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0期
老师，您是知识分子吗？
作者：高志忠 蔡兴蓉
工业界有工业技术员，农业界有农业技术员，教育界有作业（练习）技术员。从这个角度看，高级教师和八级钳工应该没有质的区别。那么，技术员算不算知识分子？翻开字典一查，算的。但我还是认为，这个界定是过于笼统了。美国人就从不把专家和工程师列入知识分子的范畴，爱因斯坦说得更干脆：“专家不过是一只懂技术的狗。”
林肯把知识分子比喻为“牛蝇”，大意是指那种专给社会找“碴”的人。我国也喜欢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之类的话。这么看来，则知识分子并不是有知识即可，他更应该是有公共意识和独立人格的“思想分子”。
而我敢说，教师中这样的知识分子，正如孔乙己掌中的茴香豆，“多乎哉？不多也。”
如今，教师不读书或读书少（除了专业书）已是公开的秘密。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我们对之思考得越是持久和深入，就越是能在我们心中引起惊奇和敬畏，这就是星云密布的苍穹和人类心中的道德律。”对“作业技术员”来说，“星云密布的苍穹”未免太高了，而“人类心中的道德律”又未免太深了！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思考是一条直线，永远通向未知。
而“作业技术员”的思考则如一条线段，不越雷池一步。我对众多教师的“线段人生”留意许久，以致发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怪现象。譬如，语文老师不爱写诗，政治老师不读一本哲学原著，物理老师无法修无线电,生物和化学老师对实验不感兴趣……这么说吧：各科老师走到社会上去，你很难看出其职业特点，只有当孩子举着练习薄前来讨教的时候，你才会恍然大悟：哦，这是老师！许多老师自己也说，有朝一日不教书了，不知道何以谋生？本人从事语文教学多年，对语文这劳什子尤为困惑。我能确定的只有一点：这是一门格外古怪的学问，或者说根本就不是一门学问。它一意限制学生的想象力，这是众所周知的；而它使语文老师左不愿向学者靠近，右不愿向作家靠近，更是乌龟摔在石板上——硬碰硬的现实。
这些年来，教育体制一直塑造着教师的“线段人生”，使教师像水土流失一样，不断丧失着批判意识和冒犯精神——而这一点，又恰是知识分子的魂魄所系。别里科夫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是政府明文规定的，他就觉得合情合理。”（契诃夫《装在套子里的人》）。我们的教师当然不同于别里科夫，在谈论体制弊端和管理弊端时，嘴角边还往往流露出讽刺的微笑。然后——然后却是照做。怎么，检查团又要来了？啧啧啧！又要带学生造假？然后走进教室，说：“同学们，明天把家里的花盆或图书带来，学校要借用。请大家转告父母，这只是给学校装装门面子，用过再还回来。”
如你所知，体制可以扭曲一个人。如果它愿意，也可以扭曲一只狗，一只猫。
都说教师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这是对的；乐呵呵与现行体制打成一片，那才叫怪呢！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在被扭曲的同时，也能反抗这扭曲——有多少教师意欲突破“线段人生”，而在“作业技术员”和“灵魂工程师”之间低吟徘徊？遗憾的是，就整个教育界来看，这种反抗的范围还不够大，力度也还嫌弱。甚至——在我看来——有些“教育专家”也不过尔尔！他们名噪一时，难免四处演讲，以至一介寒师若我辈者，也有幸听过几回。我不无惊诧地发现，在他们（以我所见为限）身上，你同样很难看到知识分子特有的批判意识和冒犯精神！有个“专家”甚至一再告诫听众，要有“感恩心态”。他的意思是：与历史相比，现在是够好的；教师做好份内的工作即可，对自己管不了的事，大可不必杞人忧天。他举出例子：有一天学生都嚷热，他就把学生从教室带到操场上，然后让大家一齐骂太阳，看太阳能不能变凉一点——自然，太阳并没有变凉。
正所谓妙手偶得：这正是对“线段人生”的绝妙注释。
我以为，知识分子最根本的特点，还不是上文所说的“思考是一条直线，永远通向未知”，也不是其“批判意识和冒犯精神”，而是他的自律道德。已故作家王小波认为，知识分子最害怕的，是“生活在一个不讲道理的时代”，精辟！我愿意补充一句：知识分子跟人讲道理，也跟自己讲道理——他没法做到人格分裂。这方面的例子，从苏格拉底到鲁迅，我们可列出长长的名单，哮喘病人一口气念下来，肯定会昏厥好几次。
“知而不行，非为真知。”知识分子正是且行且思、言行一致的人。换个角度讲，则知识分子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只是他人生的一部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外化。纵然遭受到挫折和打击，——这是屡见不鲜的——他也只会迂回前进，而耻于半途而废。所谓“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大概即指此吧？这么一来，则知识分子就自有一种气象，一种格局，看去令人神旺。这里有个例子：鉴于苏·卡门（钱学森的老师）在科学上取得的卓越成就，美国政府曾为他举办过一个授奖仪式，老人出于礼貌参加了。当老人从领奖台上走下来时，不小心闪了一下腰，肯尼迪总统赶紧上前扶住。不料老人推开肯尼迪的手，说了这么一番话：“总统先生，物理学上有个常识，想来您是知道的：物体只在上升的时候需要浮力，下落的时候是不需要帮助的。”
不言而喻，教育的成败，取决于教育界知识分子的多寡。
老师，您是知识分子吗？
我以为，不喊出这个问题，我们大约会把所有的责任往体制上一推了事，并误认为只有时间，而没有永恒。