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0期
我的男老师
作者：特里．米勒．沙隆
一天早上，他说：“选你在班上最好的朋友，然后把你的课桌挨着他的旁边放。”
什么?我们面面相觑。
一个女孩举手：“你是让我们把自己的课桌放在我们最好的朋友旁边？”
“我是这个意思。这样方便你们互相帮助。”
教室里一片嗡嗡声。别的老师总是把交情好的分开。显然，新来的这位不懂规矩。
每当我抱怨新教师的奇思怪想的时候，母亲总是安慰我说：“特里，他只是个男的罢了。他只是个人，和别人一样。”
但事实证明她错了。在我的生活中，他绝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就在第二天，我正冲着作业本上的数学题犯愁。瑞哈特先生在我的课桌前停了下来：“有问题?”
我默然地点点头。
“你找你的同桌帮忙了吗?”我还没来得及摇头，他就轻声地提议道：“你为什么不呢?”
我的朋友瞅了一眼我的本子，说：“你怎么弄的，到底动脑筋想过没有，弄得这么乱。”她用她的橡皮擦把我的本子上乱七八糟的涂鸦和深浅斑驳的橡皮痕迹清理干净。“这样!”她说，“干干净净地从头开始。就大不一样了!”确实如此，而且如果不是我朋友的建议的话，我绝想不到。
在班会时瑞哈特先生也与别的教师不同。他不会刻意地在自己周围划出“我是大人”的分界线。我们可以和他谈心，就好像他和我们一般大小，毫无拘束。轮到他说话时，他谈话的口气就好像我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他兴趣盎然地倾听我们的意见，提出自己的非强制性的建议。
在那一年，我的心里充满了对核战争的恐惧。每当进行防空演习的时候，我们就躲在课桌底下蜷作一团。友人家里都修建了用作空袭避难的地下室。在我们的房子里，我们在壁橱里放了一个木箱，“以防万一”。我和朋友们不厌其烦地讨论“当我们被袭击的时候”，我们会在哪里?我们会在做什么?
一天在操场上，瑞哈特先生信步走过来，我请问他的想法。
他毫不犹豫地说：“因为生命无常，我们应该由衷地庆祝活着的每一分钟。”他抬头环视着四周的操场上的孩子们，玩格子戏的孩子，跳绳的孩子，还有的孩子在踢毽子。又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补充说：“一定要做你最喜欢做的事情。”对我而言这显然是他的肺腑之言。
我对十五年级的体育课简直是恨之入骨。我没办法协调有序地挪动两条过长的双腿跑步，我对球都无可奈何，无论是接、打，还是扔。在那几年里，我参加体育运动只是因为不得已。
在学校昏暗的半地下室里有一个快餐厅和体操队在雨天用来活动的大房间。瑞哈特先生就利用这个地下室的房间上他的体育课：跳舞。运动就是运动。一想到换个法子的折磨，我的手心就紧张得出汗。“要勇敢!”上课第一天瑞哈特先生在我的耳边低声说。
我们跳华尔兹，学习波尔卡舞，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跳四步舞。我们的教师负责喊口令，放录音，示范表演，手把手地教，身兼数职。我惊讶地发现每一个人，甚至班上的跑步健将，最棒的玩球好手，比起我的毛手毛脚来说只能说是不相上下，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跳舞对我来说就不是那么难以忍受了。整个冬天只看见我们昂首挺胸地合着“铃儿响叮铛”的曲子舞步翩翩，厨房里飘来阵阵意大利面条的香气，混合着消毒水的味道。冷硬的寒风拍打着地下室地面上的半扇窗户。
当我和瑞哈特先生搭档的时候，他轻声地在我的耳旁数着节拍。等到舞曲结束，他轻声说：“你跳得很棒。别忘了我说的话。”真是太有趣了，我已经忘记了这也是运动之一。
作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我们要成双成对地在班级面前汇报演出。“要有创意。”瑞哈特先生鼓励我们说，“使它成为一种乐趣。”
我的朋友和我，两个同样害羞，拘谨，羞于登台的人选择了“圣弗朗西斯科”这首曲子作为伴奏音乐。我们抓紧课间休息时间练习，在午餐时间练习，放学后继续练习。就这样练习了好几个星期，直到舞技纯熟，自然流畅。
尽管我已经对所有的舞步了如指掌，但临到表演那天早上，站在舞台上，就像有人掐住了我的脖子一样快喘不过气来了。我凝望着站在房间最后面的瑞哈特先生，他微微一笑，点点头，好像没有看出我的声音因为惊恐而尖细痉挛。
“棒极啦!”当我们跳完后鞠躬谢幕的时候，他喊道，像打雷一样噼呖啪啦地拼命鼓掌。无疑他的掌声更多的是献给我们的自信，而非我们的舞技。但在那一刻，我的骄傲与沐浴在观众奉献的的花雨中百老汇的明星比起来也毫不逊色。
“你意外吗?”当天课后我们问瑞哈特先生。
“一点也不。”他摇摇头。“你们很勇敢。就像我期待你们的那样。”
“我不勇敢。”我坦白说，“我想哭或者甩手不干或者干脆跑出教室。”
“是的。但是无论如何你没有那么做。这就叫勇敢。不是你怎么想，而是你怎么做。”
啊！他的话像箭一样射中了我的心，我的眼睛倏地一下亮了，恍然大悟。这是我生命中几次最振聋发聩的“啊”的经历之一。
那天晚上吃牛排的时候，妈妈问：“今天你在学校里学了些什么?”我毫不迟疑地回答：“真正的勇敢。”
但是我心知肚明，当我离开瑞哈特先生的班级时，用以武装自己的知识是任何测验也无法考查的：团结，乐趣，尊重，勇敢。在我的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