩子总是冲着他喊：“看哪，支那人的猪尾巴!”因有父训在先，他不得不忍受屈辱。这压抑、愤懑，无形地埋植了他对西方人的尖刻心理和对中华帝国崇拜的种子。
经一番寒霜苦，辜鸿铭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爱丁堡大学文学院。盛世难逢，名师难遇。辜鸿铭亲聆卡莱尔的教诲，并受赏识。他更潜心于学业了，攻克了希腊文、拉丁文。辜鸿铭曾获文、哲、理、神等13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
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婚在东洋，是辜氏指他有一位日籍的妾，大阪姑娘吉田贞子。
还是先从他的元配说起。辜鸿铭的元配夫人叫淑姑，是他理想中的妻子：小足、柳腰、细眉，温柔、贤淑。
辜鸿铭雅好小脚，他有一套奇谈怪论：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会产生柳腰款摆的媚态，那小足会撩起男人的遐想。
辜鸿铭作文时总把淑姑唤到身边，让她脱去鞋袜，把小足伸到他的面前让他赏玩，甚而用鼻去闻脚上臭味(肉香)。他觉得这是“兴奋剂”。一边玩赏一边写作。有时文思枯涩，他便把淑姑小足盈盈握在手中，顿觉思如泉涌，下笔千言。
不几年，辜鸿铭完成纳妾的心愿,娶了吉田贞子。贞子漂亮、温柔，只是大脚。他把贞子比作“镇静剂”,只要她陪他睡觉。
辜鸿铭日后声言：“我的一生有如此之建树，原因只有一条，就是我有兴奋剂和安眠药(镇静剂)日夜陪伴着我。”
辜鸿铭拥有娇妻美妾，总以现身说法向友人宣传一夫多妻的好处。每说到纳妾，他兴致特高，妙语连珠。一日，他与两位美国小姐谈妾时说：“妾字为立女，妾者靠手也(el-bow-rest)，所以供男人倦时作手靠也。”美国小姐反驳：“岂有此理，如此说，女子倦时，又何尝不可将男人做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同以不可多夫乎?”她们以为这下可把辜鸿铭驳倒，不料辜答：“否，否。汝曾见一个茶壶四只茶杯，但世上岂有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者乎?”
又有一次，几位德国贵妇人慕名拜见辜鸿铭，向他宣扬女子也可多夫的道理。辜鸿铭连头都不回，问道：“府上代步是马车还是汽车?”这几位存心刁难他的女人有人回答马车，有人回答汽车。辜鸿铭当即应道：“不论你是马车还是汽车，总有四轮胎。请问府上备有几副打气筒？”众人愕然。
后来，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时，陆对徐立规矩：“你不能拿辜先生的茶壶的比喻作借口，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不能合用。我今后只用你这把牙刷刷牙，你也不准向别的茶杯里注水。”这两则趣闻，都成为世人笑谈。
1878年辜鸿铭衣锦还乡，回到阔别14年的槟榔屿，他被政府派驻新加坡。
1885年，辜鸿铭在张之洞麾下做幕僚，联袂出演了长达20年的“拯救垂死大清帝国”的悲剧。
1902年慈禧太后68岁生日，大小官员祝寿。两湖总督府也大宴宾客，为助兴，席间还伴奏西乐，播唱为慈禧歌功颂德的《爱国歌》。辜鸿铭见场面如此奢华，联想到衙门外是饿殍载道，不胜感慨地对邻座梁鼎芬说：“现在满街都唱《爱国歌》，却没有人唱《爱民歌》。”梁戏答：“你何不编一首唱唱？”辜鸿铭沉吟片刻，摇头晃脑一字一句念了出来：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语惊四座，哗然一片。
辜鸿铭身历两次帝制复辟，都如儿戏一般。清王朝从历史上消失了，王公大臣们头顶的官帽(擎雨盖)也没了。唯有张勋和辜鸿铭的辫子（傲霜枝)还拖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辜鸿铭在张勋66岁生日时，写了一副对联赠之。联曰：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教在北大 扬我中华
辜鸿铭与北大结缘，缘于蔡元培。
1917年辜鸿铭到北大当教授，讲授英文诗。
他上课引经据典。今天教学生们洋“大雅”，明天教洋“小雅”，后天要教洋“离骚”(弥尔顿的《悼亡友诗》)。背诵，同学们倒不怕，最怕翻译。辜鸿铭长期受的是西方教育，在黑板上写错汉字的事时有发生。有次讲《晏子·春秋》时，他把“晏”写成“宴”，经同学指出后，他很尴尬，一边纠正一边自语：“中国汉字真讨厌，‘晏’与‘宴’不过把‘曰’字的部位换一下而已，字义就不同了。英语中就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有个好事的学生指出英语中也有。比如“god(上帝)”倒过来就成了“dog(狗)”了，将了他一军。辜鸿铭一耸肩一摊手一笑了之。
北大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不少洋教授，历来受尊重。辜鸿铭却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天，新聘的一位英国教授到教员休息室，见头戴瓜皮帽、身着秽迹斑斑的长袍、头上还拖条小辫子的老头蜷曲在沙发里，洋教授冲他不怀好意地一笑。辜鸿铭也不介意，用一口纯正的英语问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洋教授见此人说这样地道的英语，为之一震，答道是教文学的。辜鸿铭一听，马上用拉丁语与他交谈，那洋教授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出了洋相。辜鸿铭问：“你是教西洋文学，如何对拉丁文如此隔膜?”那洋教授无言以对，仓皇逃去。
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辜鸿铭也紧随辞职，一时赋闲在家。不久，经人推荐到一家日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月薪五百元。这倒真应了他的老话，“中国人不识古董所以要卖给了外国人。”
1901年清廷曾以“游学专门”名誉赐他为“文科进士”。“唯王为尊”一生的辜鸿铭，于1924年初终于见到宣统皇帝溥仪一面。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之后，辜鸿铭赴台湾游历讲学，1927年秋返大陆，1928年4月30日终老于北京。
论名士，说风流，辜鸿铭或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他是一位矛盾、复杂的人物。温源宁说得中肯：“辜鸿铭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趣的人物，原因是他自身的矛盾。”
辜鸿铭服赝、推崇我国的固有文化。他认为：“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唯有中国，既博大而又精深。”
辜鸿铭是位反传教斗士。辜氏之爱国最突出表现在1891年引发的“长江教案”事件上。当时，侵略分子大造舆论，歪曲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真相，谩骂中国人野蛮，叫嚷要用“炮舰镇压”。这时，辜鸿铭拍案而起，用英文撰写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送到上海《字林西报》刊发，谴责西洋在华的一些传教士假借不平等条约特权在中国土地上的为非作歹，对侵略者进行义正辞严的批驳，为国人反洋教运动辩护。文章被英国《泰晤士报》摘要转载并加评论，引起英国人民对侵略者的不满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1901年，侵略者叫嚣要中国拆除大沽炮台时他挺身而出，一语惊人：“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他以笔代炮，炮轰那些伪善的传教活动和文化侵略。辜氏的名字因此受到西方的关注。
他反对乱用洋人。他不迷信西洋“改良”一切。他摆足架子接见毛姆，数落毛姆对中国文明的歧视：“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或文字比我们优美吗?我们的思想不及你们的深奥吗?……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
辜鸿铭在做黄浦浚治局督办的几年，手中有实权，敢于顶住洋人的压力，为民做主，大胆处理不法洋人，揭露中国贪官与洋人勾结的贪污行为……
对于辜氏“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的种种，林语堂说得十分精彩：“原亦只欲替中国人争面子出气而已。”
辜鸿铭确实为中国人争了不少面子。他是中国文化输出的功臣。他的最大贡献是把我国儒家经典古籍译成外文，远扬海外，影响深远。林语堂评论辜氏的译著“卓越聪明”“正确明白”。在英国、法国特别是德国人眼中，辜鸿铭是受人尊敬的中国哲学家。
20世纪初，西方认可的东方文化人只有两位：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他们同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提名人(泰戈尔获奖)。
且看辜鸿铭与世界名流的过从：
1891年，俄皇储来华，赠其镂皇冠金表；1898年，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面；1906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书信往来；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来访；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访。丹麦作家勃兰克斯作专著《辜鸿铭论》。日本作家清水安三作《辜鸿铭》。
甚而连无缘面晤的印度伟人圣雄甘地也称他是“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氏逝世第二天，吴宓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悼文中说：“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氏实为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唯一有力之宣传员也。”
“扬我中华”，辜鸿铭当是响当当的一个!
（蒋惕吾荐自2007年1月3日《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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