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5期
王蒙生活中的“教条主义”
作者：方 蕤
知了的声音吵得我日夜不得安宁，整天耳膜嗡嗡作响。在这般恶劣的环境下，王蒙居然反应不大。我很奇怪，他平时很怕刺激的声音，这次怎么回事呢?他说：“知了叫，跟大自然的电闪雷鸣、刮风下雨一样，都是天然的。不像在你窗前过的汽车、火车或什么机器声，那些是噪音，实在不能容忍。”
他说这些，纯属把教条化作了血肉，因教条而改变了听觉等生理反应。莫非他的一切爱憎亲疏喜怒都是被一定的逻辑根据所决定的?好在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可以说得上是白头到老，这与任何科学无关。
若是你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认识王蒙，准以为他是个锋芒毕露多棱多角的人物，但是，他的老实规矩，你是意想不到的。
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有点儿近于死板，气得孩子们说他极“左”，是教条主义者。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多次回北京探亲，但是王蒙不肯与我同行，他说没有请示，自己不好擅自行动。
近十几年，他多次出国，美洲、欧洲、东南亚、非洲、澳洲，走访了二三十个国家，得到的贵重一些的礼物，全部上缴。
1989年他“下台”以后，我才有机会同他一起去过几个国家。在国外，无论是正式演讲或回答学生的问题，还是接受采访或随意与朋友交谈，他一贯以自己的见解，以真挚的爱为出发点，寻求一个和谐的契合点：或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国为民讲话，客观地交流情况。我们在美国见到一些滞留未归的中国作家，如果对方征求他的意见，譬如去留的问题，他毫不犹豫地劝他们都回来：“你如果写作，只有在自己的国土上，才会有生活，才会有根。”
他在遵守时间方面，毫不通融：每次用车他说几点到，你就一定要准时；你如果搭他一次车，动作慢半拍，他都会跟你发火；他到一个地方，一定会跟司机交代好是一个小时办完事，还是需要几点来接。他心中想着他人。出访一个月，或是三个月，他绝不会在返程时晚一天，这是他给自己制定的纪律。每天上午是他的黄金时间，用来写作，这个时间他是不允许轻易被他人占用的。
家里的电话，那个时候是公家给装的，孩子用的时间长了，他就马上进行干涉。
他爱惜时间的一个原因，是他爱节约。有一次，铁凝从石家庄打来长途，当他们正说得很起劲时，铁凝又提出一些话题，王蒙却说：“别占时间了，这是长途。”有一次接女儿伊欢从荷兰打来的电话，还引起误解，闹出笑话：伊欢询问家中的一些情况，王蒙没多说一个字，只回答“对”或“是”。那天孙子小雨正在旁边，非要问一声“姑姑好”，也被爷爷制止了。挂上电话后，女儿以为家中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放心不下，跟女婿又通电话又写信询问此事，欲问个明白。最后得知是爸爸怕过多占用她的电话时间，没敢跟她多讲一句话。这种精神、财物双损失的后果大概是王蒙所未曾料到的。
(杨松荐自2006年2月15日《梅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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