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期
科举余韵
作者：陈四益
今天的人，已经可以悠闲地高谈科举制度的高明，科举考试制度如何影响了外国文官制度的建立。而在一百年前，无论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把科举制度看作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拦路石，必欲去之而后快。这就好像清人入关后，军事、政治、文化上的屠戮政策，曾令国人痛心疾首，视“大清”如寇仇，但今天，许多人，包括有些“名家”也已经只记得“我大清”的“文治武功”，热情洋溢、添油加醋地赞叹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王朝的所谓“盛世”了。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当代人的回忆尚且如此，何况几代之后的追述。我的想法是，一种制度，前人必有切肤之痛，才会毫不可惜其败灭，旧的政治制度如此，旧的文化制度也是这样。
科举，起初是一种荐举制度，是分科举人的意思。国家需要人才，怎样考察，怎样遴选，总得有个办法、中国的办法。从古以来，举其大者，不外三种：
一是世袭，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世卿世禄，一代一代往下传。
但这办法有点麻烦，因为“好汉”的儿子未必就是“好汉”，得其反可能倒是“混蛋”。读赵翼《廿二史札记》“汉诸王荒乱”一节，就可以想见那些龙子龙孙的德性，历代史籍多有这方面的记载。遇到些“混蛋”儿子不能守住家业(天下是皇上的家业，这点，刘邦讲得很明确)，或单指靠自家人不能管理家业、光大家业，就得靠外头人来帮忙辅佐。这外头的人，谁个优，谁个劣，谁个信得过，谁个信不过，得有个标准来判断，按照一定的标准推荐选拔人才，比如孝廉、贤良、方正、茂才等等，就是第二种办法——举荐。
举荐的办法虽然比世袭多了些选择，但有资格举荐的人，毕竟有限。一类是当朝大佬，他们一言九鼎，说话很有分量，但因为官高权重，侯门似海，所能接触的人有限，无非在亲近的人中拔来拣去，未必能得真才，倒是一般奔竞之徒，整天走门路，拍马屁的，能够得到大佬们的欢心。另一类是地方官员，他们虽然接触的范围不囿于京都弹丸之地，但有的想拉帮结派，有的想照顾关系，有的借此讨好上司，有的乘机捞取好处，有的则只凭耳食之言，所举之人多不得当。这也是自汉至清，代有记载的。于是，便有了第三种办法——分科考试，也就是所谓科举。
不同的时期，挑选人才的办法虽然侧重不同，但三种办法一直并用，没有一种是彻底废弃的。只不过唐代以后，科举成为制度，在人才的选拔中所占的比重最大罢了。
科举的好处，一是显得比较公正，不管什么家世，只要“有本事”，考得上，就可以得个一官半职，这对于凭借老子官高爵显就可以得到袭封的贵胄公子虽没有什么吸引力，但对于寒门子弟，却是一条改变地位的通道，甚至几乎是惟一的通道。有此通道，就有了一线希望，有利于缓解统治集团各阶层间的对立与争斗。二是最高权力掌控者，可以借此通道不断补充候补官僚，以接替那些或因年迈，或因不受重用而被淘汰的官僚，而且，有了这支等待挤进官僚队伍的后备军，最高权力掌控者比较容易对付已有尾大不掉之势的某些势力集团，培植新的势力，以建立权力天平的新的平衡。三是通过对考试内容的限定，可以培育官僚集团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养成统治集团得心应手的工具。因为有了这些好处，所以科举制度虽然在考试科目、要求、方法等具体做法上不断有所改变，但基本制度却是千年未变的。
这种选拔制度，到了晚清，受到严重挑战。一向以老大自居的大清王朝，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那样软弱，竟挡不住几艘军舰、几门大炮、几千洋兵的攻击。不断割地赔款，使清醒一些的中国人都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比较简单的想法就是，中国没有人家的坚甲利兵，既没有制造这些东西的人才，也没有使用这些东西的人才。中国多的只是饱读所谓“经书”但不知世事的呆子。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不好贸然抨击，就把满腔忧愤都倾泻到了选人、育人的科举制度上面。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袁世凯……不同政治倾向的人物，几乎一致在抨击科举。指责它只能造就一批夸夸其谈而全无实用的庸才，指责科举的存在吸引了一帮钻营功名利禄之徒，要求以学校取代科举。
连满族亲贵大臣也参加到废科举的合唱中来，科举也就必然被统治集团抛弃了。
只是，任何一种实行了千百年的制度，都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废弃。就像旧的专制主义制度虽然已经废弃了半个多世纪，但专制主义余韵至今依然渗透在政治、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的每一个角落一样，科举取士的制度虽然已经废弃百年，但科举的余韵，仍旧留存在我们育人、选人的制度之中。
科举的废除，是为学堂开路。确实，废科举使那些在八股制艺中浸淫了数十年的秀才们大感失落，他们向上爬的道路阻绝了。于是，学堂大盛。年轻的不习时文转而进了学堂，年迈的只好把儿孙送进学堂，以图仕进，了却自己终身的遗憾。进学堂的目的，大多仍然是从仕途向上爬。“向上”本来不错，各行各业都需力争上游，但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当官才是“向上”一路。改革开放之初，某省一个农业代表团出访日本，成员中有省农委主任，也有农科院的院长。到了日本，在前台就座的总是院长，而主任则始终被安排在后排，回国后，此事风传，闻者均感大奇。由此可见，国人的思想中，尊官是极为牢固的观念。官员排在了专家后面，岂非颠倒伦常?直到现在，一个部门的处长，也可以把教授、研究员甚至院士呼来喝去，而我也确实见到过声名卓著的画家被地方官员叫来免费为他的宾客“表演作画”。有些官员只有在官职比他高的人面前才显出恭顺之态，对其他人，还是一副“牧民”的姿态。就是一些大学近来的校庆活动，也一样体现着尊官的风习。“尊官”的思想、制度不除，科举虽然已经废除，学校依然会被当作是“通官大道”。骨子里还是科举的幽灵。
学士（更主要的是家长）因为想当官而读书，不免把涵养德性、求取知识、研究学问看轻了，而把升学（犹如童生而秀才而举人而进士一样）看得高于一切。学生如此，家庭如此，社会也如此。看看这几年关于高考、中考的报道，那风景是很近于过去的会试、乡试的。学生为升学而读书，学校为升学而教书，只求学生能够应付考试，就是学校的最大成功。今天的教育被称为应试教育，不是没有来由的。还是在我的孩子准备中考的时候(至今已有十几年了)，曾经接到孩子所在学校的一纸通知，要家长到校接受辅导。辅导的是政治课教师，他在书上画出了上百处“知识点”．要家长督促孩子背熟。并开导家长说：“甭管你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政治在考试中也占100分，一分之差，排名时就得落后几十个。你们自个儿掂量去吧！”这就像科举时代，甭管你愿意不愿意，考试就考的四书五经；甭管你乐意不乐意，注解只能用朱老夫子的。不然就不会金榜题名，只能名落孙山。那分量自个儿掂量去吧。当年的科举，要揣摩历年的考卷，要揣摩考官的心思，今天的高考也一样靠反复的“模拟”和猜题。甚至考试作弊的办法也还是旧时的变种。不把今天教育中的科举气扫除，教育是很难进步的，学校的并并拆拆倒是无关紧要，值不得那样兴师动众的。
科举是选拔官员。在专制主义时代，官员的最高标准是向皇帝效忠，而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正是忠君。尽管儒家也提倡“孝”，但只有“忠”是第一位的。在忠与孝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舍孝而尽忠。至于仁呀义呀，都不能违背忠的前提。适应皇权政治的需要，儒家的几本经典也就成了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皇家希望这种考试制度能够培育忠顺的奴才，所以决不提倡自由的思想。在皇家看来，一切对于儒家思想的背离，哪怕只是理解上的背离，都是有害的。所以科举考试的八股文，要求考生代圣人立言。只能讲圣人讲过的思想，不能讲自己的思想。用这样的方法训练出来的官僚，其思想的僵化可想而知。初创时期活泼泼的儒家思想，到明清科举制度下，已经成了一具没有生命的文化僵尸。当年废科举，正是要提倡新思想，以开创新局面。废除科举之后，儒学独尊的局面崩溃，各种新鲜的思潮涌入中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的活跃，大家辈出，就是因为自由的思想研究与介绍有了生存与扩展的空间。随着学校教育越来越强化应试的目的，在学校教育中，科举的阴魂已在复活。一级一级的升学考试，从两个方面强化了禁锢思想的作用：一是考试的评判要求有所谓“标准答案”，否则评阅将无所适从。升学的竞争愈强，就愈要求评分的标准化。自由思想发挥的题目恰恰无法标准化。所以凡可以见自由思想的题目都被排斥，剩下的只是固定不变的所谓“普遍真理”。学生满足于死背教条以追逐高分，长久下去就磨灭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兴趣。二是即或学生在学习期间表现出独立思考的倾向，也会在求学期间被扼杀。因为学校追求的是升学率，家长需要的是升学，为了升学必须恪守标准地回答，不能越雷池一步。排斥独立思考的教育，势必出现考试能力很强而解决问题能力很弱的所谓“高分低能”现象。
还可以举出许多科举幽灵游荡的实例。可见，尽管宣布废除科举已经100年了，但从教育、选拔人才的机制上看，我们远未走出科举的阴影。中国的教育要改革，要在这方面多下些工夫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