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8期
古代科考舞弊及其惩治
作者：金 旺
作弊奇书成国宝
有考试必有舞弊。明清科举考试必考“四书五经”，内容极其庞杂，计有30余万字。考官出题更怪，经常是从某一篇文章中抽出几个字或两篇文章首尾相连的一句话(古书竖排版)做试题，考生大脑再发达，也难应付近似刁难的科举考试。作弊风由此渐起，晚清大盛，各种作弊工具应运而生。
传说中有用于作弊的缩微书籍，但一直无人睹其真颜。
1997年11月，南京江南贡院博物馆经过4年苦寻，终于觅到传说中的缩微作弊奇书《增广四书备旨》，内容涵盖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四书，及南宋几个大儒学家如朱熹等所作的注释，近20万字。此书长6．5厘米，宽4．5厘米，共计80页。
寻得此书后，江南贡院博物馆周道祥馆长想：有四书必有五经。1998年11月，缩微《五经全书》重现人间，与《增广四书备旨》佳偶天成。此书长6厘米，宽4.3厘米，体积较《增广四书备旨》小。
两书均采用德国石印技术，印刷水平极高，字迹小如蚂蚁，但笔画分明，没有丝毫粘墨现象。
周道祥馆长考证后认为，此书存世极其稀少。从印刷技术角度看，石印技术每雕一个版只能印两份，即每一次只能印两本。何况，印书者还担着掉脑袋的风险，考生考完后，多毁掉此书。侥幸存世，后人也不会轻易示人，因为有个作弊的祖宗总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作弊手法五花八门
古今考试作弊原理一脉相承。无非是请人替考、夹带抄袭、送礼换卷、贿赂批卷官、出钱买题等。此类“国粹”有些让人哭笑不得。 且说冒名替考，占人叫“枪替”，代考者唤作“枪手”。晚唐著名词人温庭筠算是很早的“高级枪手”。他替人作弊，叉八次手写定文章，温大名人因此留名“温八叉”。晚清尤其是同治、光绪年间，枪手职业化。光绪某科，河南有个饭店小跑堂郝某，见主人的两位呆公子请枪手做了官，于是偷了主人的钱，买枪手替考，居然从天上打落一顶乌纱帽。郝先生在酒席间吹嘘：“科举是个屁，我一字不识照样当官。”此人后来竟做了主考官，成了一方士子的大宗师。
枪手进场不易，就又出了个“龙门试卷”，武术上叫“叶底偷桃”：即甲乙二考生，甲卷写上乙生名，乙卷写上甲生名，甲生成绩优秀，但有才无财，收了乙家的钱，在考场里替人打工。
再说夹带抄袭。科举考试入场前要搜身，从头到脚捏个遍，藏个纸条极其困难，因此，小纸条上抄大段文章，用的是老鼠须，而且得精选韧度极好的鼠须才能写就，江南贡院博物馆做过试验，钢笔、圆珠笔怎么写也写不出那么小且清晰的字。
还有送关节。科举考试要统一誊录一次，以防考官认出笔迹后手下留情。誊录后无法辨认笔迹，于是考官与考生先约定暗号，做试卷时在卷中标明，谓之“关节”，绰号“关目”。每届科场，送关节者如纷纷路上行人，明码标价，于诗下加一圈者收银一百两，加一黄圈者收金一百两。某年试题为“子谓子夏曰”全章。某考生与考官暗通关节，在八股破题中连用四个“一”字，此生破题：“儒一而为不一，圣人一勉之一诫之焉。”果然高中榜首。
最奇的作弊术叫“飞鸽传书”，创造者堪称一代作弊的邪派高手。有考生的富人家，平时训练飞鸽送信。大考之年，考生要在考场中吃住九天。夜里，家里把鸽子放进考场，考生把试题写在纸条上，让鸽子带回家。此时，家中已请得若干作文高手，按题写好文章。再写在纸条上，让鸽子送进考场，做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偏偏有一个考生是个只会写字不动脑子的笨蛋，抄文章时，居然把“背面还有。四个字也抄在试卷上，泄露了天机，牵连全家受牢狱之苦。
惩罚措施十分严厉
科举出朝廷的栋梁，科考关系社稷的稳定和国运的兴衰，因而对科场舞弊者的惩罚十分严厉；其惩罚措施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是枷号示惩。又称枷号示众。凡临场枪手、冒籍、顶替、夹带、抄袭、传递、不坐本号、不安本分者、劣迹确着者，一经查出，立即由提调带上枷锁在考棚外示众。在“万般皆下晶、唯有读书高”的年代，一个博取功名的读书人在众学子面前带枷示众是非常丢人的惩罚，倘若案犯牵扯两地，本地枷号示惩之后还要到另一地枷号示惩。乾隆五十七年江西巡抚姚芬在奏折中提到：“……告知拿获王致中等各犯，已经奏明，随棚枷号示众。吉安考毕，尚须带赴袁州枷示……”再有重犯者，则可延长枷号时间，
二是斥革。生员即秀才，是须经童子试考取的功名，一旦违犯考场纪律，生员称号立即被革除。乾隆五十七年四川学政戴均元奏称：“或有招摇滋事之徒，亦叠经访拿，随棚枷号示众，至文武生员内有不安分者，劣迹确著者，即行斥革。”乾隆五十七年湖北学政李长森奏称：“臣自到任以来，据府、州、县教官禀报及经臣访闻者，俱当交地方官秉公讯结，计黜革文武生员六十余名。以劣行注册、严饬教官查察能否改过自新者文武生员四十余名。”
三是杖责。舞弊情节严重者，要动用刑罚。乾隆五十七年陕西学政周兆基奏称：“……请将杨纯、王允中拟杖责。又，于同州棚内考试邰阳县童生之日……点名时查获童生雷懋迁、钟兆元、雷振华等三名各怀挟文字，请将该童等照例枷杖。各等情，均经臣批饬，严行发落，以示惩儆。”
四是发配。对冒名枪替、重金雇请、计图分肥、舞弊情节恶劣者，惩罚是发配充军。乾隆五十七年直隶总督梁肯堂奏称：“查李人恒于科试之时胆敢雇请何廷振枪替代考，何廷振辄敢顶名入场……无论有无立约口许虚脏，俱照诓骗已成例，枷号三个月，发烟瘴之地充军。”对于罪责更加严重者，惩罚更重。“李仁恒、杨锡纯、李世同俱照雇请之生童及包揽之人并与枪手同罪例，应各先行枷号三个月，满日发烟瘴之地面充军，仍以极边四千里为限充当苦差，至配所杖一百，折责四十板，面刺烟瘴改发四字。”上述三人，发配、杖刑、刺字，已与命案要犯的惩罚相差无几了。
(钟应平荐自《东方青年》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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