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1期
民办教师倪德全
作者：美 桦
老老实实在农村改造了13年后，1971年，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这一年，学校从停课闹革命中慢慢复苏，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纷纷办起了学校，遍地是戴帽的初中班、高中班。为了解决师资问题，高小、初小甚至扫盲班毕业的学员都派上用场，当上了民办教师。尽管如此，培养革命接班人这项神圣而艰巨的任务还是没有落在出身有问题的倪德全肩上。他当上民办教师，还有一段颇具戏剧性的小插曲。
距倪德全家15公里外有一个名叫乌地吉木的村庄，彝汉杂居，偏僻落后，谁也不愿意到那儿任教。公社左动员右动员，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扫盲班毕业的学员去任教，可是第一堂课就出了问题。教室里里外外都挤满了来看热闹的社员，当新老师在黑板上歪歪斜斜地写下“毛主席万岁”5个大字时，领他来学校报到的村党支部书记吓了个半死：5个大字错了3个，最要命的是把“毛”字的竖弯钩弯向了左边!村支书识字不多，但天天和毛主席语录打交道，这几个字早已烂熟于胸，这种水平怎么能教育好下一代?于是，这才给了倪德全走上讲台的机会。
倪德全第一天上课，教室里仍然被村里跑去看热闹的群众挤得满满当当的，整个教室就像一只大蜂桶，社员们嗡嗡嗡的说话声不知要比他的声音高出多少倍。倪德全和上次那个老师一样，也在黑板上写下了“毛主席万岁”5个大字。当他把这5个字写完时，下面七嘴八舌的说话声戛然而止：哇，这几个字写得实在是太好了!在社员的眼里，这几个字就跟书上印的一模一样。把娃娃交到他手里，还有啥不放心的?
几天后，一件偶然的事更是让倪德全名声鹊起。这天下午，村头杨来福收到当兵的儿子写回来的信，要倪德全给他念一念。倪德全连着念了两遍。杨来福自己听了嫌不过瘾，还要请倪德全到他家里去念——他家里有一个眼睛瞎了的老娘，想孙子都快想疯了。村里祖祖辈辈没有识文断字的人，就是请人念封信也要去10公里外才找得到。因此，倪德全前脚才跨进杨来福家，来看热闹的村民后脚就把那间破屋挤满了。倪德全当着众人的面，一字一句地把那封信念了无数遍，杨来福那瞎眼的娘高兴得热泪直流。倪德全说：“干脆我代笔给你儿子写封回信吧，你们想写些啥先说给我听。”一家人你一句，我一句，倪德全拔出钢笔，就在杨家小子的作业本上写了起来。一支烟还没燃完，倪德全就把写好的信给大家念了一遍。一屋子的人都感叹：“巴适得很口罗!我们没想到的你都写到了。”倪德全这封信才写完，邻居张大婶又拿了一封信来，请倪德全也帮着给她嫁在外面的女儿写封回信……就这样，在明晃晃的松明下，倪德全一连写了6封信。
过去找人写信，少不得破费一瓶酒或两包烟，写信的人边抓脑袋边打草稿，得整整耗上一晚上的时间。可这一会儿工夫，倪德全就写好了6封信，在村民看起来简直成神人了。第二天，乌地吉木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啧啧议论倪德全：“倪老师才神口罗，一锅烟工夫不到就写封信，哈哈儿(一会儿)就写了6封!”
乌地吉木离倪德全家远，早晚来回跑是不可能的。倪德全带了行李，备办了锅碗瓢盆，就住在学校里了。为了解决吃菜问题，倪德全到学校的第二天就跟当地社员借了锄头，在学校旁边开了几小畦菜地。可是，菜还没种下去，老队长就过来发话了：“你这不是笑话我们吗?乌地吉木几十户人还会让你没菜吃?”老队长为此专门召开群众会，给群众反复讲：“人家大老远来教咱们的娃娃，难道还要人家自己种小菜?有娃儿读书的，家里吃什么菜就带什么菜；没娃儿读书的，有啥好菜也给倪老师扯点去!”从此，倪德全那间寝室兼办公室的屋子里到处都放满了菜，大到腊肉、香肠、鸡蛋，粗到南瓜、洋芋、红苕，小到咸菜、豆豉豆瓣、泡菜，应有尽有；桃子、李子、杏子、梨儿、柿子一类的水果，更是根据不同时令从没有断过。
倪德全一共有三十多个学生。他对这些孩子同时启蒙后，又按年龄大小分成了三个年级，由他一个人进行复式教学。因为成分高，倪德全不敢多和村里的成年人打交道，而喜欢与孩子们一起耍。下午得了空闲就去看孩子们捉蚂蚱、斗蟋蟀、捉迷藏。更多的时候是孩子们围坐在他周围，支着脑袋竖着耳朵，听他讲诸葛亮，讲岳飞，讲孙悟空，讲杨子荣，直听得孩子们忘了吃饭，没了瞌睡。孩子们一改过去的顽劣，逐渐有了教养，张口闭口就是倪老师怎么怎么说的，把他们的父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
倪德全有老婆孩子，家里还有一大堆农活要干，因此每个周末他都要回家。星期六早早放了学，孩子们跟在他身后，送他一程又一程；星期一他一大早赶回来时，还没到学校，学生早早就在路口等着他了。最让孩子们高兴的是杀年猪的时候，有肉吃不说，关键是父母生怕他们记性好忘性大，出了门还要扯着他们的耳朵，要他们放了学一定把倪老师请到家里来做客。遇上几家人同一天杀猪，几家的孩子为争他吵得面红耳赤。倪德全也就天天吃得满嘴流油，让农家烤的苞谷酒红苕酒醉得左脚绊右脚。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淳厚的民风让过去从来抬不起头的倪德全感到了无比的温暖，他也把自己融进了这个幸福的大家庭，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报答乡亲们。村中无论谁家办红白喜事、娶妻嫁女、乔迁新居、老人祝寿等等，他都要送上一份薄礼，帮忙写对联、记账、当司仪，在欢天喜地的气氛中忙得团团转。倪德全除了写得一手好字外，还懂一些简单的医术。伤风感冒肚痛拉稀之类的小毛病，只要找到他，他随手抓几味自己采的草药，让病人拿回去煎水一喝，保管药到病除，而且从来不收一分钱。
那个时候，民办教师的报酬由两部分组成：国家每月发11元工资，生产队一年记工分3600分，年底参加生产队结算。村里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很多人家吃盐都很困难，几块钱的书学费都是一拖再拖，更别说买本子买笔了。于是，倪德全每个月到公社领了工资，总要顺便从街上买些本子、铅笔、墨水回来，无偿地拿给那些家庭困难的学生使用，以至后来有的学生从他那儿毕了业，家长还不知道上学读书还要自己去买纸买笔。
倪德全干这一行也并非一帆风顺。1975年，公社新来的书记到乌地吉木检查农业生产。当他得知这里竟让一个富农分子上讲台时，大发雷霆，要求马上把倪德全从无产阶级的讲台上赶下来。最后还是老队长出面，说倪德全在贫下中农监督下从不乱说乱动，是一个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和监督的对象。加之那偏僻的地方也实在无人愿意去从教，这才把倪德全给保了下来。
全国恢复高考以后，教育逐步走上了正轨，县上每年都要组织学生统一考试。每次参加这样的统考，乌地吉木的学生总是给倪德全挣足了面子，他教的学生成绩在全区都是第一名，远远超过乡中心学校的水平。越来越好的政策也给民办教师带来了新的希望，几个和倪德全同时当民办教师的都分批转正了。但是这样的好机会，却没有让倪德全遇上。乌地吉木那地方太偏僻，等上面的消息传到那儿，县上的考试已经结束了。倪德全知道这些情况后，只有摇头叹气的份儿。
这一年，乡上组织全乡民办教师进行了两天的集中学习，然后考试。临考前，乡上分管教育的副书记说：“这次考试，教龄在15年以上的可以不考；年龄在45周岁以上的可以不考……”倪德全觉得自己两个条件都符合，想着平时难得帮家里干农活，就没有参加考试，回家帮妻子干农活去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