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1期
节约型社会：能源危机下的传统重塑
作者：王爱军 赵继成
丁元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主任
廖晓义：著名环保人士、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
国际石油价格的每一次攀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牵动中国老百姓的心；关于能源危机的信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政府和舆论的强烈关注；关于环境与生态保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中国人激烈地争论———这一切，与一个人气颇旺的政策性词汇有着必然的联系，那就是“节约型社会”。
重提节约是一种传统重塑
新京报：节约型社会这个概念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丁元竹：去年的全国人大会上提出来后，开始在一些文件里出现，最后温总理正式讲出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新京报：节约的概念中国自古就有，现在重提节约，有没有新的内涵在里面？
廖晓义：其实我们现在是要经过一个回归的过程。
这么多年来，节俭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尺度，珍惜资源呀，简约其行呀，也可以说是一种道德，这种道德或者说哲学支撑了我们民族好多年。我小时候，墨水瓶、牙膏皮都是要卖的，骨头做骨粉，西瓜皮拿来喂猪，连淘米的水都有人收。有研究表明，中国古代的垃圾分类、废品循环系统在国际上是很有影响的，当时的中国更没有一次性用品。
新京报：从勤俭持家到现在重提节约，我们大概走过了怎样的一个过程？
廖晓义：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古代，我们的先民是比较自觉的，并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奉行珍惜资源，简约其行，修身养性，高尚其志，关爱生命，强健其身，敬畏自然，等等，这是一种道德准绳。第二个阶段，在近代中国，受现代性影响，节俭的传统淡忘了，但迫于拮据的经济环境，又要强国，所以我们又选择了节俭型的发展思想。而到了第三个阶段，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们不缺钱、技术、劳动力了，于是很多人丢掉了勤俭节约，开始全方位拥抱现代性的消费主义。现在必须来一个传统重塑。
新京报：中国现在的经济环境已经大大改善，在新的条件下，怎样理解节约型社会的概念和要求？
丁元竹：我觉得，以前我们在潜意识里是在追求美国的发展模式。包括GDP的比较呀，发展小汽车的比较呀，住房面积的比较呀，等等，都是在追求美国的消费方式。但美国的模式实际上是5％的人口消耗着全世界差不多25％的资源，这种方式咱们消费不起呀。
反思我们25年来的发展，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一种粗放式的，浪费严重。今年我去香港，在香港，100平方米的房子，那是豪宅呀，而100平方米的房子在我们这里，是小房子了。还有，我在日本发现，日本的旅馆很小，70平方米的房子就是很大的房子了，可这并不表明日本经济实力不强、不先进。所以，所谓节约型社会，就是指对日常性能源的节省，对消费模式的重新设计，要提倡节约能源和资源，比如家庭要节约水、食品、电，政府要节约土地等。
丢掉心灵和自然家园我们将无家可归
新京报：在很多人看来，以前我们提节约，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好，现在我们富裕了，有条件了，为什么还要提节约？
丁元竹：你不节约就没法持续啦！就说石油吧，现在几乎40％靠进口，到2010年可能60％靠进口。我们的人均耕地是世界的1/3，我们50多种矿产资源中现在大概有30多种要靠进口，到2010年我们几乎都要靠进口了。说实话，你这么大一个国家，资源这么短缺，其他国家又对中国能源进口设置种种障碍，不节约能行吗？
另外，我们的环境面临着两大危机，一个是污染，特别是城市污染，比如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不少；另外一个就是生态破坏，我们现在差不多每年就有一个县沙漠化，接近2000多平方公里。所以我们可持续发展的潜力非常小，未来可以看得见的危机逼迫我们不得不重提节约，必须建设节约型社会。
新京报：具体地讲，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廖晓义：我举一个例子，据说中国知识分子现在的平均寿命是53岁，我就在想，是什么使人们为了财富而放弃生命？很奇怪。这就是人们既消耗了资源，又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自然毁了，心灵伤了，身体垮了。而且拥有的财富又不安全——谁又能保证自己吃的饭安全？谁能保证自己的建材是环保的建材？地下水还能维持多少年？北京城的大漏斗什么时候会塌陷？
更严重的是全球气候变暖，这是灭顶之灾。人们为了维持奢侈的生活，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中国70％使用的能源是煤和石油，产生的二氧化碳造成温室气体，再造成荒漠化扩大、海平面上升。
2000年我看过《环境报》的一篇文章，世界银行和中国的专家做过一个报告，到2050年的时候，一些沿海城市会被淹。我到上海时，老是想起1995年我到美国CNN采访一个环保制片人，他给我看他做的片子里的一个特技，他把几个城市的照片撕了丢在水里，意味着这些城市将会被淹。撕碎的照片里有哪些呢？有曼谷、伦敦、上海。另外，气候变暖会导致雪线上移，雪线上移就意味着江河断流。2002年的时候我去祁连山，当地的牧民说，3年前你们根本就进不来，现在是封山的季节。
新京报：看来，资源短缺和生态破坏危机已经非常严重。
廖晓义：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代人奢华的代价，需要寻找我们民族能够生存5000年的秘密。有学者认为，世界上只有两个民族一脉相承，一个是中华民族，一个是犹太民族。他们只有心灵家园，没有自然家园；我们不能丢掉自然家园，否则到最后，我们可能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如果这么多人都成了生态难民的话，我想没有哪个地方可以接纳我们。
厉行节约存在制度和观念障碍
新京报：现在我们重提节约，主要的障碍在什么地方？
丁元竹：主要是制度性障碍，节约现在还只是一个口号，没有非常具体的措施来约束。比如，我在家把空调开得很低，你管得着吗？比如，驾驶小汽车，香港有很高的泊车费和牌照税，新加坡也是，而我们的很多城市还没有。还有水的消费，像在香港，假如约定一个月是人均3吨水吧，如果超过了，缴费金额就非常高。而我们还缺少这种细节性的制度。
新京报：除了制度，还有什么障碍？
廖晓义：我觉得还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建设节约型社会、提倡敬畏自然，是阻挡一些人无节制开发的道德篱笆。他们要拆掉它，因为资本仇恨它，资本害怕它影响贯彻自己的意志；还有就是缺乏新的时尚观，以为消耗越多越时髦，其实消耗了后代的资源，欠后代的就越多，有什么好时髦的？
再有就是缺乏公民社会的发展，如果没有公众的参与，叫破嗓子都没用。我们在北京建设了一个绿色社区，有专门的社区环境议事会，有人管垃圾的分类，有人管节能灯的普及，还有人负责教环保歌，大家都是自觉的，非常和谐。
还有一点，现行的经济体系没有计算真正的生态价值，比如一棵树，在云南一些地方，20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一棵30年的树，但没有计算涵养水源的价值、为动物提供栖息场所的价值、净化空气的价值，以及瓜果的价值。其实这棵树真正的价值，不是200元、2000元、2万元，而是19.6万美元，这是国际专家们共同算出来的。可是富裕者只只花了很少的钱就拥有了这一切，却没有为真正的生态价值付费，这对穷人不公平。
预算与节能结合才能实现节约型政府
新京报：在今年的节能活动月中，中央政府明确提出了建设节约型政府的概念，怎么理解政府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的责任？
丁元竹：我觉得政府的责任非常明确，第一就是要立法、要规范，包括通过税收、产业调整的方式来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比如汽车工业，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进行调节；而居民消费汽车，政府可以通过征收燃油税等来制约。第二要制定标准，比如空调的使用、水的使用，要根据目前的资源状况，制定标准强制性地执行。第三个就是要监督，我们现在规则制定了不少，执行得却不好，主要就是监督不够。第四个就是政府要有长远的规划，比如欧洲，满大街跑的都是没有屁股的车，都是紧凑车型，哪像我们中国，这就需要政府有长远的发展规划。
廖晓义：政府的责任主要包括对内和对外两种，对外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而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费者，对内要做节能的表率。以美国这样的高消费国家为例，上世纪90年代有个规定，政府所有公务人员，所用纸必须60％以上为再生纸，这叫作绿色采购。而且所有空调不能低于26度，建筑应该是环保建筑，还有节能用水，等等，很多很多。
新京报：怎么能让政府做好表率，把节能做下去？
丁元竹：政府要制定节能标准，让公众参与对政府的监督，比如用车标准、用水、用电等。公众要监督，关键是监督政府的预算，而我们的不少地方政府，除了预算内的，还有预算外的，比如各种收费，这一块很难控制。因此最根本的就是要把节能和预算结合起来，彻底地把预算外的收费纳入预算内，然后公开透明。比如发改委，假如现在是2000万预算，我给你砍掉一半，你就必须节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