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8期

我的年龄、职称和气度

作者：蔡兴蓉

　　一个人年逾不惑，不算丑事；一个人中教三级，也不算丑事。然而，如果将二者合而为一，像我一样，各种尴尬就一定会纷至沓来。因为，如你所知，职称和称职虽不能说毫无干系，但比起年龄来，是否称职也就实在不算什么。本地有所私立学校在广告中写道：“我校师资力量非常强大，有特级教师若干名，高级教师若干名，等等。”我老家有个小女生看见了，毫不犹豫地赶去报名，但接着又毫不犹豫地跑回了家。人问其因，她说：“我算是晓得了，所谓高级教师特级教师，也就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大爷和老大娘。”真是童言无忌。不幸事实正是这样：归根结蒂，我们的特级、高级职称不是竞争来的，而是“下指标”下来的——“下指标”从来就是行政主义的一大“绝活”。一个人要把指标弄到自己手里，虽说要一些“硬件”，但因为那些“硬件”也可靠弄虚作假搞定，所以起决定作用的，也还是年龄和资历。明白了这一点，下面的情况就一点都不奇怪：你给我多少特级、高级指标，我就有多少特级、高级教师，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绝没有“虚位以待”的现象发生，仿佛人才本来无穷无尽，只恨指标有穷有尽似的。
　　我是这么想的：既然晋级本质上不过是一种福利待遇，那么，径直一给不就得了，又何必制造伪竞争的热闹场面呢?这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上面要的正是这种“场面”，以使看上去“恩惠浩荡”，就像我老家婚礼上的那个司仪，手持一瓢糖果，喊一声：“孩子们，抢吧一”就把糖果一把一把地扔到空中，再落到地下。孩子们一个个立即像充足了电，上足了发条，上跃下趴，连滚带爬，欢声笑语，鬼哭狼嚎——总之什么情况都有。值得注意的是，周围还有少数腼腆或胆小的孩子一直傻站着，没有加入其中。不幸得很，本人就是傻站者之一。现在，不抢糖果了，抢职称，谁知我本性难移，20年来一直在一边傻站着，至今还是个初级。不像有些教育行政人员，从没有上过讲台，却早把高级职称捞入囊中。这好理解：你见过司仪主动将糖果发给一边站的孩子吗?没有吧?那么上面也不会主动将职称发给一边站的教师的——你不抢是你自己的错。我老婆干脆骂我是“神经病”，问“钱多了是不是咬手?”“你这到底是在跟谁赌气?”等，还屡次逼我弄虚作假，或者“来硬的”，我只是不干。个中缘由，除了生性腼腆，当然还有些别的原因，只是我不好意思说出来——如你所知，如今提“尊严”二字，都有可能被人纳入唱高调的范畴。我的麻烦是，老婆为此常常一连几天不洗碗，还让我一有空就拖地，说“灵感来了”也不行——从前，我只要一说“灵感来了”，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丢下拖把，坐在电脑前一心一意地敲宇。后来，我发了两个毒誓，老婆才好容易破啼为笑。这两条毒誓是：一、戒烟，自个给自个长出三百块的月工资；二、多写，以出书售书的方式超越特级、高级待遇。可见，只要教育得法，女人是很可以通情达理的。不过这话说远了。
　　我的年龄和职称构成的巨大反差，的确，如前面所说，给我带来了种种尴尬。就像老大婆瘪嘴上涂了口红，或者少女红颜上长出老人斑，还老被人盯着瞧。本着姜白石先生“人所易言，我寡言之”的原则，我在这里稍微说凡例。一天，读小学的儿子一回家就问：“爸爸，是一级大还是三级大?”原来他和本校一教师的儿子吵架，那孩子说：“我爸爸比你爸爸行——我爸爸是一级，你爸爸是三级!”当时，我老婆恰好也在场，她狠狠地瞪我一眼，然后对儿子吼道：“你说，是一大还是三大!”不久前，承蒙抬举，我应邀前去宜昌某大学做了一次题为《文学与人生》的讲演，没想到一进校门就受了刺激，只见那横幅上赫然写着：“热烈欢迎高级教师和作家蔡兴蓉先生前来我校讲学！”——其实，天地良心，我早介绍过自己是初级职称!最让我头疼不已的是，每欲“人挪活”，或者用时髦的话说，“到外面去发展”，对方一看我的职称，莫不“遗憾”，莫不“割爱”——总之都是诸如此类的词。最近南方有个公立名校，开始对我蛮有意思的，但后来考虑到“破格录用”还需上报教委，还需副市长签字，很麻烦，只好也“遗憾”和“割爱”了。由此观之，本人大约是“秋风小叶，百年只能原地转”。
　　这样，我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中国，任何一种条条框框一旦形成，相应地，一种利益系统也会随之形成，久而久之，固若金汤。这时候，你要再讲道理，已经太难了。
　　古人云：“人生四十始。”这就是说，我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还很能呆一些时辰，不可不留心一下前途的；但以我对于评职称的反感和漠然，却又显得颇有点“玩世不恭”。甚至——说来真叫人汗颜——我还从中体会到一种恶作剧似的快乐。真是见了鬼了!
　　(作者地址：湖北钟祥市实验高中 邮编：43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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